在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传奇》的播出和宣传的推动下，武则天毫无悬念地再次成为传媒热点。也许我们从它的名字就可略窥其主题，它着意描绘的是后宫女性“媚娘”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而非传奇女皇武曌吞吐风云的人生。“武媚娘传奇”，只不过是“武则天秘史”这个词汇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一

作为历史文学创作者喜闻乐见的资源，唐代——其实不止唐代，古史上历朝皆然——最受关注的故事大抵可以分成三类：宫闱情事、政坛权谋与沙场战事。这三个类别的故事，也恰是相互缠绕、充满禁忌的文明话题：性、政治与暴力。武则天正是一个符合这三大主题的对象，自骆宾王《讨武曌檄》开始，她或被定位成一个从少女时代起便心理极度变态并表现出暴力倾向的权力拥有者，或被塑造成欲实现个人野心而施展狐媚手段迷惑君王的乱国妖姬。这两种形象在骆宾王笔下本来是并存的双子星，后来则因创作者对题材的选择而日渐分离，而无论是“暴力狂”还是“政治荡妇”，都是基于政治标准的定位。她改唐为周的“篡权”行为加上作为“第二性”的女子身份，使得后代的历史文学常常给她贴上反面人物的标签，就连并非以她为主角的作品也往往要对其政治作风或个人性格略加讽刺，魔幻小说《镜花缘》将主人公逃亡海外的原因归之于武氏当政，《平妖传》更是将宋代的“反贼”王则指为她的转世。

正统史观与男性中心意识，是武则天被视为暴力狂或政治荡妇的观念基础，这种观念在唐宋以降的各类文史典籍中逐渐发酵，在文化碰撞空前强烈的近代，一些敏感的作者一方面学习西洋文学的写作手法与框架结构，在谋篇布局中将这位女皇的人生尽可能地做奇诡化描写，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掘九流百家之说中的可用资源，用欧美现代词汇将史上对武曌的各类记载进行现代转化，其表现重心则是这位政治女性身上所具有的“东方特色”：面对政局变幻始终保持冷静、将铁腕手段与神秘主义完美结合、人格障碍导致的极度嗜血、荒唐的纵欲生活。

皇家秘辛永远是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所以收罗关于武则天的各种记载然后用现代概念加以包装的写法至今仍有市场。其在通俗阅读领域的影响力也波及影视业，各类以“武则天”为题材的影视剧大抵都是这类“现代转化”的产物。

二

将武则天故事现代化导致其形象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这种写法，也并非全是为猎奇的缘故而广纳稗官野史之作。林语堂在大半个世纪前用英文所写的《武则天正传》(La-dy　Wu)就是相对严谨的。据林语堂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立意在于以正史为蓝本来“对智能犯罪做一项研究”，因为“她的野心已到疯狂的程度，但方法则精确可靠，稳扎稳打，她冷静镇定，方寸不乱……若是她的行动犯罪，她却时时能使之合理合法。”因为这是一部面向英语世界读者的书，所以他专门将武则天与西洋史上几位女性做了比较，认为“这个女人是古今少有。与其他高贵的女人是不易相比的。既不是埃及艳后克丽拉，也不是俄罗斯凯萨琳女皇。她一部分像英国伊莉莎白女皇，一部分像法国亨利二世的皇后凯萨琳·德·美第奇。她有那位英国女皇的精力，有法国皇后的残忍。当然，她是匈牙利与波西米亚马莉亚德莉萨皇后的正相反的人物，武则天公然蔑视道德家……她粉碎的传统，创始的改革，引起的紊乱，超过历史上任何阴谋险诈的男人。”他还将武则天与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蕾相比，假设杜巴蕾夫人做出武则天的举动会在法国产生何等影响，来衬托这位中国中世纪时期的女皇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破坏力。

林语堂对武则天的定位，以及写作《武则天正传》时的取材原则，都是“现代转化”派中比较特别的，他没有将眼光瞄在最易吸引眼球的私生活问题上，因此摒弃了若干虽然不可信的香艳传说;他也不甘于单纯表现武则天清除对手时的暴虐与变态行为，而将暴力的运用所具有的合法性认定作为武则天“智能犯罪”的案例，分析这样一个“野心家”为何能一再获得成功，又靠着这一连串的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

当然，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林语堂个人的自觉，这和他创作时对目标读者的设定或许有关。宫廷艳情故事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并不算新鲜，血腥屠杀的历史在欧洲也并非闻所未闻的传奇，并不是给主人公披上一件东方式的礼服或是黄金甲就能让他们买账的。这一点林语堂自然了解，然而几十年后的东方文化推广者们却似乎不懂，导致各种中国风的西洋故事在欧美屡屡碰壁。作为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成功作家，林语堂巧妙地选取了“智能犯罪”这样一个颇具悬疑色彩的主题，可能他想将武则天塑造成一个类似柯南·道尔笔下的莫里亚蒂教授那样的终极魔王，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部不同的作品。

三

尽管在主题的选择上颇为机智，但林语堂对武则天的看法则大致与其他“现代转化”派作者并无二致。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价值伦理，该书还是在强调武则天的非正统性和非正义性。

若稍微注意一下范冰冰版的“武媚娘”传奇，就会发现这部剧与一般的“现代转化”作品存在的不同，那就是剧中频繁出现“关陇世家”、“关陇世族”之类的名词。这是在通俗作品中加入专业词汇的嫁接术。所谓“关陇”，是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关陇集团”，他为了对北朝后期至隋唐的中枢政治做一个宏观的描述而提出这一概念，在他的解释体系中，在唐玄宗之前，高层官员中的文臣武将基本都出自这个集团，因而“关陇集团”牢牢控制唐前期的中枢政局。这个集团不但在唐代前期有如此强的影响力，而且自西魏时期形成以后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魏北周和隋朝的高层政治也是由“关陇集团”把持的。

“关陇集团”是陈寅恪的发明，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词汇，所以《武媚娘传奇》中众人动辄拿“关陇世家”说事儿未免显得荒唐。另外，这个概念对隋唐历史的解释是否准确，在史学界本身仍存在争议，有关“关陇集团”的商榷文章，足可以汇成一部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厚几倍的大书。不过这一概念至今仍是隋唐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说与研究课题。而武则天在这一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关陇集团”对中枢政治控制力的减弱，正是从武则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唐高宗想要立她为皇后的事件——开始的，正因如此，唐高宗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的这一事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备受关注。此外，武则天主政时期推行的政策对唐代的影响也逐渐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史学研究中，她不是以暴力狂或是政治荡妇的形象存在，对其行为的道德评判也日渐减少，其政治举措的历史影响及其个人的政治地位成为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现代历史学也好，政治学也罢，研究的出发点都不是道德评判，这种研究取向的存在，让武则天终于摆脱了贴在头上的种种标签，与男性帝王一样被研究者一视同仁。可惜的是，史学界对武则天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政治行为与历史作用的研究，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推广到公共史学领域，而对公众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以中立理性的立场看待武则天，基本被摒弃于科普的范围之外。因此普通读者在了解学界对武则天的一些说法之后，往往还是回到自己接受的观念上来，诸如“她的政策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她依然是个野心家”或是“酷吏政治不是武则天的执政常态，但是她任用酷吏正说明她是个残忍的人”。将道德评价与事实认定混为一谈，是社会上一般的历史观念长期处于前近代水平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的存在，正导致了武则天在公共史学领域的接受困境。

四

只依靠学术普及来完成整个社会历史观的转变是不现实的，这种转变经常要靠优秀的历史文学来完成。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就是希望通过欧化的历史叙事让国人摆脱王朝思维而接受现代国家观念，从而促成“国民性”的养成。作为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武则天及其传奇人生自然可以作为历史文学的重要素材，但关键是如何来写。

还是先以《武媚娘传奇》为例。很多批评者都提出，这部剧“洗白”武则天的意图太明显，一方面突出宫斗与权力争夺的残酷，一方面让武则天置身事外，把她说成一个无意争风吃醋更无意弄权窃国的天使。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来美化甚至神化某个人物、某段历史的做法于我们而言并不新鲜，当再一次面对被洗白的武则天时自然会感到厌恶。这种非黑即白的表现形式恰恰体现了剧作在核心故事描述上的苍白，无法在已有的历史记载基础上进行突破，也缺乏合乎历史情境的情节原创，只能玩些“反正话”的简单技巧，将史书上的观点来个颠倒黑白。

出色的历史文学作品，并不在于将已有的历史记载彻底颠倒过来，而是应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假设，提出“如果……将如何”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设计原创情节。已发生过的历史无法更改，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永无止息。怀着假设的热情，在事实之间寻找缝隙，将假设的情节植入其中，以之表现所要刻画的人物所具有的特色，或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观念，正是最优秀的历史文学的追求。一般的历史文学作品，在写作时能够对作为素材的相关记载进行考订，并用合理的表现形式、合适的语言风格将故事讲好;庸俗的历史文学之作，则着意给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寻找理由，但更像“就是好来就是好”的牵强口号;等而下之，则是为满足受众而指鹿为马的媚俗之作，不过这类已经不能称为“历史文学”而只能依照“古装剧”的说法称之为“古装文学”了。

有关武则天的历史文学作品，其实并没有特别出色的范例。前面提到的《武则天正传》将故事讲得很流畅，但对历史记载的考订与反思很少，只能算是一般的历史文学作品;日本作家原百代的《武则天》在流畅的叙述之外也重视对史实的考订，与林语堂的作品各得其妙。而某位文学家、史学家在特殊历史时期创作的剧本《武则天》，将武则天的反对者都塑造成野心家、分裂者，只有她是为国为民的正义化身，大概只好算是庸俗之作。

出色作品的缺乏，并不是只出现在武则天这一个具体题材上的问题，其他历史题材的作品大致也是如此。于我们而言，历史文学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传奇与演义，但这些只是消费品而非珍品，虽然喜闻乐见，但若有人认真地创作起历史文学作品，往往也不大受尊重。当然，不受尊重的不止历史文学，侠义公案题材的作品也是如此。就在这个领域，有一部容易被忽略的作品非常值得一读，那就是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陈文统)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女帝奇英传》。

旧学素养深厚的梁羽生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独得之见，而最能体现他个人历史观念的作品就是《女帝奇英传》。这部小说以武则天当政为背景，讲述了李唐皇室后裔“复国”、“复仇”的故事。不过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以复仇为主题的侠义小说，而是在描写家国情仇与江湖恩怨的同时，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也一起编织进去。从内容上看，这不是一部以武则天为主角的小说，而且并不以重述历史为目的，不能被视为“历史文学”，可是梁羽生将自己对武则天的看法，对武则天执政得失的评判，对唐代江山为何会被武则天取代等问题的见解都写进了书中。武则天看上去只是一个背景人物，可是没有像《薛刚反唐》之类的作品一样被脸谱化，在书中，她的作用比分给她的戏份要多得多。她的身影无处不在，不但影响了剧情冲突，甚至左右了所有人物的人生抉择与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