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陈道明本人就如《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一样，总给人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有人评价他傲气、刻板，也有人说他低调、随和。

他能在年少轻狂时及时自省，也会在优雅钢琴时爆出粗口。

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想法和想法之间矛盾，做法和做法之间矛盾，想法和做法之间也矛盾。这种矛盾是种愉快，也是种痛苦。

这是陈道明对自己的评价。

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按照自己“规矩”活着的人。

1955年4月26日，陈道明出生在重庆道163号的一幢三层小洋楼里。

陈家是书香门第，陈道明的父母、手足除了教师就是医生，学问深厚的陈父一直视演艺圈为“文化死角”，而陈道明最初的职业理想更是只有三种：医生、律师和外交官。

陈道明曾在天津十二中就读，中学以前他的生活十分平淡，更没有表现出什么戏剧天赋。

“当演员”是他16岁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

但随着特殊时期的来临，父亲被打为“右派”，陈道明懂得，如果不做出改变，等待他的一定是“山上下乡”。

1971年，认清现状的他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在高中老师的“逼迫”以及父亲无奈的默许中阴错阳差的考上了天津人艺。

在天津人艺的前七年，陈道明几乎没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上一场民兵甲，下一场群众乙，都是跑龙套的活。

在一次表演中，剧情需要陈道明扮演匪兵从左边幕条跑到右边，于是为了表达对长期“龙套生涯”的抗争，化妆时他只画了面对观众的半张脸，理由是“跑过去时观众只能看到一边儿”，结果被领导狠狠的批了一顿。

这种抗议的方式很“天津”，“坏”中带着幽默，还不失反抗精神。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物质生活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从这个时代走出来的陈道明仍旧单纯，他并没有出人头地的奢望。

他的梦想很简单：站在舞台前，面对观众说上两句正经台词就行。

这在他眼中是很光荣的存在。

因此，就算抗议，陈道明也从未放弃过业务上的钻研，同样是龙套角色，为了演好一名工人，他在炼钢厂足足待了仨月体验生活。

他有自己的行事法则，对不合规矩的，会审时度势的抵抗；对想要得到的，会心存理想而努力。

这是伴随他一生的个性。

1978年，陈道明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杜宪，彼时的他还是天津人艺一个不起眼的小演员，而杜宪在北京广播学院就读。经过杜宪舅舅的牵线，两人一见钟情。

为了不与杜宪分隔两地，1979年，陈道明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这次选择也促成他后来演艺事业的成就，但提及自己的成功时，他总是夸奖妻子的功劳：

只能说是她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

比起灯红酒绿的娱乐圈，陈道明更愿意在家与妻子同坐窗下，给她裁皮包、给女儿做衣服。

这可能是天津人天生疼老婆的基因在起作用。

感情有了归宿的陈道明，事业也开始步入正轨。

1982年，他拍摄了电影《一个和八个》，这部作品后来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推迟了上映。

但好运并没有让陈道明等太久，1984年，凭借电视剧《末代皇帝》中溥仪这个角色，陈道明一夜成名。

“突如其来的成功，或许就是我的命运。”陈道明说。

但其实成功的背后，还有他对溥仪这个人物长达四年的研究。

好运气不是随便来的。

陈道明出道至今几十年，仅有30多部作品，这和如今流量明星们的“敬业”程度毫无可比性，但这种平均一年多一部作品的速度，就算和同时代、同资历的老演员比，也着实少了很多。

这背后的原因，是陈道明对剧本的极度挑剔：

“我不认为我最好，也不认为我最贵，我永远是看片论酬，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不上就是不上。”

可在1988年碰到后来带给他巨大荣誉的好剧本《围城》时，他又反复推让起来。

这次不是他挑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解放前知识分子生活感觉，怕毁掉“方鸿渐”这个角色。

经过导演的反复劝说，陈道明才终于肯出演。

为了演好方鸿渐，大夏天陈道明穿着大褂在家里踱步、念白，如果稍微体会一下陈道明塑造的这个人物，会发现他的精神总是处于游离状态，被人问及时才会回过神来，这就是他摸索出的“一惊一乍”的表现方式。

“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陈道明。”

《围城》的作者钱钟书这样评价。

对人物的深刻理解，让陈道明把玩世不恭、酸腐气息浓郁的文人方鸿渐，演绎得入木三分。

这个角色，陈道明拿下“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与此同时，他也真正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成功演绎了方鸿渐，陈道明才得以结识钱钟书，并因此影响了他的一生。

《围城》过后，进入90年代，因文化和商业之间交流碰撞，陈道明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免不了被物质崇尚所摧残。他开始热衷于接受采访，甚至主动去接触粉丝。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教会了我轻狂，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我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是陈道明的自我反省。

幸运的是，在这段轻狂岁月中，陈道明身边有钱钟书这样的人。

“这几年，我觉得自己有些轻飘了，浮夸了，也许有点小名气了，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没想到，去了钱老家里几趟，我忽然明白了——那么大一位学者、作家，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也没啥现代化玩意儿，除了那满屋子的书，家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煨中药的瓦罐……在钱老先生面前，我真的觉得自己太无知太渺小……”

这时的名利场对于陈道明来说也是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而他想出去。

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陈道明选择暂时离开演艺圈，进入一种半隐退状态。

不做无为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在“选择离开”这件事上，是“无为之事”，还是“有为之事”，只有陈道明自己最清楚。

在沉寂了两年后，陈道明才断断续续的拍摄了《北洋水师》《一地鸡毛》等作品，20世纪最令他满意的，应该算是1998年在纪念老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出演的《二马》。这部作品中，陈道明的演技更加精湛，他自认为比《围城》要好，但偏偏看过的人很少，陈道明很是痛心。

毕竟年代不同了，谁还看《二马》呀？都看《还珠格格》去了。

“不能观众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要不怎么强调文化导向呢，但我也不拧着市场，尽力而为吧。”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然适用。

陈道明这一“尽力”，“尽”出了他的巅峰之作。2001年，《康熙王朝》登上荧屏。

也许是《末代皇帝》里溥仪演的太过憋屈，所以陈道明对千古一帝康熙的研究和演绎更加深入。自电视筹备之初，陈道明手边的《史记》《清史稿》就从未离开过，那段时间，陈道明甚至杜绝了所有非必要社交，反复揣摩康熙大帝的心理世界。

10年后的他，对于演戏，仍旧保持着最初的敬畏与赤诚。

毫无疑问，《康熙王朝》收获了巨大成功、掀起了收视狂潮的同时，也奠定了陈道明在演艺界的地位。

地位有了，但回归后的陈道明仍和以前一样，刻意与娱乐圈保持距离，尤其不喜欢饭局。就算不得已参加，在演艺圈的朋友带来陌生人时，陈道明也是会一言不发。

在接受杨澜的采访时他说：

“我一上酒桌就觉得是种煎熬，没话说，因为我不喝酒，尤其当有人喝醉酒后，一个主题一句话跟你说五遍的时候，你就感到一种窝火、一种愤怒。”

这并非是一句为了树立人设而说的虚话，陈道明甚至在后来的一次圈内聚会时表达出过这种态度。

2018年2月的一次娱乐圈大佬聚会中，冯小刚让《芳华》的女主角苗苗跳舞，陈道明先是替苗苗解围，但发现无效，醉酒后的大佬们反而更加不依不饶，无奈之下陈道明爆出一句粗口：你TM没看过跳舞啊！

也许冯小刚本意是好的，出发点不过是为了提携新人，但一众大佬显然已经习惯了不去征求后辈的意见，而直接半强迫式劝人的流程。唯独陈道明站出来劝阻此事。

这件事中，冯小刚未必小人，但陈道明确实君子。

陈道明也因这句粗口被推上热搜，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

原来温文尔雅的陈道明也有“老炮儿”的一面。

在最初的北京俚语中，老炮儿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般是指高英培口中进派出所如同回姥姥家的那类人。再后来，老炮儿的意思引申为看似玩世不恭，实为是行业精英的人。

陈道明看似和“老炮儿”二字并无太大联系，但他无时无刻崇尚的规矩和坚守的底线，确是老炮儿精神的本质。

若试着探究陈道明远离娱乐圈的原因，其实仍是他的老炮儿精神在“作祟”。

因为有自己的“底线”和“规矩”，陈道明看不惯如今影视圈内的种种做法，但他在公开场合中也毫不避讳的正面斥责：

“一些年轻演员品德败坏，甚至吸毒，还辩称是因为压力大。你有老百姓压力大吗？你比老百姓挣得多，社会关注度高，如果还说有压力，那就是想出名、想风光的压力。这就是没教养的体现！”“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

“缺少教养”“寡廉鲜耻”“为老不尊”这些言辞无疑是激烈的，他不喜欢去迎合圈子里的这些“正常”的生存方式，也对现实颇感悲哀和无奈。

所以他才选择远离这个圈子，尽量让自己边缘化。

这种边缘化表面上看是一种清高和孤傲，内在其实是一种自省与清醒。自我约束，尽量净化自己，尽力去改变一些事，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

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天津人的文章，他们把天津人描述成只会贫嘴逗乐的小市民，其实陈道明才代表了天津人骨子里的性格。

娱乐圈近几年风波不断，人物浮沉，流量明星当道的今天，真正去钻研业务的人少之又少。但陈道明对看不惯的事情，从来都敢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在人人都“抓住今天的钱才会想明天的事”的时代，他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规矩和底线。

到了“国破山河在”的时候，陈道明乐意出头。

毕竟聂公桥在那儿架着呢，天津人骨子里就是干这个的。

“老炮儿”陈道明，他用自己年过花甲人生，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天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