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在诗人艾青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艾老的夫人高瑛用她写的一首诗《给我一个梦吧》结束她的讲话。主持纪念会的作协党组书记李冰请她把那首诗再念一遍。高瑛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尊敬不如从命，那我就站着再背一遍吧。”诗不长，只有短短20行，却真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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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光顾了听，未能记下来。后来，打电话给高瑛大姐，请她为卢氏“春蕾诗社”抄录艾老那两句著名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时，特意请她将她写的那首诗抄给我们。两三日后，果然收到她抄寄的《给我一个梦吧》：“斗转星移十四年/艾青，你在哪里/苦苦思念，无处寻觅/总是自己问自己/白天，我坐着你的沙发/夜里，我睡在你的床上/处处没有你/又处处都有你/要是你还活着/该有多么好/我会像影子似的/围着你转来转去/如今，我和你/天各一方/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给我一个梦吧/让我们相逢在梦里/我对你，说说我/你对我，说说你……”

艾青与高瑛在石河子（1960）

诗如其人。再次捧读，同样感到朴实无华，凄美、真诚，字字句句传递着人间的真情挚爱，体现着她一贯的人品与诗风。高瑛1933年生于山东龙口，自幼天真活泼，能歌善舞。1948年考入哈尔滨行知师范艺师班，一年后报名参加了松江鲁迅文艺工作团，当了一名舞蹈演员。那时她刚刚15岁，对一切都感到新鲜，除了练歌、排舞，配合党的政治任务去各地巡回演出外，还尝试着写些小诗，《新农村》杂志就曾刊登过她的《拖拉机开进杨柳湾》。

她与艾老相识是在1955年她调中 国作协工作之后。当时作协还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里，出出进进都是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那时，各单位都兴做工间操，每到做操时间，作协工作人员都聚到后院二层小楼下，随着广播操音乐做操。有一天高瑛偶然发现二楼的窗口有一双眼睛注视着她，即便她有意调换了位置，那双眼睛也总随着她转。那人是谁？为什么总盯着自己？她刚调来，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才知道那人叫艾青。那时她只知艾青是著名诗人，因为她在行知师范艺师班学习时，课本上就选有艾青上世纪30年代写的诗《卖艺者》。由于同在作协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又是普通办事员，免不了要同作家、诗人们接触，加上高瑛热情，随和，有求必应，一来二去地也就和艾青这位大诗人熟识了。接触中，她发觉艾青好像特别关注自己，有事没事常找她说说活，高瑛并没有多想。一天，艾青对她说，他妹妹初到北京，人地生疏，问她能不能陪她去颐和园看看，高瑛爽快地答应了。不料去的那天，艾青也一起去了。在颐和园游览、休息、闲谈时，艾青和他妹妹总有意把话题扯到高瑛身上来，除了关切之外，似乎还有别的“意图”，诸如问她家庭情况，有没有对象等等。那时艾青和作协大多数人一样，只知道高瑛是位热情爽朗、乐于助人的姑娘，每天见她风风火火干这干那，从不知疲倦，却不知道她内心很苦闷。面对艾青和他妹妹长辈似的关切，她便把胸中的苦闷统统倒了出来。她告诉艾青和他妹妹，她不仅有对象，而且几年前就结了婚。这让艾青和他妹妹颇感意外……

那还是在松江鲁迅文艺工作团的时候，由于她只身在外，远离父母，年轻幼稚，也就容易轻信。当时团里比她大12岁的创作组长也是胶东人，平时对她这位小老乡格外照顾。在她眼里，那人不过是同乡大哥而已，然而那人为把她追到手，没同她商量就向组织上打了结婚报告。那年春节前夕，高瑛刚从乡下演出回来，他对她说，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们结婚，而且已经把她的东西搬到新房里了。高瑛既突然，又无奈，被那人连哄带劝地钻进他事先设好的“套子”。那时还没有《婚姻法》，高瑛还不满18岁……更可恶的，是那人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直到后来高瑛偶然看到那人的母亲给他的信，说“家里那人已经走了，嫁给一个皮匠……”追问之下，才知受了他的骗。然而，木已成舟，她又能怎么办？高瑛恨死那个自私 又自负的欺骗她的人，对于“家”已不再有什么期望。各领各的工资，孩子也托付给远在佳木斯的父母。她白天把全部热情投入工作，晚上独自咀嚼幼稚与轻信酿成的苦果……

高瑛想着自己把这一切和盘端出来，艾青即使对自己有意，也不会想入非非了。她深知自己同艾青无论地位、年龄、学识都相差太远，“不般配”。 她对艾青仅仅是崇拜和尊敬，“没有梦”。她更不愿自己还没有从失败婚姻的泥坑爬出，又跌进另一个泥坑。而那时，艾青也刚刚从一场失败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他和前妻的离婚官司整整打了5年，拖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生活、精神与创作都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人批评艾青已经写不出诗来了，艾青对此虽未予理会，但作为诗人，内心的苦闷是不言而喻的。他多么希望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以便为读者写出更多好诗啊！他曾说过“不幸的婚姻像无期徒刑”，他好不容易苦熬5年才摆脱出来，对高瑛的不幸，自然更加关切与同情。相互交往中，彼此更加深了理解与信任。

高瑛为作者抄录的诗歌

在当时像艾青这样一位虽有名气，却不会“圆滑”，不善钻营的诗人，和一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有夫之妇的亲密关系，自然会遭到妒恨他的人的非议与阻挠。为了“惩戒”，高瑛被调换了工作，艾青也被“责令”由小楼搬到平房……在法院判决之后，高瑛终于拿到离婚证。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一纸调令又要将高瑛调往吉林延边。对这种没完没了的“惩戒”，高瑛气得不行。艾青宽慰她：“这明显是想拆散我们。我们马上登记结婚……”他对高瑛说：“我上半辈子已经过去，我也无法预测下半辈子还有多少年，但在有生之年，还是想写些有分量的作品。我需要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彼此真心相待……”高瑛说：“我会用行动回答你。”

为了和艾青在一起，也为了做人的起码的尊严，15岁就独自离家参加革命的高瑛被迫退职。他们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希望有一个平民百姓那样的温馨和睦的家，有一个不被打搅的写作环境。但在那个年代，这一点点期望也难以满足。这除了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之外，更主要的还有那没完没了、叫人无所适从的政治运动。1957年夏，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大背景下，几经反复，已被认定是搞错了的“丁陈反党集团”旧案，又被重新提起，而且被层层加码。艾青偏偏不识时务，他在会上说：“不要一棒子打死人！”原本是一句公道话，却引火烧身，连自己也被“一棒子打死”：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这对这位从年轻时就高擎火把，追求光明，像爱惜自己眼珠一样爱惜自己政治生命的老诗人来说，无异宣判了他的死刑。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岁月，个性刚烈的高瑛不顾“组织上”一次次找她谈话、“帮助”，要她站稳立场，揭发艾青“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是挺身而出，用她柔弱的身躯，为身心俱疲的丈夫筑一道屏障。风来为他挡风，雨来为他挡雨，哪怕是一簇簇利箭射来，她也会毫不迟疑地挺身上前……那时，不仅高瑛备受株连，她的父亲因有艾青这个女婿，也被打成右派，妹妹因“和艾青见过一面”，被迫失学……有人甚至化名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执迷不悟的败类、寄生虫。高瑛隐忍着，承受着这一切，无怨无悔。

本文来自《人物》杂志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