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后，君复伤，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沈一石绝算不上这部剧中的正面人物，他为制造局的太监们当差，又和浙江贪官沆瀣一气，除了胡宗宪洁身自好外，浙江“衮衮诸公”都受过他的贿赂，他甚至还伙同巨贪设计陷害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逼他在“改稻为桑”的议案上签字。可沈一石是元凶巨恶吗？好像也不是，他平日里穿布衣，喝清水，被抄家的时候，这第一富商的余财甚至不如一个中产之家，他的钱都被宫中和官府的人层层剥削，所剩无几了。那沈一石是一个庸俗铜臭的商人吗？那就更不是了。对诗词歌赋的了解，当时整个浙江便只有翰林院出身的高翰文是他知音，他也有儒生的风骨，每次和郑泌昌、何茂才这两个巨贪密谋，他内心的不屑和愤慨都在煎熬着他，他有着儒商的尊严和荣辱之心，却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屈从。他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厌弃自己的不齿行径，他将自己心爱的芸娘送走去服侍太监，又深知这样的自己配不上芸娘，便只有毁琴焚琴，让心中那个对自身万分不屑的自己，发泄愤慨。

沈一石是个十分复杂的人，论谋略和心计，放眼大明，除去嘉靖帝、内阁的严阁老和徐阁老略胜他一筹外，只有高拱、张居正、胡宗宪、赵贞吉等一二品的大员和他可以相提并论。

郑泌昌何茂才二人被他彻底拉下水，织造局的杨金水被他利用来保全芸娘和高翰文，第一直官海瑞和他正面交锋都落了下风。他一个挂织造局灯笼的举动，搅得天下震动，连嘉靖帝都大为震怒，严党差点因此下台。此等壮举，竟然只是一个被赐六品功名的江南商人做到的，“士农工商”，商人连穿丝绸的资格都没有，商人在明朝受到的歧视和打压更是不言而喻，但沈一石一人，竟然瞒过了所有人扭转乾坤，岂不令人佩服？

“从来只有种田的人造反，没听说过商人能闹翻了天。”严嵩在意识到“改稻为桑”已然是步死棋的时候，便决心借查抄沈一石的家财，弥补国库亏空，而上至嘉靖帝，下至地方官府，其实都已经将这条路看得十分了然了，而沈一石在扬帆之时，就已经对自己的下场有了猜测，他之所以挂出织造局的灯笼赈灾，其用意无非是想借此卖给杨金水个好，让他善待芸娘，至于身家性命，他已然无所牵挂了。沈一石一辈子只穿布衣，又从来不张扬做作，但这次“奉旨赈灾”，则大排阵仗，身着绫罗，大张旗鼓就是为了吸引天下目光，这个已经身心俱疲的男人，将他一生的惨淡经营，都化作赈灾粮还给了浙江百姓，也还给了他亏欠甚多的芸娘。

沈一石够果断，也够精明，但正如杨金水说他：“你这个人面带权谋，可心肝肠子都是软的。” 在当时如此动荡波澜的局势之中，沈一石“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任他如何闪转腾挪，除非顶着海瑞、胡宗宪和朝中的裕王，把改稻为桑推下去（他试过了，没成，连严世藩派来的高翰文都反水，海瑞更是不要命），否则的话，为了弥补国库亏空，朝廷和浙江上上下下那么多双眼睛都会瞄向自己，他已然难以脱身了。但是他不会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将替织造局当差这些年的账册公之于众，将他早已经恨不能啖其肉的贪官和元凶巨恶们一网打尽，在这一刻，他内心中书生的气节和风骨，终于可以抛却这奸商的皮囊，去选择自己真正向往的道路：从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年，二十年间，这是沈某上交织造局和浙江官府最后一批账册。四任织造，五任巡抚，唯胡部堂胡宗宪与沈某无账目往来，亦唯胡部堂一人未取沈某一分一厘。浙江三司衙门唯胡部堂堪称国朝大吏，其余衮衮诸公皆不足道也。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每日辛劳，深夜亦不敢稍歇，将各项开支一一记录在账，即诸公所见之账册也。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倍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沈一石绝笔。

凭沈一石的权谋和手段，若是生在一个对商人稍加重视的时代，只怕纵使不能呼风唤雨，可遮风挡雨总是不难，《纸牌屋》中塔斯克和沈一石之间的水平，差了不可以道里计，但下场却大相径庭：塔斯克最后又和克莱尔谈成了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沈一石却身败名裂，落得凄惨下场。生不逢时，沈老板便只有遗恨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