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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人这个坚韧无比的群体来说,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只要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他们就可以拼尽全力,创造奇迹。
0 3
《排华法案》
美国有“民族熔炉”之称,在文化与种族的多元化上,走得比此前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远。即便如此,伴其成长的唐人街,历史上却写满了心酸与无奈。
华人大规模赴美的年月,正值西进运动之时,修筑铁路、开掘金矿、建设城镇,都离不开大量廉价劳动力。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的华工填补了这个缺口。他们中有些是自愿赴美,有些则是被人诱骗拐卖而来。后者被称作“猪仔”,取意于被屠户装进麻袋贩卖的小猪。
大量赴美华人并没有触犯当时的移民条律。相反, 由于看到了华工带来的种种便宜,美国还立法设约以保障源源不断的华人入境。中美于1868 年签订了《蒲安臣条约》[1],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允许两国公民凭借自愿进行移民”。这促成了唐人街壮大的小高潮。有了法律的保障,华人赴美谋生多了份保障。
正在淘金的华人
受益于这一条约,美国不少企业开始大量进口劳动力。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利用华工方面首屈一指。仅1865 年至1869 年的四年时间,超过1.4 万名华人加入了筑路队伍,占到了总工人的90%。
然而,在太平洋铁路的建设期间,华人每月仅有26 美元报酬, 白人却有35 美元,并享有华人们不具备的保险和食宿报销。尽管工资很低,但华工的素质却很高。相比其他国家工人,华人聪慧勤劳,许多未接触过的业务一点就通。在合恩角的花岗岩地段施工时,华人们用生命开凿出了一条天路。修筑唐纳隧道时,气温降到了-20℃,交通受阻,就连总工程师都一筹莫展,华工们却因地制宜,用冰雪铺就了一条滑道,提高了运输效率。
因此,当“每根枕木下都沉眠着一个中国人”的太平洋铁路落成后,总工程师克罗克赞叹说:“能修万里长城的民族当然也能修好铁路。”华人劳工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甚至在1852 年,加州州长公开称“华人是新近移民中最优秀的群体”, 并提案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吸引更多的华人来美定居。当然,美国欢迎的是华人苦工。Coolie(音近苦力,意与之同)一词就是那时对华工苦力的最好脚注。
修筑铁路的华人劳工
但光鲜的赞美掩盖不住背后残酷的现实。
西部的金矿枯竭后,大量华工无处可去。太平洋铁路通车时,中东部地区劳动力可以轻易送达。劳动力市场严重饱和,华工成了白人工人眼中抢饭碗的祸害。不久之前的模范移民成了人人厌弃的对象。
辱华言论,实质上是对华人原本就低下的经济地位的攻击;排华风潮,意在排挤华人的合法经济利益。明白这一点,1882 年《排华法案》[2]的出台就不会让人太过意外。
《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合法化。早在其出台前,美国就已出现来自官方的对华人的歧视和镇压。1881 年,加州参议员约翰·米勒宣称:“中国人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怪物,像机器人不怕热不怕冷,是有血有肉的自动发动机,耐心,慢性子, 没有感情,像羊群或牛群一样聚在一起,是一个退化的劣等种族,理应受到歧视……”这位参议员还主张未来应建立华人隔离区,用20 年的时间将华人赶出美国。
歧视之风愈演愈烈。彼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听闻华人在外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后,向清政府上谏,用“十苦”和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六不近情理”来陈述华工的悲惨处境。然而,弱国无外交, 清政府内外交困,无心管顾海外华人的死活,于是顺应美国国会的要求,于1884 年签订为期10 年的协约,禁止华工赴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美名义上互为最惠国,但《蒲安臣条约》根本无法约束美国国内汹涌的排华情绪。就连一贯以保护工人利益为目的的工会组织们都齐刷刷地站在华工对立面,因为此时的工会只将本国工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最著名的左派工会组织, 一直宣扬“不分肤色团结一切工人”的劳工骑士团[3]都发出排斥华工的声明。1882 年5 月6 日,《排华法案》正式生效,美国开始了对华人长达近百年的排斥。在《美国华工禁约记》中,梁启超列举种种他在唐人街和移民局考察时的见闻,将美国政府对华人的丑恶态度刻画得入木三分。
《排华法案》通过后的某杂志封面
《排华法案》并不是美国对华人迫害的顶点。1892 年,更为苛刻的《吉尔里法》通过,不仅将《排华法案》延长了10 年,还强制华人带上身份证件——被华人愤怒地称为“狗牌”。但即使是“狗牌”,一个华人移民想要取得它,也还需要两个白人做担保才行。《吉尔里法》在美国的法律史上创造了身份证明方面歧视的先例。最著名的例子当属黄金德诉美国政府案。虽然黄金德的父母没有入美籍,只是暂居旧金山的华人,但黄金德本人出生在美国,自然是美国公民。然而,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1895 年,黄金德从中国探亲归来, 却被旧金山移民局拒绝入境。于是,黄金德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一路告到最高法院。终于,在1898 年,八位大法官以六比二认定黄金德实属美国公民。
《排华法案》后学校驱逐中国学生的漫画
1893年洛杉矶《黄蜂杂志》上关于华人的漫画
这一案件在美国法律史中意义非凡。因为它确立了美国国籍法律中的属地原则,即除武装入侵人员和外交人员外,凡出生在美国国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而按照血缘原则,只要是美国人的孩子自然也属于美国公民。黄金德的四个儿子身在中国,他们希望利用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加入美籍。最终,除长子外,其他人都顺利赴美定居。
有了这个先例后,利用文书获得亲子关系,再次开启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新大门。这是华人们抵制《排华法案》、争取自由移民权利、对抗种族歧视的重要斗争方略。在那个时代,证件和身份的核查远不及今天这么严格。只要有美国华人愿意担责当父母,从中国来的华人就可以申请一份空白的出生证,地址随便填旧金山的某地,年龄则符合实际。办好出生证后,华人带着证件来到移民局,利用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中,大火烧毁华人档案的“契机”,以材料丢失为名, 重新把个人信息登入档案馆。再拿上档案馆提供的身份证件副本,这个中国人就变成了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地道美国公民。这种做法在美国移民史上被叫作“契约儿子”[4]。
移民局在盘问入境华人时记录的口供书
华人在美国新办的身份证件
0 4
对华移民政策的解冻与唐人街的腾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结成坚实的盟友,为反法西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再加上美国对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暴行的反思,《排华法案》这个对单一民族进行限制和歧视的条律, 终于迎来了它的末日。
1943 年,《排华法案》废止议案出台,规定因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式结盟而允许每年105 名华人获得入境签证。1945 年紧急通过《战时新娘法案》,允许为军队服务的华人将妻子带入美国。20 年后,《1965 年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通过。至此,美国对华人长达83 年的入籍入境限制正式结束,华人终于有了留美定居的权利。移民政策上的回暖,为唐人街在1965 年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作为华人聚集区的唐人街基于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 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公共关系方面,都有着明确的章法。先来的移民积累起资本后变成了小企业主,按照血缘、地缘等关系帮扶新人。于是,唐人街中形成了以华族企业为核心,华族雇员服务生产的经济体系。例如,1930 年前后,来美国还没几年的梁汤姆在旧金山名声大噪。因为他用行李箱里夹带来的几瓶万金油治好了不少人的偏头痛。虽然人们仅仅少许缓解了病痛,但他成功地让人们相信他比诊所里的医学博士更有水平。于是,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称自己是来自东方的皇家神医。梁汤姆拒绝雇用任何白皮肤的医学院学生,从中国来的老乡是这位“皇家神医”最青睐的雇员。梁汤姆赚得盆满钵盈,在美国购置豪宅,过上了富裕生活,他的华人老乡也因此衣食丰足。
漫画中早期唐人街的华人洗衣房
纽约唐人街上的中餐馆前身大都是洗衣房。19 世纪刚到北美的华人若无体力下矿,只能在唐人街做洗衣这种无本买卖。一段时间后,生意壮大,拉拢几个同乡充下手。再过些年,把洗衣店盘给初来美国的移民,自己或开或买一家饭店,再当老板。
从洗衣房到中餐馆的“巨变”,只是唐人街作为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先富带后富”消除了个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民族资本和外来资本都得到了较为高效的利用,从而有了向其他行业和唐人街以外的地区扩张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唐人街并不仅仅是华人移民暂时的安居所,也不仅仅是他们踏向美国社会的跳板,更是华人与美国社会交互融合的地带,是他们融入主流文化的预备营。
当1965 年移民禁锢被彻底打破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对1965 年后的华人移民进行细致观察,就会发现,相比曾以底层民众为主体,信奉“埋骨必须桑梓地”“捞一把就走”的初代移民,新移民更希望在美国定居。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也不乏祖国大陆的富商。他们的文化水平更高,经济实力更加雄厚。这为唐人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新移民的到来,数以亿万计的资本浸润了唐人街内外华人产业的每一个角落。
高素质的技术移民填补了之前华人移民历史中欠缺高素质文化移民的不足。在20 世纪50 年代,硅谷已经是全美科技先锋的大本营。但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华人的身影。不过,情况很快改变。中国的微电子工程师跟着移民浪潮来到了硅谷,给后人留下无数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王安曾经是电脑软件行业中的巨头,1967 年他的公司上市时创下当时原始股票的最高价格纪录。又比如硬件行业中的李信麟,他一手创办了魔鬼系统公司,并研发出轮式打印机,与IBM 的球形打印机分庭抗礼。
得益于大量“优质”华人的到来,唐人街以及华人的经济模式迅速转型升级,形成了稳健的多元结构。有了钱和人才,成分单一、附加价值低的传统行业自然得到改观。比如,中餐不再是廉价的快餐,而是能体现出文化、体现出身份的异域美食。同时,一些专业性强、分工细致的产业也借此机遇在唐人街萌芽。房地产、珠宝加工、高端旅游服务等行业为新移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美国中餐馆中的中国元素
唐人街内部密切的经济来往巩固了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最近几十年虽然美国华人的分布越来越散,但与唐人街依然能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现象。事实上,每一个新出现在城市中的唐人街,都可算作老唐人街的“卫星城”。强大的文化聚合能力让海外华人越走越近。
华人的移民活动已有数千年历史,形成了孔飞力[5]教授所称的“走廊—生态圈”格局:人口从故国出发, 携带一定数量的财物,向着目的地一路进发,此谓“走廊”;抵达后,在当地迅速抱团生存,在异乡的土壤上克服艰难险阻,拓宽生存空间,此谓“生态圈”。唐人街就是华人移民史的代表作。
移民,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适应性生存策略, 唐人街的诞生也不例外。对于贫困家庭中的男性来说, 劳动力或曰“身体资源”,成了他们唯一可拿来获利的资本。当较长预期内有更多的收益时,向外移民的动力会显著提升。而国内凋敝的经济和庞大的人口带来的不平衡则为移民提供了推力。19 世纪的美国正巧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那时金矿带来的诱惑,赴美成了华人海外谋生的第一选择。
但华人移民的不足在于,他们只关心家庭的福祉和本家族在故乡的地位, 对于能否在美国彰显中华文化、制造影响力并无太大兴趣。在美国立足之后,华人们寄钱回家,担当起旧家园的保卫者,而非将自己视作新家园的开拓者。因此,海外华人归国修建宗祠、投资办厂,包含了对侨乡的情感依恋以及对宗族文化的回归。这一行为曾遭到西方媒体的误读, 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华人拥有成功的经济地位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政治力量。这也能回答为何在漫长的岁月中,华人们极少走出唐人街,而唐人街也仅仅只以一个社会景观的形式存在。
美国纽约唐人街
唐人街彪炳海外华人发展的史册,其兴衰荣辱与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华人这个坚韧无比的群体来说,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只要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他们就可以拼尽全力,创造奇迹,就像百年前在金矿中砸下的第一镐那般坚定有力。更何况,今天的华人已经觉醒,不再是逆来顺受的“模范公民”。面对歧视和不公,他们会站出来,发出心底的呐喊。
[1].《蒲安臣条约》也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1868 年7 月28 日,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美国人)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皇帝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地仍然保留“征用权”;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等。
[2].《排华法案》是美国于1882 年5 月6 日签署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是针对大量华人迁入美国西部进行铁路修筑工作所做出的反应,它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包括:任何企图通过船只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都要向海关移民官出示此法案之前列出的证明文件,否则将不准进入美国;自此法案生效日期起,任何州法院或联邦法院都不得给予中国人美国公民身份;等等。
[3].美国劳工骑士团,1869 年由尤利亚·斯蒂芬斯等七个裁缝工会会员在费城建立的美国工人组织。其宗旨是团结所有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不受种族、性别或肤色限制。
[4].契约儿子(Paper Son) 是一个术语,用来指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他们通过购买伪造的文件移民到美国。
[5].孔飞力(P h i l i p Al d e n Kuhn), 美国著名汉学家, 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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