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问题，有人肯定会含糊，这是讲军事史了？还是讲成功学？
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如何用几千骑兵打败十万大军？
这是一个典型的“李世民史书体”的故事
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中，窦建德军的兵力数字记录非常清晰，实数为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
在说正事儿之前，三解要解释一下这三本书的关系
《新唐书》也是“官修史书”，由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由曾公亮进呈皇帝，这本比前一部《唐书》晚115年的作品，在信息量上却公认得比《旧唐书》大，换句话说，经过115年的后晋、后汉、后周，再到北宋的动荡，内容反倒多了，奇怪不？
这个问题且按下不表，先来介绍下另一本大书。
《资治通鉴》其实也属于“官修史书”，并非司马光一人的作品，而是出于众手的煌煌巨著，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比《新唐书》还要晚24年，不过在内容上，也并不与两《唐书》重复。
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官修史书”并不是原始史料，而是以唐代国史的记录为基础，综合修史时可见的其他唐代人记录的材料，比如地方史志或私人笔记等内容，进行的“二次创作”，既然是“创作”，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有增、删、编、改的行为。
如果我们运气好，能够看到这些“二次创作”所依据的原始材料，自然很容易分辨哪些是作者的手笔，但是，哪怕是《资治通鉴》成书的年代，也距今近1000年，那些他们曾经过眼的素材，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当有不太熟悉历史文献的朋友问起三解史书“可不可信”的问题时，三解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古史的研究，很多时候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互证”等方式来辨别真伪。
当然，这还不是最惨的，像《旧五代史》本为宋太祖是宰相薛居正领衔编撰，当时五代实录俱在，又有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做底本，所以内容详尽，保留史料价值极高，却由于欧阳修等人基于《旧五代史》新撰的《新五代史》的文字更加凝练，最终于传播中逐渐被遗忘，以至于散失殆尽。
直到现代，史学大师陈垣祖孙三代又从《永乐大典》等书中一条条地“辑录”《旧五代史》的原文，才有了今天我们得见的版本。
事实上，从现代史学研究的角度，《旧五代史》、《旧唐书》在编撰时保留原始“实录”、“国史”的原文原样，信息价值要远远大于欧阳修等宋人经过自己理解重新书写的“新版”，问题是古人书生不这么看，故事读着舒服才是“王道”。
说了半天，还得绕回“实录”和“国史”来，今天我们仍然可见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也是修撰的作品，只不过是本朝人基于一系列档案资料所编撰 的当朝史，
不过在唐朝，“实录”也有本朝皇帝活着时就修撰的，就存世目录来看，唐朝有如下“实录”：
《高祖实录》20卷，《太宗实录》40卷（初稿《今上实录》20卷，《贞观实录》40卷，《皇帝实录》30卷），《高宗后修实录》30卷（又《高宗实录》30卷，又100卷）
凡是带“今上”二字的，肯定是皇帝仍健在时的作品，而这一大堆的书目看着不少吧？今天，只剩下韩愈所撰的《顺宗实录》留在他的文集中传世，其余的，均为“己佚”，仅能从《资治通鉴》等书中见到引用。
这里面确切涉及到“玄武门之变”和“开国功绩”时的内容的，只有《高祖实录》、《今上实录》、《贞观实录》、《皇帝实录》等几本，北宋的几位史学大家，比如司马光、宋祁等人，都指斥唐代“大奸臣”许敬宗肆意删改了《实录》导致了太宗朝诸多记载失实，这也是个1000年的“屎盆子”。
其实，许敬宗哪怕是做了一些事儿，也不过是“小把戏”，见《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中记载：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
翻译过来就是，这一天，房玄龄、许敬宗等人把编撰好的高祖、太宗实录交作业，太宗特别命褚遂良读给自己听，结果刚听个开头说他出生时有祥瑞的时候，就感动得流泪，说自己想起来父母，太难受了，就让人把这两份作品收起来，分赐太子、诸王，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随意抄录。
注意，那时候的书不是印刷的，是抄写的，一张长纸，装为卷轴，就像今天装裱的书法作品，所以叫“收卷”，而唐初的三品以上，不同于明清，实际上是宰相以及勋贵重臣，可以去传播。
也就是说，唐太宗很满意，不过这里又涉及到了他“为什么满意”？
恰恰因为他曾经不满意。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记载：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这一段话非常长，就讲讲大义，
结果太宗上心了，说，我干坏事你也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也犟，跟着褚遂良一起顶，说史官不写，天下人也会记得。
逮着专业干部下不了手，唐太宗干脆找宰相房玄龄，让他交作业。房玄龄也屈服了，为他删略国史之后，送上。
太宗发现涉及“玄武门之变”的文字非常隐晦，就说了，我干这事儿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史官不用隐瞒，直接写就行。
没想到过了几天，到了七月初八，唐太宗又对褚遂良说，我现在多做好事，希望你们能不写我坏的地方。
注意，这段话的时间，实际上是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八之间，而《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为了维护他心目中“圣君”的形象，把这个故事搬到了贞观十七年七月，也就是房玄龄、许敬宗等人上实录的时候，并将上述的删略“国史”改成了删略“实录”。
其实，唐朝的“国史”是纪传体的，而“实录”则是编年体的，完全是两种东西，时间也对不上，可见，唐太宗动心看“国史”在前，下指示修改史书也在前一年，即贞观十六年，而贞观十七年的“实录”，则是这一大政治谎言工程的完工。
为什么听了第一句话，自己出生的“祥瑞”就哭了不听了？
唐太宗是感到欣慰，故事改到连自己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的程度了
而这一堆“神话”，恰恰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的底本，更何况还有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唐太宗的“脑残粉”为他涂脂抹粉，甚至忽略了一系列的基本常识
这就正好可以说回虎牢关之战了。
窦建德大军的人数，上文已经说了，有十几万人，而对照各处记载显示，此战，窦军被杀三千余人，被俘的又有五万人，还有一部分逃跑溃散的残部，总数规模上是大体吻合的。
但是，关于参战唐军数量的记载却远没有这么清楚，只有几处：
1，唐太宗领3500骑兵东进虎牢；
这也是最吊诡的地方，唐朝自己的国史对对手的数量、伤亡、俘虏言之凿凿，对自家的军队却语焉不详。
而从这有限的记载来看，虎牢关之战，似乎还真是唐太宗亲帅3500骑兵打败了10多万人，但是，这段古代战争军迷特别津津乐道，甚至吹嘘出了从不存在的“玄甲军”的历史，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原本归属瓦岗军翟让部，在李密内讧斩杀翟让的政变中，徐世勣险些丧命，于是受李密派遣，攻占黎阳仓，通过开仓放粮大肆招纳河北、关东的义军，其势力范围一直覆盖到今天山东省的沿海地区。
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归唐后，徐世勣也跟随投降唐朝，并被赐姓李，但是很快就被南下的窦建德击败，短暂投降了窦建德，又把老爹丢在对方营中，自己单骑归唐，而失去了本身势力和地盘的李世勣，只是区区一个“总管”。
要知道，唐初武德年间，为了争天下，李唐大肆分割政区，哪怕是一县之地都可以设州，几个这样的“迷你州”就会任命一个地方军阀势力为“总管”，职位的含金量，完全是与手里的实力正相关。
处于人生低谷的李世勣恰在此时投入了李世民的麾下，据《旧唐书》记载：
四年，从太宗伐王世充于东都，累战大捷。
武德四年，跟随李世民进攻盘踞在东都洛阳的王世充，屡战屡胜，又向东占地盘至虎牢关。此时，王世充派自己的亲族，受封荆王的王行本做郑州刺史镇守虎牢关，不想部下沈悦暗通李世勣，并接引李世勣的兵马入城。
注意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东略地至虎牢，会是单枪匹马吗？
当然不能够，这一句话，恰恰说明李世勣是一支领有明确任务的“偏师”统帅，而非跟随李世民进入的虎牢。
要知道，面对洛阳坚城，李世民在几次外围战胜利之后，已经确定了重兵围困，分兵略地，消灭外援，最终困死洛阳的大战略，只是没想到窦建德援兵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所以，当得知李世勣攻克虎牢，且窦建德大军即将来援的消息之后，李世民亲帅3500骑兵移兵虎牢关，也就是说，此时虎牢的守军，已经是李世勣部 李世民的骑兵。
之后的战况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拥有绝对人数优势的窦建德部久攻虎牢不克，在城下攻防对峙了了一个多月，才有了最终的决战。
试想，如果真的虎牢关的唐军总兵力只有3500骑兵，长达一个多月的阵地战攻防，有没有可能保留实力保留得如此之好？
而这恰恰是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最缺乏常识的部分，哪怕再是雄关险寨，面对优势兵力的持续围攻，也不可能保持一个月的锐气，所谓防守反击，防守不住，哪儿来的反击？
所以，李世勣在此战中，绝不是一个“陪客”，甚至可能他才是真正的主力，不过无从验证，只能找些旁证，比如战后的“论功行赏”，见
又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勣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
也就是说，跟着李世民大败王世充、窦建德的李世勣，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以李世民为上将，李世勣为下将，一起穿着金甲乘戎
要知道，告捷太庙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此战的副帅李元吉，排在李世民、李世勣的中间，也就是说，李世勣在整个大战中，凭借功绩，越过了一大群比他资历更老、实力更大的“总管”，而这个“大功”却并没有在任何记载中明示。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
当然，李世勣的这份“识趣”和许敬宗的“曲笔”，都为他们在贞观朝换来了足够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