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的友谊———抗战时期的中德军事合作的终结
显然，德国人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及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犯了“估计不足”的错误。调停以失败告终。严酷的现实摆在了希特勒及德国政府的面前，他们必须作出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日本，还是要中国！

进入1938年后，中德关系出现了逆转。2月初，希特勒改组政府，“亲华派”官员纷纷去职。一个完全纳粹化的德国政府在希特勒领导下对远东政策作出了新的决策。对于日本，希特勒认为是德国的政治与战略盟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中国，德方觉得最有价值者不过是农矿产原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前者必定是最主要的，而后者则是可放弃的。
不久后，在一次德国企业家会议上，针对企业界人士要求保持对华关系的呼吁，戈林的一位亲信干部作了如下“精彩”发言：“日本是东亚最强国家，只有日本有力量使东亚安定，目前中日战事中德国商务虽受相当损失，将来局面稳定后（也就是日本占领全中国后），商务必更可发展，于德国有益。所以德国商人应该忍受暂时的牺牲，以求长久的利益。”这一番话标志着德国实行“弃华联日”政策的开始。

2月20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中国政府为了继续得到军火，维持中德关系，对德方的不友好行为保持克制态度。蒋介石眼看中德关系难以挽回，准备尽量多买些军火。12月底他致电资源委员会，命令“已在进行中之事需积极进行切勿中止”。其后三个月中，一批价值3000多万马克的军火物资由德轮运至香港，其作用及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德日关系的不断紧密，日本方面继续以各种手段向德方施加压力，逼德撤退在华军事顾问与停供中国军火。希特勒按照他的既定国策，决定满足日本的要求，用进一步损害中德关系的手段来讨好日本。
1938年4月27日，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召见中国驻德大使，通报了德国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与此同时，德方也向其驻华顾问团发出了威胁，如还不尽速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主管对华贸易的戈林亲自下令，停止一切对华出口的军火输出。迫于此种压力，1938年7月5日，法尔肯豪森率最后几位德国顾问离开汉口赴广州，然后取道香港回德国。

然而，就在德国决定踢开中国一心和日本人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却似乎并没有被德国的“诚意”所感动。1938年初，克虏伯公司和礼和洋行与日本华北占领军签署过一项易货合同，以德国工业品来交换天津产的羊毛，赶走原来的生意主顾美国人，“分享”日本独占下的中国资源。但日方本着独占中国的原定宗旨，决不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分享侵略果实。
8月间，日方以军事需要为由，规定华北占领区原料农矿产品只能向日“满”出口，其间厂家也只准向日本公司订货，开展贸易。德国人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出去了。不仅在华北，在中国所有日占区，德国人都没有得到任何优遇。希特勒万没想到他的亲日远东政策，会落到一个如此的结果，使这个一贯“讲实际”的纳粹元首极为恼火。

1939年8月22日，他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对部下嚷道：“我发现，自从1938年8月22日以来，日本就没有和我们无条件合作过。……我已决定同斯大林合作……”由于对日本的失望，为了减轻来自东线的压力，以便德国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英法，1939年8月，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日通知德方将7月28日签订的德日“华北地区易货合同”，无限期推迟实施，这更加深了德国对日本的不满。德日关系的这种变化，让国民政府当局对恢复中德关系抱有了一丝幻想。

但是好景不长，为了各自战略的需要，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按照日本的意图，该条约声称：“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中德关系好转的一丝曙光经此沉重打击后，再也无回旋余地了。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傀儡政权，翌日国民政府于重庆发表中德断交宣言。中德保持了10余年的友好关系，正式终结，两国从此走向了二战中两个敌对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