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性别偏见与歧视前沿研究文献，我们给你译出来了|163

学术界性别偏见与歧视前沿研究文献，我们给你译出来了I

翻译项目统筹人的导读

小五三三

时间过得真快，当群友协力翻译这份书单，正是浙江大学教授冯钢在微博表演他的沙文主义傲慢风头正劲的时候，如今惊觉已近两年过去了，而许多网友恐怕已经想不起来冯钢是谁。当微博上反对高校“女生节”，倡议过性别平权的“妇女节”的声音再次引发辩论，当终于有高校女生用焚烧女生节横幅的方式表达她们对性别歧视的反感，我们深感这份书单远未过时。

2017年最为瞩目的网络热点之一，就是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在微博上的性别歧视言论所激发的一场网络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有不少女权主义者（如发起联署请冯钢道歉的社科领域研究生群体，周韵@一音顷夏，@李思磐，@吕频等）试图将讨论聚焦在学术界的性别歧视，并呼吁反思纵容学术界性别歧视、容许歧视言论发表者不被追责（以冯钢“十辈子也不道歉”的态度为代表）的制度、社会和文化环境。

学者发表公开贬损女性言论的，远不止冯钢一人。有网友整理出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微博上歧视女性的言论，这些言论中，有的对性别持非常本质化的理解，并通过对顺从男权体制下性别规训的女性颁发“美”的嘉奖来进一步加固这一体制。

如知名哲学家周国平[1]认为女人的天性就是持家育儿并应以此乐和人生“最重大的事情”；有的物化女性并对女性投以男性凝视（male gaze），认为女性的存在价值就是（用女性的身体）服务男性。

如广外教授何光顺[2]认为女生应用学习的时间来装扮自己，为男生提供“美的感动和鼓励”；有的鼓吹不公正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分工，把母职和家务劳动视为女性单方的义务。如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认为不做母亲的女人，人生不完整，职业女性应该“家庭第一”、“快乐地做家务”；有的将饱含歧视的性别刻板印象认定为客观事实，以“担心女性”之名行贬抑女性之实。

如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3]认为，女生阅读面和思维能力都不如男生，应对不来复杂的逻辑思辨任务；还有的以独立、自强、成功的女性自居，无视制度化的性别不公和整体厌女的社会文化环境，用个体女性的成功作为性别歧视不存在的证据，认为性别不公靠个人层面的奋斗和成功就能消解，并将社会经济制度层面对女性的物化、限制和歧视的现象归因于女性的自甘堕落。如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认为，自己身边的女性都很优秀，没有人“因为性别歧视而丧失了发展机会”，对女性的歧视只是“一时一地”，而且只要女人自己“确实优秀”，就不怕歧视，而女性在生养抚育过程中的牺牲则是“女人自己勇敢的选择”。

为什么性别议题需要学习

从上述学者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仍非常欠缺性别教育。这些学者主观上大多可能并没有歧视女性的故意——这从他们事后越描越黑的自我辩解可以看出；而他们的朋友、学生以“是个好人/老师”来替他们辩护，更暴露出他们在性别问题上惊人且普遍的无知。很多人不认为性别知识需要学习，因为他们一方面不认为性别议题是一个值得学习的“问题”，另一方面自认为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理解，而这套理解其实充斥着男权的社会文化规训以及片面局限的个人经验。他们把从规训和个人经验中习得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规范、不合理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等不加反思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认识”，并奉为圭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套认识本身就是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建构的产物，而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无处不在又无时无刻地在生产和复制着性别不公，对各年龄各阶层的女性，也包括不符合性别规范的男性和其他性少数群体，实施着具体而实在的歧视和权利侵害。

正因如此，了解和学习这套男权体制如何在各个领域里生产和复制性别不公并提供具体细节很重要。对于在学术界握有权力、在公共空间享有较大话语权的学者教授们来说，学习性别如何影响到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女生群体在学术界的发展造成实质而具体的伤害，有助于他们反思自己的言行在如何长期地加固性别不公，反思为何他们在学术界所拥有的特权不仅没有帮助他们自称并不歧视反而很关心的女生群体在学术界发展，反而成为他们替自己的歧视言行辩护和脱责的权柄，并让自己与男权体制合流以至于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当作为男权社会的受益者和学术界权力居上位者的冯钢以一副“体制反叛者”的姿态出现，把自己拒不道歉的态度升华为桀骜不驯，从而成功装扮成受害者的时候，他的嘴脸显得如此可憎。

在这种背景下，由Danica Savonick和Cathy N. Davidson两位学者整理的这份学术界性别偏见和歧视相关的文献选摘显得格外重要。此前，一份“学术机构性别歧视调查报告”对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做了调查，并提出了从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学术界内部、以及个人可做的改革和举措。相比之下，Savonick和 Davidson整理的这份书单大多为较前沿的基于西方背景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具体到了学术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雇佣、终身教职的审核、晋升、同行评议、教学评估等；也涉及学术生活中很微妙的方面，如男性学者更多自我引用，性别如何影响科研基金的申请等。这些文献放在一起，近乎形成一副全景地图，全面地展示了性别歧视和偏见在学术界是何等的深入和普遍，即便是在性别平等意识更高，维护性别平等的机制也相对更为健全的西方[4]。一些研究同时涉及其他方面的歧视与性别歧视的交叉（如种族歧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说这些与中国无关，正相反，它们从侧面证实了性别歧视和偏见并不孤立存在，而总是与其他歧视和偏见交织在一起，以各种形式出现。

其中一些文献，可以作为上述学者某些言论的回应。例如，一份研究证明：“学术领域存在着固有的体系化的对于女性的不利条件，从而导致了在‘学术管道’的不同阶段存在‘泄漏’”（346）[5]。有些研究则证实学术界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可以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存在。如一位研究者[6]即指出，“歧视经常是不明言的或者非故意的，而是‘缘于耳濡目染的文化成见，这种成见将女性描述为不太能干的，但同时它又强调较之男性她们和蔼可亲。’”在这项研究中，同样的申请材料，仅仅因为名字显示为女性，就被招聘者判定为不够资格。研究者还发现，一些注重“客观性”的学者因为对自身性别意识缺乏警觉而尤其“容易产生微妙的性别歧视。”一些研究证实了性别歧视和偏见在学术界的根深蒂固。如一份研究[7]所揭示的，即便在一个足够多元的校园环境中，当学生对一门由多名教授合作教学的课程进行评估时，女性教师的性别身份仍对她们的评估结果造成负面影响。另一份研究[8]则指出女性化学博士在学习中面对诸多障碍，如“缺少导师指导，感觉被孤立、遭受排挤”等，她们还需要在科研工作之外做出额外牺牲来满足传统性别分工对她们的期待。为了改善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处境，这项研究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推进性别平等的项目；发展能够提供指导、联系、和支持的关系网络；培训导师并将多元和平等纳入考量；邀请女性榜样分享她们的实践经验；在博士项目的课程和学术会议中，加入有关性别平等的部分等等。

虽然中国的状况非常不容乐观，但在这份文献选摘里，有几篇最新的论文也发现，在某些领域，针对女性学者的性别歧视和偏见正在改善，女性学者从本科到博士流失的比例也在持续降低。一些研究还显示，某些领域的教师聘用委员会倾向于择优录用，不论性别。这些进步当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需要各方的努力。对于身处学界的学生、学者来说，无论性别、身份和职位，都需要学习性别知识，重新认识性别偏见和歧视并理解其背后制度化、结构性的成因，并从自身做起，不再为生产和复制性别不公的制度添砖加瓦；对于那些握有一定权力的人（如招聘委员会成员）来说，首先要反思是否因为性别偏见而影响了就雇佣、评审、提升时所做的决定。正如编者所说，在这个看重数据和“客观化”信息的时代，对“数据”本身的反思格外重要。数据会撒谎，会被社会偏见污染而并不如人们所想当然的那么“客观”和可靠；对于有意愿谋求改变并付诸行动的人们来说，这份文献选摘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展示了一个行动者大有可为的广阔阵地——这些研究所揭示的每一个学科领域、学术环节和每一种性别歧视和偏见的表现形式，都可以成为行动者的改造目标——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提供了很多被证实可行的方案，如在女性学者中发展提供指导、联系和支持的网络，通过立法和重新制定政府政策以解决系统性的问题，推动学校为学者营造更加平等公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等等。总之，正如编者所说，“这些研究应该成为任何有决定权的管理人员和教职工委员会的必读材料。也应该成为评奖委员会、人力资源部门、政策制定者、认证机构的必读。”

[1] 2015年，知名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国平发微博称，“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2] 2013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光顺发微博称，“女生应有充裕的时间来打扮自己……从7点到9点的时间应该用来化妆，然后再优雅地进入学堂，于是男生因为美的感动和鼓励，就会赢得奋斗的动力了。”

[3]全国新行“部编本”教材的总主编温儒敏表示：“高考阅读题的变化趋势，那种思辨性，那么复杂，那种扩展，就是你想不到的，对女生特别不利！”因为“喜欢小清新”、“小文艺”、“小励志”的女生，应对不了复杂的逻辑思辨任务。

[4] 据《2017年世界性别差距报告》，中国排名全球第100位。这份书单中所涉及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排名均远超中国。

[5] “女性在学术界的职业发展：通过‘泄露的管道’”（“Career Developmentof Women in Academia: Traversing the Leaky Pipeline”）

[6] “科学院系中的微妙歧视：更青睐男性学生”（“Science Faculty’sSubtle Gender Biases Favor Male Students”）

[7] “学生教学评估中对女性教师的性别偏见”（“Gender, ethnicity and teachingevaluations: Evidence from mixed teaching teams”）

[8] “化学博士：对女性去留的影响” （“The Chemistry PhD: the Impact onWomen’s Retention”）

学术界性别偏见与歧视前沿研究文献，我们给你译出来了II

课堂教与学中的性别偏见

引言

Danica Savonick，Cathy N. Davidson

Audre Lorde, Adrienne Rich, Patricia Williams, bell hooks等作家的自传很好地记录了女性受到的无意识的或不经意间的偏见，包括在学术界中。但她们记录的经验仅仅是“主观”的吗？最近的几份社会科学研究，采用严格的研究方法，发现这些对歧视的第一人称叙述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而已。虽然有研究指出某些领域在共同努力去扭转雇佣或其他程序中的性别失衡，但大部分的研究都揭示了在每一个环节——雇佣、终身教职的审核、晋升、同行评议、教学评估等——都存在一系列一致且持续的偏见。

本书单收集和总结的研究可以帮助从政策的角度反思雇佣、晋升、终身教职审核前的传统量化方式。在评估某人的价值和声誉时，我们不能仅仅统计“产出”，因为在评估的每一个阶段都已经存在“有偏见的筛选”，从一开始就在影响我们的判断。

这些研究应该成为任何有决定权的管理人员和教职工委员会的必读材料。也应该成为评奖委员会、人力资源部门、政策制定者、认证机构的必读。这些研究尽可能地对性别歧视的轶事化的叙述进行补充，提供实证上的证据，证实存在着一种无意识和普遍的性别偏见。

文献征集

本文包括多个最新研究。我们邀请大家来我们的公开谷歌文档添加其他相关的、严谨的、内容经过核实的注释书目。

进一步讨论和反思的几个要点

在列出书单前，我们想先指出这些研究共同指出的一系列要点：

在这些研究中，行事者相信——而且经常真诚地相信——他们在完全根据“质量”、“优秀”、“专业素养”等标准进行抉择或判断。然而，多个研究发现，只要改变被评价人的性别就会彻底和普遍地改变他人评价其工作质量的方式：被认为是男性的所做的工作——无论作为学生、同事、作者、专家——一致地被评价为优于被认作是女性的人所做的工作，即便唯一的区别是作者的名字特属于某个性别。
女人和男人一样有可能做出偏向男性的判断。
文化和再现【译注：如电影、小说、笑话等】对学术界内和学术界以外起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文化因素不仅只有人文学者关心，它们对整体的观感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变量同样需要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关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会刊上发表的一份研究也承认性别偏见来自于“普遍的文化成见的反复影响，这些成见把女性和男性对比，把她们描述成能力差一些但相对热情、可爱。”（Moss-Racusin等, 2012）
这些研究的意义对普遍和具体学科的倾向都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学科看起来有自己独特的雇佣、终身教职评议、晋升的准则。而性别偏见却是无处不在的，虽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形式、方法、和量化标准。
几乎以下所有的研究都号召做出有意识的，在结构和制度层面上的努力，来抵御无意识的和不经意间的性别偏见。（如果完全靠自己，我们作为人似乎没有办法毫无偏颇地判断；矫正措施需要确立在我们的制度中。）
人文学者——无论是女性或性别研究、科学研究、教育研究——需要关注这些量化研究，帮助学生去诠释和运用它们，甚至为经验研究指出新的研究领域。经验研究能为理论论点提供有力的论据（反之亦然）。
关于性别偏见的硬数据的研究——尤其在硬数据的时代——应该是所有管理者和教授的必读材料，因为当他们被要求对雇佣、终身教职评议、晋升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们依据的正是纯粹量化的标准，例如“产出效率”或“引用数”。数据科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数据输进去，垃圾数据输出来”。意思是如果在输入的时候数据或样本已经被污染或包含有偏见，那么任何基于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处理和分析的结论都应该被强烈质疑。我们不应该仅仅统计最终成果（例如发表的论文数量，所获奖项的数量，或引用数量），而不去理解隐含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不仅存在于最初的甄选过程，也存在于所有后续的决定之中，例如给谁颁布奖项。

1. “学生对同性恋演讲者的歧视”

“Student Prejudice Against GayMale and Lesbian Lecture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2003

Vanessa Lynn Ewing, Arthur A. Stukas Jr.和Eugene P. Sheehan 的研究使用了“归因模糊性范式”比较学生在两种情况下的不同反应：一种不知道演讲者的性向，另一种知道演讲者为同性恋者。【译者注：“归因模糊性”是一种被歧视人群在解读他人对自己评价时因难以排除偏见而常遇到的困惑：他们难以判断收到的负面评价是出于评价者的歧视还是由于自己的表现不足；同样的，他们也难以肯定正面评价究竟是出于评论者的同情还是对自己表现的认可。】研究者发现，当演讲的效果相对较“差”时，参与者倾向于给已知为同性恋者的演讲者更高的评价，这种倾向被研究者解读为避免歧视行为的尝试。然而，当演讲效果较“好”时，参与者给已知为同性恋的讲者的评价则低于性取向未知的讲者。这项研究体现了基于性取向的偏见或刻板印象可能影响人们对于“优点，技能或好感度”的评估，而这些观感往往会严重影响招聘过程中的决定。

2. 有色人种女性教师正在经历性别歧视

“教室里的种族与性别压迫：有色人种女性教师与白人男性学生的经历”

“Race and Gender Oppression inthe Classroom: The Experiences of Women Faculty of Color with White MaleStudents”

Teaching Sociology | 2010

Chavella T. Pittman的研究关注有色人种女性教师在课堂中的经历。通过一系列的采访，Pittman发现有色人种女性教师在课堂遭遇性别歧视：“几乎仅仅”只有白人男性学生挑战她们的权威，质疑她们的能力，贬低她们的学术专长。Pittman的研究“在非裔，亚裔美籍教师，以及拉丁裔美籍教师中结果一致。”同样，权力的不平等也出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色人种女性教师中，无论职位高低。Pittman在结论中谈到：“在形成致力于消除课堂中种族与性别压迫的进一步认识与策略之前，大学必须采取行动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保护有色人种女性教师，使她们免受艰难的大环境衍生出来的影响所带来的侵害。”

3. 教学评估中的性别偏见

“大学女教师面临严重的性别歧视–难怪女学者少”

“Female academics face hugesexist bias—no wonder there are so few of them”

The Guardian | 2015年2月13日

本文介绍了由Benjamin Schimidt教授近期研发的在线研究工具，该软件可用于从性别角度分析“评价我的教授”（RateMyProfesor.com）网站上发布的教师评估。使用者可以输入关键词，查看该关键词在分别评价女性教师和男性教师时出现的频率。作者Laura Bates注意到，研究结果表明教学评估中普遍存在性别歧视：男性教师更有可能被评价为“才华横溢的”，“聪颖过人的”，“机智的”，女性教师则常被评价为“刻薄的”，”苛刻的”，“不公的”，“严格的“和”烦人的“。这些形容词暗示，学生会根据女性教师是否符合文化中对女性的刻板要求——即温和、友好、体贴且照顾他人的人母形象——来评价他们；而男性教师不会受制于此等标准。不过Laura Bates也注意到”对女性教授外貌的关注比预期少。“由于教学评估在学术领域的教师雇佣、晋升选择和终身教职评议上有重要影响，以上结论应被慎重对待。

4. 外表吸引力，性别及教学理念对评估的综合影响

“外表吸引力，性别及教学理念对教师评估的影响”

“The Impact of PhysicalAttractiveness, Gender, and Teaching Philosophy on Teacher Evaluation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1989

Stephen Buch 和Drew Tiene的研究探讨了教师的外表吸引力、性别、教学理念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学生评估教师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表吸引力并不能单独影响大四学生对教师的评分，它与性别及教学风格等因素结合起来会对评分产生影响。最明显的是，“相比其它三种强势的老师，外表有魅力的强势女性在包括总体能力在内的几项尺度上得到明显更正面的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可能会影响老师树立的权威形象的类型。尽管采用强势教学方法的外表吸引人的女性教员可能会得到更高的评分，她们在课堂上树立威严也更困难。作者指出这一现象对教师培训及评估都会有启示。

5. 学生对于学术成就的认知中的性别偏见

“本科生物课的男学生低估其女同学的学习成绩”

“Males Underestimate AcademicPerformance of Their Female Peers in Undergraduate Biology Classrooms”

PloS One | 2016年2月10日

当被问及谁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时，生物专业的男学生一贯认为男学生更聪明，即便班里有女学生表现更好。Daniel Z. Grunspan,Sarah L. Eddy, Sara E. Brownell, Benjamin L. Wiggins, Alison J. Crowe,和Steven M. Goodreau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男学生尤其偏向于认为其他男学生比女学生更懂得课程内容。在接受调查的1700名生物学导论课学生中，女学生在提名同学时公正平等，而男学生则一直把其他男学生的聪明程度置于女同学之上。即便对课堂表现和发言表现这两种影响因素进行控制，这样的偏见在学期进程中逐渐增长。

6.白人男性在导师制与教员回应中的偏见

“之前发生了什么？探究薪酬和性别代表是如何形成不同偏见并进入组织机构的田野实验”

“What Happens Before? A FieldExperiment Exploring How Pay and Representation Differentially Shape Bias onthe Pathway into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2014年12月13日

本研究发现，当不同学科（商业、教育、生命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美术等）的教授收到学生的申请意向书时，这些教职人员的响应程度根据申请人的种族和性别而不同。在除美术外的所有学科中，带有白人男性签名的意向书往往更容易收到教员的回复（以Brad Anderson【白人】与Keisha Thomas, RajSingh, Mei Chen, 或Juanita Martinez【非白人】相比）。在商科的教授中，这种差距最为极端：他们对于带有白人男性签名意向书的回应要比其他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多25%（87%对62%）。

7. 学生评教中的性别偏见

“本末倒置：一份迟到的对学生评教的检视”

“The Tail Wagging the Dog; AnOverdue Examination of Student Teaching Evalu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 2015年

Pattie Miles和Deanna House的这份研究分析了3年（6个学期）间3万个学生对225个教授的评估。作者们发现“虽然相较于男同事，女教授在许多方面具有竞争力，但在大班教学上，她们的得分大幅下降”（123页）。研究者督促教育者和管理人员不要仅依赖学生评估来衡量教师的教学效能，而要把这一指标与其他的评估方式相结合。

8. 学生的教学评估更多反映了性别偏见而非教学效果

“学生的教学评估（大多数）不反映教学效果”

“Student evaluations of teaching(mostly) do not measur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cienceOPEN | 2016年1月

Anne Boring, Kellie Ottoboni和Philip Stark在”两所大学和诸多课程题目中，学生教学测评更多反应了学生的性别偏见而非教师的教学水平。”他们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学生对女性教师的偏见强烈且在统计上有明显偏向。

二、该偏见对学生作业评分有影响。

三、学科和学生性别不同，性别偏见也有差别。

四、调整这种偏见已经不可能，因为其受诸多因素影响。

五、学生教学测评更多受学生性别偏见和对分数期待（而非教师教学水平）的影响。

六、性别偏见对教学测评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教学水平更好的教师反倒得到更低的评价。

9. 学生教学评估中对女性教师的性别偏见

“性别，种族与教学评估：来自混合教学小组的证据”

“Gender, ethnicity and teachingevaluations: Evidence from mixed teaching team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 2016年10月

在这项研究中，Natascha Wagner, Matthias Rieger和 Katherine Voorvelt分析了688位学生的教学评估数据，评估是从2010到2015五年期间学生对荷兰一所多种族院校的272门课程做出的。具体来说，研究者分析了在一所视提升社会和性别正义意识为教学使命之一的学校里，性别和种族因素对集体教授【校注：由多名老师合作教授的】课程的评估中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教师的女性身份对学生的教学评估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来说，女性教师在教学评估中达到提升副教授标准的可能性比男性教师低11个百分点。”虽然该研究没有发现相应的种族因素的影响，但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归结于多种族的学生构成。他们的发现认为“女性教师受到性别歧视，并指出用教学评估来决定聘用和晋升可能使女性教师处于劣势”。

10. 国际关系(IR)教学大纲中的性别偏见

“新证据：国际关系 (IR)教学大纲中的性别偏见”

“New Evidence on Gender Bias inIR Syllabi”

Duck of Minerva | 即将出版

在他即将发表的研究中，Jeff Colgan教授探讨了国际关系教学大纲中表现出的性别偏见。这项研究来自一个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更大的学术项目，该项目分析了美国42所大学的国际关系核心课程里的3343项必读材料。Colgan表示，“数据显示，国际关系课程里82%的指定阅读材料由男性作者撰写”，但这个高比例却“与顶级国际关系期刊中男女作者比例基本一致”。Colgan同时使用了一个更大的数据样本，发现虽然女性教师跟男性教师相比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文章作为阅读材料，她们挑选的女性学者的作品比男性同行多36%。Colgan在研究结论中呼吁，国际关系博士课程的授课教师需考虑女性学生和少数群体如何看待他们的教学大纲。

11. 修理泄露的管道

女性在学术界的职业发展：通过“泄露的管道”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en inAcademia: Traversing the Leaky Pipeline”

The Professional Counselor | 2014年

在这篇文章中，Courtney E. Grasser 和 Katharine S. Shaffer展示了咨询与指导等服务如何可以帮助解决高等教育中女性的“泄露的管道”困境：即女性过早离开学术界的趋势。这篇文章包括详实的职业发展，管道影响以及管道成果的女性在学术领域经验的文献综述。通过分析女性学者在获得教职之前、之中以及之后的经历，他们提出了如何协助职业咨询的独到见解。研究证明：“学术领域存在着固有的体系化的对于女性的不利条件，从而导致了在‘学术管道’的不同阶段存在‘泄漏’”（346）。

12. 关于“才华”的偏见

“对才华的预期构成各学术科目的性别比例”

“Expectations of brillianceunderlie gender distributions across academic disciplines”
Science | 2015年

该研究的作者Sarah-Jane Leslie，Andrei Cimpian，Meredith Meyer和Edward Freeland发现在文化共识上被认为需要“才华”或“天赋”的学术领域内, 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的人数远远不足。这项对三十个学科的学者的大规模、全国性的研究显示有证据证明存在这种倾向，这种倾向被称为“特定领域的能力信念假设” (field-specificability beliefs hypothesis)。在那些认为需要与生俱来的“才华”的领域（哲学、数学、物理、音乐创作），女性博士的比例远低于平均水平。

13. “科学院系中的不明显歧视：更青睐男性学生”

“Science Faculty’s Subtle GenderBiases Favor Male Stud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 2012年10月9日

Corrine A. Moss-Racusin, John F. Dovidio, Victoria L. Brescoli,Mark J. Graham和Jo Handelsman的随机双盲实验发现，男性和女性教师都显示出了对女性本科学生的歧视，将其评估为较为不能胜任、不适合聘用、资质较差的一方，向其提供的经费和指导也相对较少。

在基于申请材料进行的选拔中，如果一位应聘实验室管理员职位的候选人署有男性名字，则会被认为更能胜任、更具资质、更适合聘用。相同的申请材料如果是以女性的名字递交，则会被判定为不够资格。此外，院系的招聘委员会为选拔出的男性申请者提供更高的起薪和更多的指导。男性教师和女性教师身上都发现了性别歧视的存在。本文研究者们承认，歧视经常是不明言的或者非故意的，是“缘于耳濡目染的文化成见，这种成见将女性描述为不太能干的，但同时它又强调较之男性她们和蔼可亲。”研究者们引述研究成果指出注重“客观性”的学科的工作者们尤其容易产生微妙的性别歧视，因为对此缺少警觉性。这些不利于女性本科学生的歧视确实可能会影响她们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她们是否把科学领域读博看做一种可行方案。

研究者们呼吁，需要有意识地介入这些来自教师的性别歧视：“科研领域中女性如此缺乏，说明我们错失了重要的机会，没能利用潜在优秀科学家们的聪明才智，不论男女。”

14. 教学评估中的性别偏见

“以谁之名？学生评估教师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偏见”

“What’s in a Name? Exposing GenderBias in Student Ratings of Teachers”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 2014年12月5日

Lillian MacNell, Adam Driscoll 和 Andrea N. Hunt在一项关于测评授课教师的研究中发现，如果该教师被认为是男性，学生给出的测评分数会更高。本研究中，两位大学教授（一为男性，一为女性）同为一门网上课程授课。二人各开两个班，分别对一个班的学生使用男性常用名，而对另一个班的学生使用女性常用名。本文作者们指出，“研究结果十分惊人。被当做是男教授的授课者比被认作是女教授的授课者获得了更高的评估分数，而与两位教授的真实性别完全无关。”

15. 波兰艺术院校女性教师的匮乏

“发展机遇渺茫？一项针对波兰艺术院校女性的调查研究”

“Little Chance to Advance? AnInquiry Into the Presence of Women at Art Academies in Poland”

Katarzyna Kozyra Foundation | 2015年

这项研究考察了为什么女性学生在波兰的公立视觉艺术院校中的比例占77%，而女性教师却只占22%。为了更好地理解女性在艺术院校中的匮乏，研究团队使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法：包括对来自九所视觉艺术院校的783名学生为样本的调查，和对来自四所选定院校32名雇员和学生的采访。他们特别分析了学生的志向、优先权和对策；心理因素；以及学生与教授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更多男性将在大学工作视为一种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53)，以及女性学生在就读视觉艺术院校时期幸福感下降。作者们认为“艺术学校女性教师的低比率可能与艺术社群的封闭性质有关，与之伴随的是两性之间非正式的职业激励的极为不平等的分配”(58)。作者们指出尤其在视觉艺术这样的需要多样性以达成公正和创新的领域，解决公立视觉艺术院校中的系统性不平等和增加这类学校中女性教师的数量迫在眉睫。

学术界性别偏见与歧视前沿研究文献，我们给你译出来了III

学术发表、科研合作与基金申报的性别差距

1. 自我引用行为的性别差距

“男性学者自引率更高：各领域中性别与自引率的历时考察”

“Men set their own cites high:gender and self-citation across fields and over time”

Eigenfactor.org | 2015年8月

在2015年美国社会学会的年会上，Molly M. King,Shelley Jo. Correll, Jennifer Jacquet, Carl T. Bergstrom 和 Jevin D. West 发文指出：“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中，比起女性作者，男性作者会更多地在新论文里引用自己以前的成果。。”本文作者们分析了学术论文数据库JSTOR中的160万篇论文，发现男性作者中有31%引用过自己的论文，而女性作者中只有21%。由于学者的论文引用率在找工作、评终身教职、定薪水时关系重大，在分析学术界就业现状时，这篇文章中的发现非常重要。

2. Women researchers in Canada 加拿大的女性研究者

《增强加拿大的科研实力：基于性别视角的考察》

“Strengthening Canada’s ResearchCapacity: The Gender Dimension”

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 | 2012

这项针对加拿大女性科研人员的研究发现，尽管在学术界中女性的比例不断增加，“不公正的待遇依然显著地存在不同的级别和学科之中。”更具体地说，研究发现，随着学界级别的提高，科研人员中的男性较之女性的比例也随之提高。这份报告也提出了吸引和留住女性科研人员的策略，例如增加导师辅导的机会、提供奖学金、面向女性的专项补助；创造更灵活和有利于经营家庭生活的环境，包括校内的儿童照看服务；通过立法手段制定政府政策，以解决系统性的问题，例如立法名额分配、雇用平等政策、父母带薪产假补助；并且采取法律行动来纠正不平等以及不公正现象。

3. 学术界如何阻止女性涉足科学

Mason, Mary Ann, Nicholas H. Wolfinger 和 Marc Goulden：《孩子重要吗？：象牙塔中的性别与家庭》

Mason, Mary Ann, Nicholas H.Wolfinger and Marc Goulden. Do Babies Matter?: Gender andFamily in the Ivory Tower. New Brunswick: RutgersUniversity Press, 2013

这本书研究了组建家庭如何妨碍了女性攻读科学研究生学位和成为教职人员。它探讨的问题包括女性榜样的匮乏和“生育惩罚”（有孩子的女性，与男性或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获得终身职位的可能性大幅降低）。针对这些不平等现象，作者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男性和女性都应享有任期停工和产假的权利，而不是（对女性的）特殊迁就。在此阅读Nicholas H. Wolfinger的文章《致女性科学家，并没有生孩子的好时机（For FemaleScientists, There’s No Good Time to Have Children）》里面有更多促进性别平等的建议。

4.玛蒂尔达效应：女性传播学家的文献被引用频率较少

玛蒂尔达效应—传播学研究中的（性别）角色一致效果

“The Matilda Effect–RoleCongruity Effects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2013年2月

原注：”玛蒂尔达效应“一词是Margaret W.Rossier 在1993年提出的。指系统性的否认女性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她们的工作（这种成就）往往被归功于男同事。

在此项研究中，作者 Silvia Knobloch-Westerwick 和 Carroll J. Glynn分析了，自1991年至2005年间，出版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和《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的1021篇文章。他们发现，女性作者署名的文章，其引用次数要少于男性作者。

5. 数据分析显示：女性的学术发表数量较男性为少

“性别”在学术作者身份中扮演的角色

“The Role of Gender in ScholarlyAuthorship”

PLoS ONE | 2013年7月

Jevin D. West等人的研究利用JSTOR西文过刊库的学术发表数据，分析学术发表中的“性别鸿沟”，试图解释性别偏见、女性不成比例地在教学与行政工作中花费更多时间等现象。作者们分析了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超过800万份论文，揭示出各学科中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例如，他们发现，学术发表中女性作者的比例远远低于全职教职中的女性比例；他们还发现，在单独署名的论文中，女性作者数量明显不足；在合署论文中，男性普遍占据了重要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的位置。在科学领域中，论文的署名顺序对终身教职评估以及升职至关重要，而女性往往在商量论文署名顺序的时候显得不那么自信或强势。一旦女性为自己争取，往往会被视为刻薄、强人所难以及缺乏女性特征。详见Eigenfactor.org.

6. 国际关系领域学术引用的性别差距

国际关系领域学术引用的性别差距

Gender citation gap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2013年8月

本文作者（Daniel Maliniak、Ryan Powers和Barbara F. Walter）分析了“教学、研究和国际政策”项目中1980到2006年间同行评审类学术发表的数据。在控制诸多重要变量之后发现：“从总体来看，女性学者比男性学者更少被引用”。作者们认为这一差距可能源自几个因素：包括该领域中男性学者比例相对过高；相比于男性同行，女性研究者也更少引用自己的研究。由于学术发表的引用量往往被作为判定学者研究质量及其影响力的关键指标，这一发现对理解学术界的雇佣、晋升、及终身教职评选等问题的性别差距都有重要意义。

7. 生物学领域的男性教职工训练与雇用的女性教职工相对更少

“生命科学领域的精英男性教职工雇用的女性更少”

“Elite male faculty in the lifescience employ fewer women”

PNAS | 2014年7月15日

虽然生物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一半以上都由女性获得，但她们成为教职工成员的数量却严重不足。在这篇研究中，Jason M. Sheltzer 和 Joan C. Smith 发现，相比于女性教职员工，男性教职员工倾向于雇用和训练更少的女性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员。通过分析生物实验室人员构成的开放数据，他们发现“男性教职工培训的女性比其他主研究员培训的女性人数少百分之十到四十。”

8. 科学领域中针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性别偏见

“双重困境？科学领域中针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性别偏见”

“Double Jeopardy? Gender BiasAgainst Women of Color in Science”

Center for WorkLife Law | 2014

Joan C. Williams, Katherine W. Phillips和Erika V. Hall 在本篇报告中重新考察了1976年的一项经典研究，“双重约束：科学领域中少数族裔女性所要付出的代价”（“The Double Bind: The Price ofBeing a Minority Woman in Science.” ）。此研究发现，科学领域中四项最普遍的性别歧视行为分别为：1）女性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必须比能力相当的男性提供更多证据；2）女性既受制于科学研究需要阳刚气质的看法，同时又受制于女性必须表现出阴柔气质的文化成规；3）“生育墙”：一种认为女性生育后，其能力与工作投入会降低的成见；4）实际上，女性在男性气质主导的工作场所，会同时受到女性与男性的歧视。以上情况在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中更为严重，STEM工作者们通常认为这些学科及其一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才能为唯一标准的。此外，科技领域中女性的稀缺更使人认为女性只不过是用来象征性地满足性别平衡需要的。本报告详细论述了上述偏见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施加于黑人女性、美国亚裔女性和拉美女性的；并指出她们所受的偏见往往不限于这四项歧视行为。在这份报告的结尾中，作者列出了一系列在雇佣、提拔及授予有色人种女性科学工作者终身教职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的最佳措施。

9. 女性学者与男性学者合作时遭受的不公待遇

“为什么男性与女性共事时会获得所有的功劳？”

“Why men get all the credit whenthey work with women”

The Washington Post | 2015年11月13日

Heather Sarson最近一项研究初步显示：在与男性的合作研究中，女性学者处于不利地位。Sarsons发现，无论该多数研究是独立完成还是多人协作，男性经济学家都有75%的概率可以获得终身教职。相比之下，如果女性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大部分是与他人协作完成的，那么她们只有50%的机会可以获得终身教职。同为与异性合作完成研究，男性学者在此过程中获得的认可要远超于女性学者。当女性与女性协作时，这样的偏见便似乎消失了。

10. 女性学者在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期刊论文更少

“女性学者期刊论文发表少于男性学者？发表/出版生产力的性别差异”

“Do women publish fewer journalarticles than men? Sex differences in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2011

Karen Schucan Bird博士的这项研究发现，总体来说，与女性学者在学术界的数量相比，女性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出版数量不成比例地低，作者将其描述为“性别化的学术圈的成因和结果”。但是，在一些领域比如社会政策和心理学，“女性的出版数量则与她们在学术界所占的比例相称。”

11. STEM领域男性对报告性别偏见的研究评价较低

“旁观者眼中的揭示性别偏见的证据的质量”

“Quality of evidence revealinggender biases in science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2015年10月

这项由Ian M. Handley、Elizabeth R. Brown、Corinne A.Moss-Racusin和 Jessi L. Smith完成的研究考察了公众和学术从业者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领域对性别偏见研究的接受程度。作者进行了三个随机双盲实验，邀请学术领域从业者和普通民众参与实验。实验向参与者提供了一篇关于STEM领域的性别偏见的期刊文章的摘要；参与者需要阅读这篇摘要并评估这个研究的质量。研究者发现，男性参与者对性别偏见的接受度低于女性参与者：同时男性参与者把STEM领域性别偏见研究评价为不那么有质量的。研究者指出：“男性，特别是STEM领域学术机构中的男性教职员工，相对不愿意接受STEM领域内性别偏见的证据。”在促进STEM领域多样化的过程中，这样一层针对性别偏见研究文献的额外偏见也应该被纳入考量。

12. 历史学界的性别差异

“历史是关于男性，并由男性书写的吗？”

“Is History Written About Men, ByMen?”

Slate | 2016年1月6日

在这项研究中，Andrew Kahn和Rebecca Onion的研究数据来自于出版人市场数据库（Publisher’s Market Database）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American Historians）旗下的出版社名单。分析发现，75.8%的畅销历史读物的作者是男性，而且在大学出版社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别不平等。这项研究证实了Robert B. Townsend之前的发现，即女性在历史学术院系中没有得到充分代表（见“关于女性历史学家，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What the Data Tells Us aboutWomen Historians”）。男性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他们也在书写关于男性的历史，并决定着我们理解当下和未来可能性的叙事方式。

13.高影响力女性医学研究的人数不足仍是一个重要问题

“高影响力医学期刊中女性作为第一作者的趋势与比较：观察性研究（1994-2014）”

“Trends and comparison of femalefirst authorship in high impact medical journals: observational study(1994-2014)”

The BMJ | 2016年3月

Giovanni Filardo、Briget da Graca、Danielle M Sass、Benjamin D Pollock、Emma B Smith和Melissa Ashley-MarieMartinez按照作者性别，分析了从1994年2月到2014年6月的主要医学期刊。总的来说，女性第一作者所占比例，从1994年的27％显著上升到2014年的37％。然而，从2009年左右开始，女性第一作者人数在一些医学杂志上已经停滞不前，甚至下滑。这些在各类期刊中有显著差异的结果“表明高影响力期刊中女性研究者的人数不足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14.人文学科出版领域中的性别代表

“出版、权力、和赞助：论不平等和学术出版”

“Publication, Power, andPatronage: On Inequality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Critical Inquiry | 即将出版

Andrew Piper 和Chad Wellmon合作的这篇文章主要讨论权威人文学科期刊对精英研究机构的青睐现象。这项研究阐明了“（权威期刊）对少数精英研究机构的强烈偏爱；这些机构的强大影响力，不仅能决定谁可以拿到大学的终身教职，而且关系到学者们能否发表文章，以及在哪里发表”。文章也涉及了性别问题。本文搜集的出版数据包括人文学科的四大权威期刊——《批评性探索》（Critical Inquiry），《新文史》 (New LiteraryHistor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再现》 (Representations）——以及二十余种人文学术出版物。他们发现：“性别平等在学术出版业中缓慢发展着，性别平等既未成为横跨学术出版领域的普遍趋势，也远未趋近完成（16）。有趣的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学术出版领域——相比于公共出版领域（如书评）——对女性更加包容”（16）。

15. 荷兰科研基金青年申请者成功率与性别歧视

“荷兰科研基金申请成功率与性别息息相关”

“Gender contributes to personalresearch funding success in The Netherland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2015年8月

在这篇文章中，Romy van der Lee与Naomi Ellemers分析了荷兰科学研究基金委员会(Netherlands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WO)在三年中对青年科学家研究基金的申请和评审材料。文章中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12年。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在基金评审过程中，男性比女性申请者更受青睐的原因在于‘研究者的素质’而非‘申请材料的质量’以及申请材料的语言风格”。有意思的是，性别差异“在科学等【原注：如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更多女性申请者、有大量女性申请者的材料需要处理的领域中”尤为突出。此外，研究者的过往成就尤其容易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基于这项研究，作者建议“应加强评审过程中对申请材料的重视”，以减轻科研基金申请过程中的性别歧视。

2015年12月，Casper J. Albers发表了一篇名为“荷兰科研基金、性别歧视与辛普森悖论”（“Dutch researchfunding, gender bias, and Simpson’s paradox”）的文章，试图推翻van der Lee andEllemers的研究，Albers认为他们的发现建立在不合适的统计方法和统计错误上，他把这种错误叫做“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在2015年12月的文章“回复Albers：接受荷兰研究基金中的性别差异的经验证据”（“Reply to Albers:Acceptan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for gender disparities in Dutch research funding”）中，van der Lee andEllemers 重述了“不同学科科研基金申请成功率的差异性分布”，再次做出“科研基金申请者的性别与申请者早期科研基金申请成功率息息相关”的结论。他们证明了“辛普森悖论”无法解释女性申请者在进入科研基金评审后期的较低比率，以及为何“这些差异在女性申请者占比较高的学科中最为明显”。此外，他们指出Albers的回应和近期在部分学者中出现的现象类似，他们不愿接受由严格数据支撑论证得出的科学领域中存在性别歧视的结论——参见本书目参考文献中“基础科学中的男性认为对性别歧视的研究缺乏价值”（“Men in STEM deemresearch on gender bias as less meritorious”部分Handley等人所写的文章“旁观者眼中的揭示性别偏见的证据的质量”（“Quality of evidence revealing subtlegender biases in science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16. 医学期刊作者的性别差异——一项35年的研究

“The ‘Gender Gap’ in Authorshipof Academic Medical Literature — A 35-Year Perspectiv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2006年7月20日

Reshma Jagsi 和 Elizabeth A.Guancial 等研究人员通过对六个医学核心期刊的原创文章发表数量分析发现，近四十年来，男性与女性在医学学术文章发表的情况有所不同。研究表明，即使女性作者的原创研究比例在不断攀升，但女性群体依旧是医学学术领域原创研究作者和特邀编辑中的少数群体。

17. “化学博士：对女性去留的影响”

“The Chemistry PhD: the Impact onWomen’s Retention”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 2008

在英国，只有12%的女性三年级化学方向博士生想要在学术界工作，而在男性中这个比例是21%。这篇由Jessica Lober Newsome发表的报告分析了为什么女性化学博士生常常不会选择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学术界工作。本次研究的女性参与者称，她们在博士学习中面对的障碍包括缺少导师指导，感觉被孤立、遭受排挤（尤其是在研究组内），对研究组的男性文化感到不适，惧怕因实验成功率低（尽管只是平均水平）而可能给自己的能力带来负面评价。在这些博士期间的经历之外，女性参与者还明白，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太消耗精力、太孤独而且缺少合作”，与她们的婚恋和家庭目标冲突，需要作出许多牺牲（与女性气质和母职相关），并且由于这类工作对女性不利，因此不愿谋求这类工作。这项研究还给出了政策建议：比如建立一些能够推进性别平等的项目，给予鼓励和事后奖励；发展能够提供指导、联系、支持的关系网络；创造更多鼓励的文化；培训导师将多元和平等纳入考量；认可并资助博士后所提供的支持；邀请女性榜样分享她们的实践经验；在博士项目的课程和学术会议中，加入有关性别平等的部分。

18. 玛蒂尔达效应：性别偏见如何影响对研究质量和合作意愿的评价

“The Matilda Effect in ScienceCommunication: An Experiment on Gender Bias in Publication Quality Perceptionsand Collaboration Interest”

Science Communication | 2013年10月

该研究中，作者 Silvia Knobloch-Westerwick, Carroll J. Glynn和Michael Huge准备了内容相同的会议论文摘要，分别署以男性和女性名字，要求美国各个传播学项目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进行评价。三人发现，即使内容相同，研究生和博士生普遍给予作者是“男性”的论文摘要更高评价，并认为男性署名的“科学性”较高。

当署名女性的摘要涉及“抚养子女”和“身体形象”（而不谈“政治”）等问题时，会被认为是适合女性性别的题目，并获得较高的性价，而涉及性别中立的研究题目时，则会获得较低的评价。被认为最具科学性的则是署名为男性，且探讨传播与政治参与或民主与新闻报道等广泛被认为有“男性特质”课题的论文摘要。研究生与博士生们也对这些撰写具有“男性特质”论文的男性作者表现出最大的合作意愿。该研究的作者们展示了即便是轻微的性别偏见也可以逐渐积累，影响整个学界的职业生涯，包括评奖提案，晋升，或终身教职的评审，以及雇佣的选择。

19. 学术机构中的有色人种女性被假定为能力不足

Gabriella Gutiérrez y Muhs, Yolanda Flores Niemann, Carmen G.Gonzalez, 和 Angela P. Harris的编著：《被假定的能力不足：学术领域中女性种族和阶级的交织》

Presumed Incompetent: TheIntersections of Race and Class for Women in Academia.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Colorado, 2012

该书中的论文对关于有色人种女性在学术机构中面临的额外阻碍的诸多研究进行了诠释与情景化分析。这些额外的阻碍包括：被假定为能力不足（这又缺乏榜样、领袖人物和导师的缺乏而被固化）、隐形的和显性的种族歧视、有意无意地偏好、指派额外的工作、象征性雇佣【译注：tokenism，即人们认为她们能力不足，只是因为要用来装点门面，显示本机构具多元包容性才被雇佣；感谢Flair同学提供中文翻译】、不得不和“黑人大妈”（mammy，对照顾白人小孩的黑人女性的蔑称）之类的刻板印象斗争、各种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教学评估，以及当她们教授关于压迫（oppression）的内容时，更容易被假定为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当成一种专业实践。

学术界性别偏见与歧视前沿研究文献，我们给你译出来了IV

学术界性别歧视并不存在（？）

以下研究发现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中无偏见，或无倾向女性的偏见。2014年和2015年出现了几篇论文，提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某些领域中并不存在性别偏见，或提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中缺少女性的原因是文化因素，而非偏见。

1. 前-高等教育的因素有助于解释注重数学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中女性偏少的原因

“自然科学学术界的女性：一张动态图”

“Women in Academic Science: AChanging Landscape”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 2014

Stephen J. Ceci, Donna K. Ginther, Shulamit Kahn和 Wendy M. Williams在这篇报告中考察了在本科专业，研究生项目和教授职位中以数学为中心的领域（地球科学，工程学，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 STEM）中女性代表名额不足的现象。研究者发现“对以数学为职业和数学能力的方面而言，态度和期望上的性别差异在幼儿园阶段就很明显了，并随着成长持续加强”（75）。研究者得出结论：比起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前-高等教育的因素则能更有力地解释在注重数学的STEM领域中女性代表偏少的问题。作者指出“这项分析最重要的含义是：对于以数学为中心的领域中女性偏少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影响因素的性质，复杂性和发生时间，导致把注意力转向一些不太重要的原因，则会削弱促进更多女性从事与数学相关的职业的努力。”本文在结论中强调，导致注重数学的STEM领域中女性偏少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归结于类似性别偏见的单一因素，并建议进一步研究。

2. 告别“泄露的管道”，更好地理解性别和STEM

“STEM领域内本科到博士的管道漏掉的人中女性不再多于男性：一份30年的分析”

“The bachelor’s to Ph.D. STEMpipeline no longer leaks more women than men: a 30-year analys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 2015年2月

这项David I. Miller和Jonathan Wai所做的研究考察了“泄露的管道”作为理解为什么女性在STEM领域较少的原因的比喻是否准确。“泄露的管道”解释了为什么“从大学开始到获得终身教职的过程中，女性在多个时间点都比比男性更容易离开科学界”(1)。通过运用国家大学毕业生调查(Naitonal Survey ofCollege Graduates)和博士学位(Survey of DoctoralRecipients)获得者调查的长时段的回顾性分析和数据，该研究分析了STEM领域内的持续性：有多少比例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之前获得了同领域的本科学位。根据他们的发现，“泄露的管道”这个比喻只是“部分地解释了美国历史上的性别差异，而不能代表当下STEM领域本科到博士过程中的性别差异”（1）。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在本科毕业后获得STEM博士学位的可能性相同”（9）。根据这些发现，他们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在STEM的博士级别以上的女性比例为题，我们需要从本科或更低的级别的性别差异开始研究。

3. 教师委员会在STEM雇佣实验中以二比一的比例更倾向于女性申请人

“National hiring experimentsreveal 2:1 faculty preference for women on STEM tenure track”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 April 2015

这项Stephen J. Ceci和Wendy M. Williams的研究报告了五个雇佣实验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教师要评判多个虚构的女性和男性申请人的个人简介，他们申请的是生物、工程、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终身教指岗的助理教授职位。在申请均为高水平的情况下，该研究比较了教师委员会成员选择男性或女性的可能性。作者指出“结果显示在男性和女性教师成员都对女性有二比一的偏好，无论在强调和不强调数学的领域均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男性经济学家们，他们没有显示出任何性别偏好”（5360）。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复杂化了已有的关于STEM领域的雇佣过程的反女性性别偏见的研究。根据对真实雇佣时间的研究，他们提出“真实的雇佣显示女性博士申请终身教职岗位的可能性不成比例的低，但是如果她们申请，那么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被雇佣”（5365）。作者希望这项研究可以鼓励更多女性去申请终身教职的岗位，从而提升STEM领域的性别平衡。

4. 相较于语言能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中的女性学者比例与数学能力更相关

《<各专业的学者性别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专业对天赋的要求高低>评介》

“Comment on ‘Expectations ofbrilliance underlie gender distributions across academic disciplines’”

Science Magazine | 2015年7月

在Leslie等人在2015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Reports, 16 January2015, p. 262）中，作者Donna K. Ginther and Shulamit Kahn指出：专业领域对“才能的期望”高低可以解释各专业的学者性别比例。但是，当年7月Ginther和Kahn的研究却提出了不同观点。将PhD学位获得者的GRE各科成绩按照领域分类导入研究模型后，Ginther和Kahnr发现各专业中的女性PhD比例与该专业对才能的期望高低无关，但是与该专业对数学水平的要求有关。【译注：专业对数学水平的要求越高，就读该专业的女性PhD比例就越低。】

5.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的教师聘用委员会更青睐于能力更强的应聘者，不论性别

“除非遭遇成就更高的男性竞争对手，女性在应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教职时优势显著”

“Women have substantial advantagein STEM faculty hiring, except when competing against more-accomplished me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 2015年10月

在这项研究中，Stephen J. Ceci和Wendy M. Williams要求694名教员对其所在系一个终身教职的三名入围者进行排名。研究人员使用了两组材料。第一组材料包括了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入围者的资料，两名男性的学术质量得分相同（10分满分，得分9.5），这项分数是根据应聘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报告、教员会议计算所得（但对两人性格的叙述性描述是不同的），而第三名是女性，她在满分10分的情况下获得了9.3分。第二组材料颠倒了三人的性别，前两名排名更高的应聘者被描述为女性，而第三名得分较低的则被描述为男性。研究人员发现，总体而言，学术成就更高的入围者总是更受青睐，与性别无关，这使得他们得出结论：“特别强有力的男性或女性应聘者不太可能遭遇性别歧视，这是对目前研究结果最为谨慎的解释”（7）。

6. 探究女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代表性不足的现象

“计算机科学领域教职招聘网络中的性别、生产力与声望”

“Gender, Productivity, andPrestige in Computer Science Faculty Hiring Networks”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 2016年

Samuel F. Way, Daniel B. Larremore和 Aaron Clauset的这项研究致力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女性的代表性如此不足——女性教授只占所有教授职位的15%。研究者收集了北美205个授予博士学位的院系中2659位终身教职的招聘结果和学术生产力的数据，并发现招聘结果最直接地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1）招聘和安置机构【校注：PhD所在学校】的相对威望；

2）求职者的学术生产力。研究者认为，性别在学术生产力、博士后培养率和大学教职的晋升方面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研究者还发现，高排名的院系会更加积极地、以比人们预想的更高的频率聘用女性教师，而这似乎妨碍了排名较低的院系们所做的相似的努力。研究者预测，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性别平等要在60年后才能实现，我们应该努力加速这一进程，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增进科学革新、创造力以及生产力。

Answering Harvard's QuestionAbout My Personal Life, 52 Years Later

Phyllis Richman, The Washington Post, 2013.6.6

Why So Few Women Are StudyingComputer Science

Selena Larsen, ReadWrite, 2014.9.2

(Academic) Housework: The Engineof Science (& Society)

Chanda Prescod-Weinstein, 2016.2.22

Stanford and Other EliteUniversities Have a Gender Problem: Too Few Women Professors

Katy Murphy, San Jose Mercury News, 2016.2.26

Demystifying the Gender Pay Gap:Evidence from Glassdoor Salary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