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锋：论何新与90年代中国经济方针的重大转向

张铁锋：论何新与90年代中国经济方针的重大转向

　　作者：张铁锋，方堃补订

1988年——1989年，中国经济遭遇到严重的困难，物价高企，经济改革遭遇困境。出路何在？

当时决策当局（赵为代表）推出的主流思路是强行闯关，以物价改革为杠杆启动金融和市场化的改革。而陈云一派提出的则是比较保守的思路，主张遏制通货膨胀，扩大供给能力，收缩投资性货币供给，以综合平衡为目标进行“治理整顿”。

在此形势下，何新一方面发出恶性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警告（1988），另一方面，针对当时主流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此为决策层一致认可的判断），何新振聋发聩地提出反论。何新认为经济中三角债等问题的根源，是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金融危机，也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这一观点非常新颖。这也是何新经济学区别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根本性理论突破之一。事实上这个论点的提出及其对国家此后经济决策的重大影响，导致了中国经济方针的根本改变，是中国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

在1988年发表于经济学周报的一组文论中，何新指出物价闯关、货币政策放松正在引发通货膨胀，以及市场部分商品的结构性不足。何新此时仍然接受当时普遍流行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说法。

但是1989-1990年间，何新对金融形势做了深入地观察与思考。他通过财政数字看到企业产成品库存发生严重的大量积压，由此引发了众多企业现金周转困难和互相拖欠信用的所谓“三角债危机”。何新因此而意识到，这种经济形势，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由于“商品内涵价值实现困难”而发生“实现”危机，这种危机的本质是由于生产过剩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在市场经济中经常周期性地发生的古典型经济危机。

当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理论正在中国大学和经济讲坛中风行一时。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物资短缺的匮乏经济现象。

但是何新却认为，科尔内经济理论所说的由于计划瓶颈问题，造成资源配置不良，而导致所谓“短缺经济“的理论其实非常肤浅。

何新认为，消费市场部分商品的结构性短缺，只是一种表面的实物经济现象，而其根源则在金融经济中。

何新批判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误解了凯恩斯所谓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这两个概念。以至于官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误用了这两个概念。他说，中国人仅从传统实物经济的角度理解这两个概念，认为“总需求”与“总供给”都是反映实物产品供求关系的概念。而实际上，凯恩斯经济学中的这两个概念是金融概念，反映的不是商品实物的供求关系，而乃是市场货币的供求关系。

因此何新抨击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包括科尔内等）对这两个概念之误解与误用。他嘲笑中国经济学家没人真弄懂了经济的基本概念和问题。他批判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区分实物消费类型的非市场经济，与金融信用所推动的金融市场经济具有质态性的区别，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理解什么是金融危机。

何新说，必须从金融角度而不是实物角度看问题，才能越过现象看到本质。才会理解，当前（80—9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并不是商品供不应求即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出现了企业产成品库存大量积压即生产过剩，由此导致资金回笼和周转困难，而导致出现了金融危机。

何新还指出，生产过剩危机，包括两层意义；其一是产成品库存积压导致的过剩，即古典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例如因牛奶库存过多，导致奶品市场价格暴跌，于是生产商把大量牛奶倾倒水沟中之类。其二是生产能力过剩而反映的经济结构性危机。何新指出，这种结构性危机对于社会十方危险，因为处理产能过剩的结构性改造，会导致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何新认为，解决生产过剩的主要办法，有消极与积极的两种思路。消极思路就是限产压库。而积极的思路就是大力开拓新的市场边域，从而扩大市场中的货币需求。如果国内市场无法吸纳过剩的产能，就必须向外看，寻求国际市场，扩大外需。

何新指出，经济学未被普遍认识的一项重要原理就是固定市场有限性的原理。

正是循以上的思路，在1991—1993年间，何新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一方面是限产压库，解决过剩产能，实现结构性改造。另一方面是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何新于1988年文中就已提出呼吁，主张中国应当与苏联进行深度经济合作，建立东北亚经济圈，以中国的过剩轻工业产品与苏联的过剩重工业产品和资源产品相交换，形成互利互补的经济结构。而在此时，中苏关系仍然尚未解冻。

在1990年后，何新进一步提出建议，主张大规模开拓欧美及全球市场，把中国的工业品推向全世界去。

何新在1990年给国务院领导的经济建议中曾经明确说：“国际贸易，宜特别重视开拓和谋求主导中国周边的国际市场，利用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重点向西伯利亚、印度支那、西亚、西南亚等区域扩展贸易。”（《关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意见书》1990年5月1日，载《新战略论·经济编》P103）

而我们所必须注意的是，何新当时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新思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因此受到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的尖锐抨击和嘲笑。

何新的观点在内部刊物发表后，立即受到抨击、反驳和嘲讽。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嘲笑何新提出的“生产过剩”这个古典概念。他们不仅认为这个概念过时而且十方荒唐，因为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流行的《经济学》书中曾宣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已解决生产过剩这个古典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物资匮乏的中国经济，说现在发生了生产过剩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自己的物资和商品还大量供不应求，而短缺，而供给不足，又怎么可以大规模地拿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岂非梦话么？！中国应该大力扩张进口，弥补国内物资短缺，以此平抑物价。当时中国国务院请来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还建议中国政府警惕民间储蓄过高的问题，认为这是一头货币老虎，一旦出笼，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他们建议以高利率稳住储蓄。

何新的理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后，更立即引来一片反对和嘲笑的抨击和嘘声，认为何新此人根本不懂经济。

但是，当时影响力极大的前辈经济领导人陈云和国务院主要经济领导人对于何新的经济观点却都明确地给予了关注和重视。何新第一次正面论述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的著名文论《何新与日本经济学家s的谈话》赫然在人民日报及对外的《北京周报》全文发表。

何新的“生产过剩”观点及基本建议被采纳，国务院此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限产压库、调降利率（以促进消费）、双休放长假（也是为了压减生产和刺激消费）、大力遏制重复建设。

但是对于限产压库问题，何新认为，对于大规模削减生产力要取慎重态度，应当努力护持既有的生产力。要在开拓市场、保持效益的前提下，尽量维持生产。“关停并转”四字诀中，宜多在“并、转”二字上做文章。

扩大需求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是中国自1990年开始，连续大幅调降人民币汇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1989年的3.76逐年变至1994年的8.61，后多年稳定于8.27左右。

在2000年以后，鼓吹人民币应当快速大幅度升值的主流呼声甚高。为了维护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何新反对人民币过快升值，指出这是一场汇率战争，汇率是一种武器。利用汇率魔术，可以实现大规模资本转移，实现大规模金融洗劫。何新曾多次提出调降汇率的建议。（有关论著收入于何新著作《汇率风暴》。）

90年代后，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国务院采取了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企业出口的外向化战略和政策，从而全面拓展了国内产品的出口市场。

由此之后，中国的出口不断持续高速增长。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迅速走出了困境，此后多年保持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特别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工业品覆盖到全球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

早在1990年代初，何新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开放观，“一种新的对外开放模式”。

当时主流经济学家也大谈开放，大谈市场，但是何新认为，他们既不懂市场，更不懂开放。何新批评道：“许多学者喜谈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多数方案却是主张如何把中国的钱给外人赚，而较少考虑如何利用国际分工、比较利益赚外国的钱。”（《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一种设想》）也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开放”，主要就是把中国市场向外国产业和资本开放，以为这样子就能与国际先进制度接轨，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机制，中国经济就能步入美妙的发展轨道。这是“天真地相信美国人的话，认为我国经济的效率问题主要是体制和微观机制的问题。结果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寻求经济的理想模式和所有制问题，这正中了发达国家对我国画地为牢，困锁我国经济向外发展的圈套。”“过去十年中国的开放政策，着眼于引进比较多，而我认为今后在坚持适当引进的同时，尤应着眼于设法把中国的工业制造品打出去。”（《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我国经济病症的成因和治理》）

何新主张的“开放”，是一方面引进所需资本、技术等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中国工农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他说：“向外发展，就是效率，就有资源，就能赚回资金，就能推动技术发展，就能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中国工业，未来应有雄心去担任非发达国家多数工业品、工业设备的供应者。”“要么，今后抱残守缺陷入长期停滞。要么就早日制订拓展出口、开拓海外市场的长远发展战略，以推进制造品出口为动力，来带动国内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我国经济病症的成因和治理》）

他说：“中国不能单纯走不断把国内市场让给别人(发达国包括四小龙)的狭窄道路。我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进资金、消化技术、改造中国工业生产力，使我国增强国际出口竞争力，获取足以养育我国工业的丰足利润机会和更大面积的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一种设想》）

何新明确提出了一种“外向型发展(对外开放)的新思路”:

“1.从发达国家(如日本、西欧、北美)寻取适合我国的技术、资金、设备，进行吸收、消化，实际是中国工业技术升级性的重新武装。

“2.利用我国低工资劳力来源大(这是由于我国农村中剩余劳力储备广大，故廉价劳力可长期供给)，以及我国设计的一些工业制成品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这些优势，谋求逐步由我国取代发达国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大量提供制成品(包括开辟有利可图的就地生产线)。从而由我国从中获取交易差价(外汇利润)，或以换货贸易形式寻觅我国工业需要的廉价资源。”

何新还设想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格局：“中国的东南方，只是一个资金、技术的传递带，他们的使命是向纵深传递，要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区，联起来。而这个工业区的大市场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内大陆，现在的中亚细亚、俄罗斯，这一地区到现在为止，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人口、巨大的资源、巨大的土地面积、巨大的前在工业能力。”（《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从上述，我们看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声，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先声。

今天，中国确实已经成为“非发达国家多数工业品、工业设备的供应者”，甚至进一步，也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工业品、工业设备的供应者。而这正是“一带一路”的底气所在。

华为作为中国产业升级、企业发展的杰出代表，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先是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巩固市场，然后进一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最终攀上世界产业链的顶端。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发达国家的不安。

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必然的，因为，中国通过进取性的开放战略，不断占领国际市场，不断攀上世界产业链高端，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在发生质的转变，从原来的垂直分工（中国居于产业链中低端），迅速变为水平分工。水平分工即意味着更直接的竞争，是有你没我的争夺，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美国发动贸易战，真正矛头所在，是中国的高端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华为首当其冲。

而美国的惊慌反应，正是中国强劲崛起的最好证明，而美国的不断指责，则是中国全球战略成功的最好认证。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实际上是赢不了贸易战的，因为中国已经通过多年的内外拓展布局建立了强大的战略厚势，这是美国所啃不动的。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已经使自身丢失了给予他国发展机会的这样一项最重要的权力，而中国逐步开始掌握起了这项权力，即供应工业品的权力。尽管美国还掌握着剥夺他国发展机会即动辄制裁的权力，以及通过政治军事和金融手段搞乱、搞垮他国的权力，但是美国越是运用这种权力，越是透支和损耗自己的霸权基础。而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寻求发展机会的，没有一个国家是甘于永远乱下去、垮下去的，他们要发展，就必然要面向中国，利益使然，这是美国压制不了的。所以近来，美国满世界警告各国不要与中国合作，又满世界被怼回去，在匈牙利、在德国、在意大利、在菲律宾、在非洲等等。中国，越来越成为那个必不可少的国家，而美国则面临成为鸡肋国之虞。中国的产业越升级、体系越完整（供应能力越强），中国与各国经济交往合作越深广，“一带一路”越形成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越有更强的自循环能力，美国的不可或缺性就越下降，越走向边缘化，也就越无力制裁和遏制中国（华为说，没有美国市场，我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美国也难以轻易打倒华为）。无论自觉不自觉，美国都在走向孤立化。同时，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意大利、新西兰等等都日益急切地要加入“一带一路”。这是大势所趋。

如果回顾五百年的世界历史，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是以其人之道实施了对西方的一次战略逆转。近代西方的发展是靠在广大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边缘地带先建立据点开拓空间，从中发展壮大起来，最后才完成对东方核心地带、中国的包抄攻占，而登上世界权力顶端的。那么20世纪的中国呢，革命者先是在本国的广大农村边缘地带建立根据地，从中发展壮大起来，再攻占中心城市，建立新中国，然后又是着力在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拓展外交空间，改开之后接着拓展经济空间，新时代“一带一路”则更自觉地进行构建，巩固大后方，并不断向核心地带、发达国家挺进。如此的厚势很难逆转。新一轮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非在此而已。

以此回顾何新当年的论述，什么叫战略眼光，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观点就是。

（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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