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日拜谒寿皇殿
清 爱新觉罗·弘历
紫殿彤闱神御凭,清明肃拜典相仍。
羹墙有慕何嗟及,堂构非遥此敬承。
旧礼漫传粳粥荐,新烟还看柳丝凝。
那堪子厚书重展,指日吾将谒二陵。
在景山的北面,有一组曾经长年不向公众开放的殿宇:寿皇殿、永思殿和观德殿。仔细品味这些殿名,隐隐觉得不同寻常。它们确实不是普通的园林建筑,而是清代皇室用于追悼和祭祀先人的场所。
▲景山北部的三座非常殿宇。
【火葬】
顺治十七年(1660年)岁末,紫禁城里张灯结彩,准备过年。礼部突然宣布取消元旦的大朝会,不祥的气氛在宫中弥漫开来。正月初七,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因天花去世。在乾清宫停灵二十七天后,顺治的梓宫(棺材)移至景山寿皇殿暂安。停灵百日后,依据满洲习俗,在寿皇殿前举行了火化仪式。
康熙二年(1663)四月,存放骨灰的“宝宫”离开寿皇殿,入葬清东陵的孝陵。顺治是清朝最后一位火葬的皇帝,外加顺治出家的传说,使孝陵成为清东陵中唯一没有被盗的陵寝,地宫至今安然无恙。
▲顺治的孝陵(原图来自网络)。
【御容】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天,康熙皇帝在畅春园驾崩。当天夜里,遗体被送回乾清宫安奉。二十天后,康熙的梓宫移至寿皇殿停灵。为怀念先帝,雍正命善于绘画的御史莽鹄立,根据康熙生前的容貌绘制画像。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的梓宫运往清东陵的景陵安葬,寿皇殿里供奉起他的御容画像。此后每逢圣诞、祭晨、元旦、令节,雍正都会前来拜谒瞻仰。
▲青年康熙与老年康熙。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身亡,当天移灵回到乾清宫。之后雍正的梓宫并没有像顺治、康熙一样在寿皇殿停灵,而是回到了当年他身为皇子时的府邸——已经改为行宫的雍和宫。雍正继位后有很多特立独行的举动:寝宫不选乾清宫而选养心殿;园居不住畅春园而住圆明园;停灵不在寿皇殿而在雍和宫;死后不葬清东陵而葬清西陵。生前身后似乎处处躲着父皇康熙,难免让人联想到谋权篡位的传闻。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雍正安葬于清西陵的泰陵,他的御容画像供奉在寿皇殿的东室,与中殿的康熙御容享有同样的礼仪。
▲清 郎世宁绘 《平安春信图》里装扮成汉人的雍正和乾隆,父子二人在政治上的配合如同画里一样默契。
【重建】
供奉着康熙和雍正御容画像的寿皇殿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在明代的用途记载不详。乾隆《御制重建寿皇殿碑文》里称其是“明季游幸之地”,但也有观点认为当时寿皇殿就已经用作祭祖的场所。在前一篇文章《明思宗殉国处 煤山末路》里提到,很多史料记载崇祯自缢于景山寿皇亭,又称红阁。“寿皇亭”会不会是“寿皇殿”的舛讹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明代寿皇殿建筑群的后部建有万福阁、延宁阁和永康阁,而明末景山再无其它的楼阁式建筑,或许就是所谓的“红阁”。如果寿皇殿在当时确实是祭祖之所,崇祯选择在这里自尽殉国,也是合乎情理的。
▲明代的寿皇殿并不在北京的中轴线上。
寿皇殿的重建,缘于皇宫和御苑之间的一次“攀比”。从雍正朝开始,皇帝长年在圆明园生活居住、处理朝政,圆明园成为与紫禁城并列的政治中心。祭祀祖先是宫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乾隆八年(1743年),在圆明园里修建了和寿皇殿功能类似的安佑宫,供奉康熙和雍正的御容画像。新建的安佑宫仿太庙之制,是一座面阔九间的重檐大殿。相比之下,建于明代的寿皇殿就显得逊色不少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寿皇殿位于景山东北,距中轴线偏离了十多米,不合“闭宫之法度”。
乾隆十五年(1750年),寿皇殿在景山正北的中轴线上彻底重建,与安佑宫成为一组姐妹建筑:“盖安佑视寿皇之义,寿皇视安佑之制”。
▲乾隆年间修建的安佑宫与寿皇殿格局相似,均以太庙为蓝本。
重建后的寿皇殿前建有两座碑亭,石碑上镌刻乾隆《御制重建寿皇殿碑记》和《乾隆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记述了这次重建工程的意义与经过。
▲寿皇殿西碑亭。
在这次重建中,原有建筑并没有被拆除废弃,而是移建到了同期改造的雍和宫里。现在雍和宫中最为壮丽的万福阁、延宁阁和永康阁,便是明代的寿皇殿建筑,连名称都没有改变。只是为了供奉巨大的佛像,万福阁顶部加盖了一层屋顶。
▲寿皇殿里的万福阁(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与移建到雍和宫的万福阁(李乾朗绘)。
【昭穆】
重建后的寿皇殿由两重围墙环绕,外墙南面建有琉璃砖门。门外三座精美的木牌楼合围成院落,气势不凡。牌楼上的匾额均由乾隆御笔题写:
南牌楼:显承无斁,昭格惟馨
西牌楼:世德作求,旧典时式
东牌楼:绍闻祗遹,继序其皇
▲由三座牌楼组成的牌楼院是乾隆时期的流行建筑样式。
▲西牌楼,早前三座牌楼两侧均有戗柱,1947年改为水泥立柱时取消,2018年修缮时重新恢复。
▲东牌楼,朝西的匾额原是“继序其皇”,与《日下旧闻考》记载相符。现在是“绍闻祗遹”,不知道在哪次大修中装反了。
主体建筑寿皇殿是一座面阔九间,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的大殿,建筑等级超过了重檐歇山顶的安佑宫。殿前建有宽阔的月台,上设铜鹿、铜鹤各一对,铜香炉四只。院内种植松柏,树下有精美的青白石树池。
▲寿皇殿是北京皇家园林里等级最高的建筑。
寿皇殿落成之后,乾隆将康熙和雍正的御容画像重新供奉于殿中。截至清末,寿皇殿里每日悬挂着从康熙至光绪共八位皇帝的御容画像。康熙居中,其余皇帝的龛位依照昭穆之制在其左右。所谓昭穆之制,是宗法制度下祖先的排列顺序:始祖居中,左昭右穆。二世为昭,三世为穆,以此类推。
同 道 乾 康 雍 嘉 咸 光
治 光 隆 熙 正 庆 丰 绪
每逢除夕,寿皇殿的龛位外面和东西两侧,还要安放数座插屏,上面悬挂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历代已故帝后的御容画像。由于一屏最多只能挂三幅画像,只有元配嫡皇后和生育皇帝的皇后才有资格与皇帝的画像并列接受祭祀。以乾隆为例,左侧是孝贤皇后富察氏,右侧是生育了嘉庆的孝仪皇后魏佳氏(“魏璎珞”)。正月初一,皇帝带着皇子和近支王公来这里举行元旦大祭。第二天,这些临时悬挂起来的画像就会撤下,收藏到殿内的西大柜里。
▲从这张民国时期的照片里,还可以看到寿皇殿元旦大祭时的陈设。
【观德 永思】
重建后的寿皇殿成为供奉御容画像,保存帝后遗物的专用殿堂,不再用于停灵。东边的观德殿成为主要的停灵之处,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和光绪的梓宫都曾在这里暂安。
▲观德殿建于明万历年间,殿名有“观瞻祖先之遗德”的含义。
除皇帝之外,还有两位深受宠爱却过早离世的后妃曾经停灵于此。一位是顺治的皇贵妃董鄂氏,死后追封为孝献皇后。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十二岁的董鄂妃香消玉殒,顺治悲痛欲绝,“顺治出家”也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三七之后,董鄂妃的遗体依照满族习俗在观德殿外火化,骨灰继续在观德殿奉安,直到三年后与顺治合葬于孝陵。
另一位是最近人气超高的乾隆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富察氏。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在随乾隆东巡的返京途中病逝,享年三十六岁。至于野史传闻,和《延禧攻略》里的情节一样狗血,不说也罢。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悼念,持续了整整一生,留下许多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例如皇后的梓宫从长春宫移至观德殿时,乾隆所作的长律:
凤輤逍遥即殡宫,感时忆旧痛何穷。
一天日色含愁白,三月山花作恶红。
温凊慈闱谁我代,寂寥椒寝梦魂通。
因参生死俱归幻,毕竟恩情总是空。
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
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
在观德殿与寿皇殿之间,还有一座乾隆十五年(1750年)添建的永思殿,用作皇帝来寿皇殿祭祀时的休息场所。同治的孝哲皇后阿鲁特氏曾经也在这里停灵。
【劫难】
寿皇殿里收藏的御容画像,不仅是那些正襟危坐的朝服像,还包括反映帝后日常生活的行乐图,角色扮演的化妆像,以及记录历史事件的绘画等。每当皇帝去世后,各类画像都要统一入藏寿皇殿。除此之外,寿皇殿还收藏了大量前朝的印玺和帝后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不幸的是,一些寿皇殿旧藏已经流落海外,甚至下落不明。
1900年,八国联军中的法军将司令部设在寿皇殿,法军最高统帅弗雷(Henri Nicolas Frey)趁机掠走了大量画像、印玺和文玩等珍贵文物。后来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被捐给法国的博物馆,一部分流入艺术品市场,在各种拍卖中频频出现。“弗雷家族收藏”成为判断文物身份的重要佐证,令人心中五味杂陈。
▲坐在寿皇殿里的弗雷,在身后列位清帝遗像的注视下,心里就没有一丝不安吗?
【转身】
清朝灭亡之后,寿皇殿仍为清室所有,直到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此后寿皇殿归属故宫博物院管理,溥仪时期的总管太监张成和负责看管,享受故宫职工待遇。后来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前往寿皇殿接收御容画像,遭到张成和挺身抗争,撞头流血,受到溥仪嘉奖,却终究无济于事。民国期间,寿皇殿以及观德殿、永思殿,始终没有作为景点对外开放。
▲1931-1932年间的观德殿已经破败不堪。
今天,我代表市人民政府把这座美丽的少年宫送给你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这所宫殿的主人。祝你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准备着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宣布北京市少年宫开幕。寿皇殿连同旁边的永思殿、观德殿,以不同以往的身份和面貌,成为几代北京孩子的童年记忆。在少年宫时期,寿皇殿院内的古建筑得以保留,用作礼堂、教室和办公室。也有少部分添建改建,例如寿皇殿前的寿皇门被封闭起来用作贵宾室,东、西两边的井亭改建成刘胡兰纪念亭与雷锋纪念亭。
▲1981年被烧毁的寿皇门。
事故还是没能避免。1981年4月10日晚,少年宫的工作人员在下班后没有切断电源,不幸引发火灾。寿皇门被全部烧毁,周围数百年的古柏也被殃及,损失惨重。1985年寿皇门完成复建,继续封闭起来用作贵宾室。
现在寿皇门前的石狮并非原配,来历不明。少先队员的喷泉和雕塑,与四平八稳的皇家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2013年,少年宫迁出,寿皇殿建筑群回归景山公园。2018年底,恢复原貌的寿皇殿第一次向公众敞开大门。从此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老北京中轴线全线开放,再无禁区。试想如果没有乾隆年间的那次改建,北京中轴线在景山之北多少也会有一些白璧微瑕吧。
图文 | 罗东生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北京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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