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先讲他“挂剑重信”之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44年。《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季札奉吴王之命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途中经过徐国。徐国国君看中了他的宝剑，但是不好开口要，但季札看出来了，心里明白徐国国君的意思，由于外交场合需要佩剑，且还没完成出使之任务，所以季札当时就没有将这把宝剑献给徐国国君，但是心里已决定要把这把宝剑赠送给他。可惜的是等季札出使完各国，返回到徐国时，徐国国君已去世了。季札便作出一个一直被后人追思的举动，他将这把宝剑挂在徐国国君坟墓旁边的树上。

他身边的人说：“徐国国君已去世，还能给谁呢？”他说：“不然，开始我心里已经答应给他，岂能因为他去世而违背我的心呢？”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新序·节士第七》也记载了这件事，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延陵季子完成出使晋国的使命后，当知道徐国国君已死，他将宝剑交给继位的国君，他身边的从者劝他说：“这是吴国的宝物，不能赠给他人。”他说：“我不是用来送人的，此前我来徐国，徐君观赏我的剑，虽没说出来但是神色流露想要的意思，我因为还要到中原大国去出访，就没有献给他，虽然如此，但是我心里已经决定给他。现在徐君去世，我却不给他剑，这是欺骗自己的内心。因为吝惜宝剑而欺骗自己的内心，正直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于是解下宝剑交给继位的国君，继位的国君说：“先君没有遗命，我不敢接受宝剑。”延陵季子便把宝剑挂在徐国国君墓地旁边的树上就离开了。徐国人称赞他的这种行为，并歌之：“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我们知道，讲信用是有境界的。第一层境界是不欺言。因为对他人有所承诺，所以就有个约束力，一般来说还容易做到。第二层境界是不欺行。比如明确规定自己每天有什么行动，虽与他人无关，但别人可能知道，也会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做到了，就是不欺行。第三层境界是不欺心。自己内心已有承诺，但他人不知道，完全没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而履行信义。

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欺心”啊！延陵季子“挂剑重信”，就是不欺心，代表了信用的最高境界，可谓“中华诚信第一人”，因此也赢得了后人的追思和赞许，如唐代诗人李白有诗《陈情赠友人》:“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宋代名士唐肃有诗《季子挂剑歌》:“季子让一国，视之敝屣然。宁当宝一剑，不为徐君悬。徐君虽亡骨未朽，剑挂坟前白杨柳。君知不知不足悲，我心许君终不移。”大家都知道，信用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必须遵循的价值理念。否则，人和人之间、政府和百姓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便难有秩序可言，也不可能和睦和谐。

《易经·系辞上》讲：“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也就是说，人们所帮助的，是那些讲信用的人。在孔子教弟子的“文、行、忠、信”四项内容中，信居其一。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貌，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一个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就好像大车没有、小车没有一样，它靠什么行走呢？可见，信用是人在社会上的立身之本。上面我们讲了延陵季子“挂剑重信”的故事。接着讲延陵季子“三让王位”。《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馀祭，三子叫馀昧，四子叫季札就是延陵季子。季札贤能，吴王寿梦非常喜欢他，有意要将国君之位传给他，但是季札不肯。于是立长子诸樊，代理执掌国政。吴王寿梦去世后，长子诸樊服丧期满，要把君位让给季札。

季札推辞说：“曹宣公死后，各国诸侯和曹国之人都认为新立的曹君不义，想要立贤能的子臧为国君，但子臧拒绝了，为了坚守臣民们的忠义并打消国人拥立的念头，子臧离开了曹国，以成全曹君继续在位。君子评论子臧说他‘能遵守节义’。您作为长子本是合理的继位人，谁敢侵犯您呢！当国君，不是我应有之节。我虽无能，也愿效仿子减那样的义举。”吴国人坚持要立季札，他便抛弃了家室去耕作，吴人只好放弃了。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在位十三年去世留下遗命把君位传给其弟馀祭，目的是想按次序以兄传弟，一定要把国位最后传至季札为止，来满足先王寿梦的遗愿。而且兄弟们都赞赏季札之义，都想把国君之位依次渐渐传到季札。季札被封在延陵，因此号为延陵季子。公元前531年，吴王馀祭去世，其弟馀昧继位。公元前527年，吴王馀昧去世，想传位于其弟季札。季札避让而逃离。

这就是延陵季子“三让君位”的故事。首先是父亲吴王寿梦想传位他，他辞让不接受，这是第一让；大哥吴王诸樊想让位给他，他又辞让不接受，这是第二让；三哥吴王馀昧想传位给他，他再次辞让不接受，这是第三让。在中国历史上，像延陵季子这样“让王位”的人并不多，在他之前有三例。第一例是伯夷、叔齐兄弟俩。《史记·夷列传》载，伯夷、叔齐是商朝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但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第二例是吴太伯、仲雍。这两位是周文王的大伯、二伯，是延陵季子的祖先。太伯至吴王寿梦是第十九世，至延陵季子是第二十世。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均为周太王之子，季历之兄。季历十分贤能，又有一个具有圣德的儿子姬昌（即周文王），太王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姬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像当地蛮人一样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继位，就是王季，姬昌后来也成为文王。太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昊”。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追随他的有一千余户，尊立他为吴太伯。司马迁作《史记》时，因“嘉伯之让”（《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嘉许吴太伯让国，而作吴太伯世家第一。孔子也高度称赞“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伯》，泰伯即太伯）。第三例是曹国的子臧。子臧即公子喜，是曹宣公的儿子。

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新序·节士第七》载，曹宣公和其他诸侯征伐秦国，死于军中。曹国派子臧接回宣公的灵柩，公子负刍和太子留守，结果公子负刍杀了太子自立为君。宣公安葬后，子减便逃亡，结果国人都要跟随他。负刍立为国君后，称作曹成公，他看到这种情形很害怕，就承认罪过，并且请求子减回到曹国，于是子臧回国。后来晋国国君与诸侯会盟，逮捕了曹成公，送往都城洛邑，准备推荐子臧给周天子立他为曹国国君。

子臧说：“古书上说，圣人能够做到进退合乎节义，次一等的人能坚守节义，再次一等的人不失基本的节义。当国君，不符合我的节义。我虽然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但怎敢失去节义呢？”于是逃到宋国，国人便请求晋厉公。晋厉公对子臧说：“您回到曹国，我就归还你们的国君。”于是子臧回到曹国，晋侯禀告周天子后就把成公送回了曹国。所以，子臧辞让国君之位，《春秋》称赞他的贤德。延陵季子“三让王位”，正是效仿他们，要换成他人早就当仁不让了。
延陵季子挂剑重信、三让王位的故事，千古传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表明，信用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和谐共处的美德，礼让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避免争斗的美德。小编觉得，我们要领略延陵季子道德风采，学做一个守信、礼让的人，使我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感受互信互让的真诚，感受互信互让的和谐，感受互信互让的温暖。你们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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