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明初国内敌对势力和元朝对周边各国造成了怎样的外交阴影？

洪武初年，明朝国内的统一事业还未完成，除北元政权外，明朝还面临着国内敌对势力的威胁。元朝末年起，海寇就流窜于中国的东南沿海，起家于海滨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人各自割据一方，劫掠海上，占据着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张士诚在元末起义中崛起于淮东，他曾是泰州与两兄弟沿江贩盐，方国珍扛起反元的义旗后，逐渐在浙东崛起。陈友定也借助海舟之利，称霸一方。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人平定了这些割据势力。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政权虽被平定，但其余党却流亡到了海外。他们或潜伏于附近的海岛之中或逃亡南洋，逐步演变成为聚众作乱的海寇势力，海寇多出身于沿海船户，他们熟悉沿海地理环境，时常抢掠沿海居民及海上来往船只，为获得最大利益。他们勾结日本海盗，共同作乱于中国沿海，这给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且，海寇势力敌视明朝政权，并企图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这严重威胁了新生的明朝政权。这些海寇势力还严重影响了明朝与南洋国家来往航路的畅通，从菲律宾至印尼、南洋一带的海面上，海盗时常出没。后来称霸海上的陈祖义集团就是于洪武初年到达南洋的，他盘踞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沿海，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由国内敌对势力演化而来的海寇势力，其侵扰活动不仅威胁明朝的国家安全，威胁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在明初发展对外交往方面产生了不良影响。常年于海上烧杀抢掠，阻断了中外交往的道路，且拥有中国遗民身份的海寇成员，在南洋地区的行为抹黑了中国的形象，对中国同南洋国家的正常外交造成不小的障碍。国内敌对势力与海寇侵扰的现实情况，对明初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蒙元政府出身于游牧民族，在草原逐鹿过程中少不了原始力量的博弈，这无疑培养了其崇尚武力的独特个性。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忽必烈时正式建立大一统的元朝政权，蒙古统治者不断地进行武力扩张。在近半个世纪的南征、西征、东征中，蒙古统治者建立起四大汗国，并将扩张的触角深入到东亚、东南亚诸国，出兵控制或一度占领今天的朝鲜、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元朝的疆域一度“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政治版图延展到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当时的国际世界中产生了巨大震动。

尽管元朝武力征战成果的期效较短，但仍给受侵略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留下了心理阴影，他们对中国封建王朝产生惧怕心理和抗拒态度。首先，元朝在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大多采取了穷兵黩武的方式，以武力为后盾，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获取外交上的主动权。元朝没有一个明确的疆域观念和国界概念，统治者认为所有的土地都是自己的，可以通过征伐的方式不断扩充自己的领地。元朝统治者对诸国“或遣使招徕，或遥入贡，不皆以兵下”，遣使招徕他国国王，若对方未按要求入贡，则元朝将以武力恐吓和征伐的方式，让各国“臣服”于己，并向这些国家大量索取财物、人口，若对方不从，则直接诉诸武力。元朝的穷兵黩武在与日本的外交往来中最为明显，元朝派遣高丽人在内的众多使节，多次向日本颁布诏书，令其称蕃元朝，进贡天朝。

但日本方面一直未作出有效回应，更不向元朝派遣使节。忽必烈便诉诸武力，两次下令东征日本，即1274年的文永之役和1280年的弘安之役。其次，元朝除了用武力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外，往往对臣服于己的国家或地区提出过分要求，严格控制贡国，并以粗暴的方式干涉贡国内政。元朝并不满足于与各国建立起朝贡关系，而是时刻关注着其他国家的政治局势，随时准备以武力方式插手他国内政，以加强对其国的管控。北元势力的威胁，国内反对势力和海寇势力的侵扰，元朝对周边各国造成了严重的外交阴影，这些都为明初外交活动的开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新生的明朝必须要在中原大地肃清蒙元近百年的高压统治及其在外交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消除元末以来流窜猖獗的海寇势力，保证外交航路畅通无阻，亦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在国内外双重矛盾的重压之下，如何化险为夷，使新生政权斩断过去，重新步入正轨，并与周围各国重塑友好邦邻的外交关系，便成为统治者打破明初政治僵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