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早期现当代的通俗小说中，儒学文化却相对较少，尤其是武侠类小说，儒学渗透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种对释道的阐述。金庸先生独辟蹊径，开武侠之先河，更好的融入儒学“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思想文化。在其创作之路中，儒家学说已经渗透到他的点滴文字，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性格取向，都流露出儒家流派的精神所在，在一些细节方面也同样受着这种思想的导向。纵观金庸武侠，他在文化探索中的确独辟蹊径，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深刻的意义。同时那种对正统儒学的否定到原儒的幻想，原儒与现实的差距导致对儒学的否定，最后转向虚无而封笔，别有一番境界。

开篇立著，温文尔雅的儒学文人 金庸先生从小受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学的熏化。正如何平先生所言：“金庸小说与儒学的深刻联系在于小说中的武侠形象充分抒发了中国文化尊创之初的原儒情怀，金庸以其独特的儒学文化言路，成功地塑造出一批阳侠阴儒的江湖英雄。”单纯凭借此番话去理解金庸小说的发展固然片面，但用来解释他的前期作品，却恰到好处。

《书剑恩仇录》作为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侠巨作，早在1955年便已连载发表，其影响力也是颇大的。主人公陈家洛一登场，便是对温文尔雅儒学之士的再现：持白子的是个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似是个贵介子弟……。作为金庸第一部小说的第一个男主角的登场描写看似比较简单，但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位风度翩翩的文人少年的形象。另外，陈家洛出身显贵，是江南名门陈世馆的公子，天池怪侠袁士霄的得意弟子，更是江湖第一帮会红花会新任总舵主，这样一来，无论从文学修养、武功修为，还是聪明才智、风流倜傥上都堪称完美，正好构建了儒学文人的血肉。另外，在“千里接龙头”章节中，他半推半就，因形势所逼才出任总舵主一职，则反映了他一种儒家书生的弱点，正好形成其儒士的骨架，进而诞生了作者心中的一介儒学书生的形象。

金庸前期的另一部小说《碧血剑》其中的主人公袁承志也是带有原儒色彩的。作为明朝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在父亲枉死之后，其旧部教他读书写字，又机缘巧合拜华山派掌门穆人清为师，并从铁剑门的木桑道人和“金蛇郎君”夏雪宜那里学的一身惊人武功，这些先天优势可以成为一位儒士的基础。要想成功塑造真的儒学之士，还需要思想内涵的注入，作者便想到了这一点。袁承志长大后性格沉稳，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此种侠义完全是一种儒家思想的体现，另外袁承志一生以其父袁崇焕为标榜，其实袁承志的出现仅仅是这个为国牺牲、忧国忧民之士袁崇焕的缩影，其思想也是由袁崇焕这个真正儒家学者所贯彻的。

在金庸的前期两部作品中，无论是陈家洛，还是袁承志，哪怕是袁崇焕，都有真正的儒学遗风，单纯从人物来看，儒家的文化便渐渐渗入小说的思想中去了。

儒学巅峰，忧国忧民的侠之大者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侧重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但像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人都是以隐居为结果的大侠却远远不如郭靖，郭靖才是真的侠之大者。

从《射雕》到《神雕》，是郭靖从原儒形象的开始到成熟奠定的发展过程，下面就从儒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受人尊敬的侠之大者。真的儒学侠者既需要骨子里的侠气，也需要后天环境的培养，郭靖的儒学气息的形成也不例外。皮鞭与恐吓算的了什么，于是他舍身救下了射手哲别，豹口底下何等危险，赤子之心指引他勇救华筝，铁木真被重重包围是如此危险，依旧是他勇敢的行为化险为夷，早在童年少年时期，郭靖就体现了侠义的气魄，从此也就奠定了他那种儒学的侠之大气。郭靖品质的形成，有赖于江南七怪的谆谆教诲，有赖于母亲李萍的言传身教，有赖于大漠的淳朴民风，也有赖于他自身的心思单纯和本性质朴。除了先天的这种儒学气息，后天思想的形成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种文化上，黄蓉可以算是郭靖必不可少的一位启蒙老师。

在《神雕》中郭靖虽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在这部小说中才使得郭靖的原儒情怀达到顶峰，他彻底蜕变成了一名为国为民的侠。在这里很多人都是产生疑问，像郭靖这样几乎算是“半文盲”的人，为何要打上“儒侠”的烙印？其实金庸在设计这个角色时并没有想着给他一个好的天资，并没有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其早期思想是在母亲李萍和江南七怪的仁义礼智信熏陶下形成的，因此，反映“儒侠”这一特点的无疑是人格魅力和道德修为。在他的一生中，他做了最重要的两件事：反金、抗元。反金对于郭靖只是一种正常的心态，金国完颜洪烈是他的杀父仇人，母亲从小也给他灌输的是一种国恨家仇的思想，所以金朝必然是郭靖的仇人。但对于抗元则是一种心理的挣扎，郭靖从小在蒙古长大，接受的是蒙古的风俗和思想，唯一的汉族思想的渗透就是母亲的悉心教导，少年的他为成吉思汗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攻打花剌子国时，郭靖被任命为主帅，知恩图报的他为成吉思汗攻城略地，之后蒙古军的屠城让他愧疚万分，他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就是侵略者的傀儡，突然明白侵略者的可怕，至此萌芽出对侵略者的反抗。在之后郭靖之母李萍的死去时的一番话，告诉郭靖虽然在蒙古长大，但是流的是华夏的血液，名字就是要他记住靖康之耻，更奠定了他保卫南宋的决心，使他像岳飞那样保卫江山社稷，保护黎民百姓。所以他放弃了在成吉思汗手下的伟业，放弃了在桃花岛安逸的生活，毅然来到襄阳，帮助宋军守城，一守就是几十年。

很多人说郭靖的此种做法正是儒家的“愚忠”，但是却不能说郭靖是“愚忠”，他不是朝廷命官，不效忠皇上，同时也斥责朝廷腐败，他为的是人民而战，在郭靖眼里，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从儒学角度总结一下郭靖，他就是孔子“刚毅木讷近仁”之训而塑造的，克己复礼、打抱不平是为取义，舍己救人、忠恕待人是为取仁，舍却个人安逸、助守襄阳是为“兼济天下”。

在金庸的笔下，胡斐为钟阿四打抱不平诛杀南天一霸是义；令狐冲一腔热血勇救仪琳是义；段誉不自量力制止神农帮滥杀无辜是义......他们都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但是只有乔峰的侠义可以和郭靖媲美，仔细分析，两人有着极其相似而又截然不同的身世。郭靖是在蒙古长大的汉人，草原给了他悲天悯人、死而后已的广阔胸怀，而乔峰是由汉人养大的契丹人，南朝汉人的文化影响他的所作所为。本来他们一个是“金刀驸马”，一个是“南院大王”，同样手握兵权，但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放弃战略优势方的荣华富贵，一个站在父母之邦，一个站在养育之邦，在不同的表象之下，把人民的苦难放在第一位，优先考虑的是“刀兵一起，生灵涂炭”。这便是两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原儒真精神。

乔峰作为一个契丹人后裔的问题被提出来之后，他一步步身不由己的卷入民族矛盾的旋窝中，尽管如此，他依旧在辞去帮主时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伤汉人的一条性命”。聚贤庄内他和过往的兄弟杯酒断义，可谓悲哉，但实属无奈，经历了种种误会，众人大骂乔峰契丹狗当诛，他错杀了几人，后悔不已，之后从未杀英雄豪杰，这种仁义，也可以算的上《论语·学而》中所说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在他离开丐帮之际，他并没有报复丐帮怀疑自己的兄弟，而是劝阻帮内的分裂，表现出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正像《申鉴·杂言上》所讲“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虽然是无济于事，但乔峰的儒学思想，是要我们所赞颂的。种种的一切，乔峰是金庸笔下的又一位真正的儒学侠士，在金庸小说的中前期，可以说也是他儒学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期，他此时此刻对待儒学的态度，就像在这个时间段写的短篇小说《鸳鸯刀》那样，在故事的结尾点明“仁者无敌”。观念衍生出来，就是对儒家学派的歌颂，就是对儒学思想的推崇。

创作中期，在批判儒学中又继承发展 儒家思想的理想性不仅仅在于其人格的理想化，在金庸小说中，也表现在他用济世思想的天真性。儒家的后人们仍旧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一直在前赴后继地重蹈旧辙。比如陈家洛计败退隐，袁承志漂浮海外，郭靖献身襄阳……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侠士们无法逃脱的历史因果以及他们在这种形势的事实中无所作为。所以在金庸武侠创作中，他自己产生了疑问，儒学真的那样的正确？一些批判的思想变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射雕》是金庸先生儒学的顶峰，但是在其中已经出现对儒学的质疑，表现在两个重要的角色上，黄蓉和他的父亲黄药师。朱子柳本想讽刺黄蓉，削削她的锐气，没想到自己推崇的老祖宗“孟子”反被嘲讽，并且无话可说，便有深信不疑的意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先生对待儒学思想不是一味的推崇，在一些事情上还是有排斥的情绪。但是，郭靖、黄蓉把杨过带回桃花岛之时，黄蓉因为不喜欢杨康而怕杨过学坏，只教他《论语》和《孟子》，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出，在作者心目中儒学还是小说的主线思想，只不过是在批判中进行的。

金庸在努力塑造儒家完美理想人格郭靖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与之相抗争的杨过，杨过的描述，就是让我们去反思郭靖，不但让我们洞察了儒学的品质，更使我们理解其思想的转变，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他在摒弃儒家思想。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就是对儒学的一次批判。宋人重礼仪，师徒之间是不能有男女之情的，小龙女不但是杨过的师父，同时杨过又尊称她“姑姑”，从某种意义上讲，杨过娶小龙女为妻，正是违犯礼教大防，郭靖作为长辈和儒学的代表，必然是阻止，黄蓉这个随心所欲的女子依旧是硬阻他们的相爱，这便是金庸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但是不得不说杨过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毕竟到最后，杨过也明白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意，也走上了半个儒学观念的社会。这一时期的金庸武侠，只能说摆脱了正儒学的观念，渐渐的在批判儒学中发展。

中后期作品，对儒士的彻底否定 在金庸中后期的作品中，他对儒学的批判更加的激烈，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一些人、事、物都有了全盘的否定。无论是《雪山飞狐》里真与假的分辨，《连城诀》善与恶的较量，还是《笑傲江湖》正与邪的取舍，都有了彻底的批判。

《连城诀》的主题其实和西方的《高老头》相似，它揭露的就是一种贪婪，这种贪婪使人的行为变成兽类，主人公狄云面对大批金银珠宝无动于衷，而那些所谓的儒学文人那种贪欲，那种丧失了人性的行为，却连一位文化水平低下的狄云都不如，这便是对世俗的物欲、贪欲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是儒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观念的体现。

提到“君子”一词，不得不说的一个角色便是被称为“君子剑”的岳不群。他才是对儒学思想真正彻底否定的代表。金庸在写乔峰之死的时候，就已经流露出儒学文化精神内部的枯萎，但写到岳不群，他已经怀疑儒家思想带来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儒学带来自身的矛盾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完全进出了不可调和的膨胀阶段，儒家思想就连那种盲目的愚忠也在岳不群身上丧失，进一步讲，这种儒学思维已经成了人们为一己私利的工具和手段。岳不群披着儒学的外衣，就是凭借这种道貌岸然的“工具”，去“文盗”那份武功秘籍，去满口仁义道德窃取自己的需求。其实早在他儒学思想的巅峰作品《射雕》中就有这种批判倾向，作者在里面把郭靖塑造成理想化完美的儒者，金庸把他“天下第一”的存在与历史进程调和在一起，结果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只是原儒的情怀，现实是无法实现的，最后只能选择郭靖战死襄阳，郭靖的死去让金庸也是心痛不已，原儒情怀便轰然倒塌，那种原儒精神固然可敬，但是完全改变不了历史，于是他儒学的根基便已经动摇，之后不得不止步，思想陡转，诞生了岳不群这个“真君子”的儒家形象。这就是金庸对儒文化批判和否定系统转变的完成，在否定以后必须有一种文化支撑社会的思想大梁，因此后来的小说中才出现了对墨、道、佛的思想依赖。

后期经典，重塑儒学形象 有人说过，金庸人物知识水平是呈递减趋势的，从开始的陈家洛、袁承志，到中期的郭靖、杨过，再到最后的石破天、韦小宝，儒学的成分也就是越来越淡薄，是一种对儒学文化彻底的绝望。

很多人认为，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着流气的韦小宝彻底砸碎了儒家的理想人格，他们认为这是将儒家精神的建构框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的否定。比如说把尧舜禹汤说成“鸟生鱼汤”，说庄严的皇宫跟扬州妓院相似，在描述韦小宝的笔下，儒家所有道德规范、价值理想都变成了无聊。看似这些全部都有着道理，金庸到最后依旧否定着儒学思想，其实不然，韦小宝到最后还是小流氓的气质这点我承认，但是他依旧坚守着一条道德底线，那就是“义气”。我觉得康熙才是《鹿鼎记》真正的主角。金庸对康熙的正面描写，肯定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但也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代的皇帝有哪一个比的上他？这些康熙对韦小宝的肺腑之言确是真实。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我们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

金庸的封笔之作表面看似是一种对儒学的否定，但实质已经重新对儒家的思想怀抱着信心，康熙的“仁”，韦小宝的“义”，陈近南的“忠”，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金庸回归儒学的韵味，无论如何，这对于金庸文化的创作，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