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79年，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过黔中郡向西南进军，逆沅水而上，攻克且兰国，征降夜郎国，一直打到滇池畔。《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写道，“（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于是，庄蹻就把滇池附近的百里沃野收归了楚国。
就在庄蹻准备凯旋时，秦国攻下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断绝了楚国远征军后路。庄蹻只好率部留在了滇池，改冠易服，称王建立滇国。
司马迁惜字如金，我们无从知道，当年庄蹻率军翻山越岭进入西南是何等艰辛，只知，今日这万里山河就是由两千多年里，边将们一点一滴开拓出来，并不是充话费送的。
但庄蹻只是建立了滇国，云南距离中原路途遥远，真正纳入帝国的行政统治，已经是一百多年后的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开西地南夷，置24县。但其后上千年，每当中原王朝国力衰微时，边陲各族就举兵而起，自立为王，几经反复，直至明清。
中国国土太辽阔，现在要游玩一圈都不容易，更何况古代王朝要治理好天下。
01
800里加急的文件
汉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按照汉朝的制度，中央向全国下达的诏书正本首先要下到丞相府，丞相签署后才能下发给官署和地方郡，汉代的郡国有一百多个，也就是要抄写一百多份。诏书和丞相的批示抄写本下发到郡后，郡府掾史书佐再抄写若干份，每份后附以郡府的行下之辞，发给各县。最后，县又要向所辖各乡亭抄送发布。
一级一级的下发，需要传递。那时候可没有高铁，传递公文的方式分为步递、车递、马递、船递。车递、马递都是三十里左右一个驿站。跟据考证，陆路传递公文的速度，慢的每日行一百六十里，加急的可到数百里。
汉代的公文系统基本奠定了后世王朝的模式，无论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大唐有1639 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到了明代，为了政令通达，明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通讯”系统，这个系统由三部分组成：驿传（信使）、急递（邮政）和递运（运输）。围绕北京，这个庞大的网络共有1936个驿站，驿道总长143700里（合84200公里），每隔60或80里就设一个驿站。
明代传递快信用急递，每10里设一个急递铺，送信的骑马从上一个急递铺到下一个急递铺的骑行速度是300里/每24小时，也就是两个急递铺之间用时45分钟。急递按300里/每天的速度递送信件，送的速度可达到每天400 里、600 里、最快达到800 里。
800里加急基本上是跑死马的节奏，到了终点，骏马长啸一声口吐白沫，就倒下了。
平原地区尚能快马加鞭疾驰送信，边疆地区的文件传递还要更麻烦。昆明经曲靖、昭通到四川宜宾的官道直到东晋时期，也就是公元4世纪中后期才修通。帝国的边疆孤悬于崇山峻岭外，要收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已经是数月之后了。
02
政令到民
即使朝廷的公文加急送抵各地县衙，也还是刚刚走完了整个政务的第一步。
承蒙科举考试，官吏系统里建立了官话、官文的共同体，官吏们阅读文件毫不费力。但是要把文件的内容告知千千万万老百姓就不容易了。
在汉朝，县把诏令转发到所属各乡亭，凡是属于向民众公开宣布的文书，官员要在乡亭里宣读，完毕后还要写在木板上，把木板挂在亭壁，“扁书乡亭市里显见处，令民尽知之”。
后代也沿用这种模式。洪武皇帝起就复兴了亭制，在宣传亭朗读、张贴文书，还把宣传亭当作教化万民的地方，在旌善亭张贴和诵读本地道德模范的名字，在申明亭公布犯罪人的名字和恶迹，以做效尤。
但即使到了文化昌盛，雕版印书颇有规模的明代，能看文识字的老百姓在人口比例还是少，文邹邹的官文很多人也是看不懂的，只能让身边的读书人帮忙解释。在古装剧里，围着张贴公文的地方指指点点的桥段多的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那么多可以乱跑的江湖侠客。
当时一个县衙里，就一个知县一个县丞还有若干吏，人手少得可怜，要处理辖区上万民众的各种行政管辖事宜，根本处理不过来。怎么办，就在宣传亭里安排地方上有身份的士绅帮忙解决与田产、斗殴有关之纠纷。
明代这套制度也就运转了一百年多年就结束，大多数亭子被废弃，1432年有位官员汇报写道:“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
曾经因政府人手不够，而借士绅调解的制度，随着国家承平，日渐的必须由政府自己来承担解决了。
03
技术的极限
古代有所谓“皇权不下乡”的说法，甚至明初洪武年间还明令禁止县令下乡，将乡村事务交给士绅们去处理。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技术手段，地方解决不了那么多涉民事务，只能交给乡亭长和士绅们分担。
为了省事，干脆就告诉老百姓自己遵守规矩得了。公元1404年私人刻印的手册《牧民心鉴》建议，地方官员可以草拟两个简单的表格，分别标大明的主要礼乐仪式和法律，然后印制出来，发给各个家庭挂在后堂，使人们每天都能看见，遵守礼法就不用劳烦官府。
实在有老百姓要去县衙告状，不识字不会写写状纸的，还要向衙门里的书吏口述，由书吏写成“口告文簿”拿给知县看。知县只会说官话，还要配个“翻译”，效率极低。
老百姓没有非常重要的诉讼和事情，也一般不去找官府，很多人一生都没离开过所在的乡。因为，在承平之年，离乡是需要手续的。这个手续在汉唐叫“过所”，在明朝叫“路引”。汉初要外出跨县必须申请过所。提出申请的老百姓要“更赋皆给”，也就是服徭役已满，又无违法记录，申请过所牒呈报郡县，郡县受理后由掾吏核实拟过所文，郡太守、县令县丞签发并钤印称正卷，发给行人随身携带，另抄写一分存档。如果没有过所，就贸然出县，是要被判徒刑的。
这一制度，每个王朝初年都如此，明朝初年有规定：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要由衙门发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
可见，古代老百姓找官府办事，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这也并非官府有意刁难。而是当时衙门人手和技术严重不足，要应付朝廷交代的事情，已经疲于奔命。比如修订鱼鳞册，也是辖区土地、人口、税赋的册子。明代的知县们要按照本县的户口状况制成一个草表，确定表格与当地情况相符后，将表格印制出来发给各里长及他的属民，丈量、清点、填表，表格填好后，交回县衙，由各县装订成册，名为“黄册”(根据形状名之为“鱼鳞册”）。
鱼鳞册每隔十年向省城的布政使司上交一次，然后再汇集到京师户部。户部对鱼鳞册进行检查，然后转交存档。这种制度需求的文本存档量很大。1550 年的户部志记载“明初”收到的鱼鳞册53393本，堆积如山。
这给各县带来了沉重的抄录负担，工程量浩大，仅搞清楚人口、土地这样的工作就耗费了政务系统极大的人力物力。
从驿站到宣传亭再到鱼鳞册，维持整个政务网络需要上万官吏、几十万的劳工，所以，古代的基层政府，一般就负责治安、征兵和征徭役、税赋，发起修建公共工程。庞大的支出就连大明朝的财政也逐渐不堪重负，最后只能逐渐裁撤驿站系统。
这也正如黄仁宇所分析的，在我朝历史上，因为缺少“数目字管理”的能力，最后只能以“道德说教”来维持大帝国的运转。
这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特例。要维持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运转简直难如登天。中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科举建立了文官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同言同文，政令畅达，耗费巨大的驿站网络投递信息，有文化的士绅帮忙维持乡村半自治。
西方的办法就更简单粗暴，分封制，最大限度的减少所管辖范围内的民政事务，所谓的总督也就是派驻的税务总承包商而已，各地基本自治，按时纳税就行。这样的大帝国没有信息网络也没有文官系统，大帝一死，基本就四分五裂，帝国寿终正寝，昙花一现，回到小国寡民。
04
悲剧的伏笔
民族国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技术进步。在中世纪，只有掌握了拉丁文和羊皮卷抄写技术的教会系统能维持一个跨国的信息网络，而在当时诸国里，贵族目不识丁，只能是领主分封统治。直到方言取代拉丁语成为官方语言，古腾堡印刷术的普及，才奠定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基础。
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文字、刻印、驿站、宣传亭，相对于缺乏文官系统的其他古老帝国，确实是高科技。可到了近代，本来中国领先的政务系统却急速下坠，远远落后，这也埋下悲惨的近代史伏笔。1838年，一封奏折从广州送到北京需要32天左右。而到1861年，广州到北京的公文需要走55天左右，从昆明到京师的公文更是需要4个月以上，且超过七个半月后才能收到回信。
与之相比较的是，1839年电报线路在英国最先出现，架设在大西方铁路两个车站之间作通讯之用，很快的就用在了英国的政府系统，由此引发了一场行政革命，并最终让伦敦得以管理横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直到45年之后的1884年，清廷才开始开始建设电报系统，采用“安设双线，由通州展至京城，以一端引入署中，专递官信”，那年8月30日，崇文门内泡子和以西的吕公堂开局，专门收发官方电报。十年后，电报系统才覆盖了除西藏、湖南外的省份。李鸿章专门遣人按照西方模式绘制了电报图呈送给军机处备案。在这张图上，电报线最北端已经到达黑龙江的瑷珲和海兰泡，最西南到达云南大理。
2200年后，这个大一统的国家政令才能及时抵达云南，现代政务系统的起步，则还要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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