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传 | 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163

摘要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CSMR）独家推出，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网站，社媒领域重磅研究学术观点为你一键呈现。每月更新，干货精选，和你一起，关注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2019年2月——

国内

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
算法推送新闻的知识效果——以今日头条为例
区块链对新闻生产的重构——以“透明性”为中心的研究
拟社会化的微博互动——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的奢侈品牌“卖萌”效果研究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极化的特征和生发机制 ——基于“江歌案”的内容分析

国外

网络化公众作为问责制的代理人：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公民、媒体和移民官员之间的在线互动（Networked publics as agents of accountability: Online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zens, the media and immigration officials during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社会安全网？社交媒体中年轻人的拒绝敏感性和政治意见分享（A social safety net?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olitical opinion shar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social media）
暴动与推特：连接政治、社交媒体与数字公共领域的框架话语（Riots and Twitter: connective politics, social media and framing discourses in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我喜欢我所看到的：研究流行线索对注意力分配和新闻选择的影响（I like what I see: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ity cues on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news selection）

整理 | 陈想非

编辑 | 珲哥

国内

一、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

连接是互联网的基本功能，也是公认的互联网的内在法则之一。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互联网应用的起伏跌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连接模式的更迭。

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连接在延伸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将更多关系负担与社会压力传递给人。当连接达到一定限度后，它对用户的意义可能就会减弱，甚至走向反面。

该文在对连接的模式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 “反连接”思维进行了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人-人连接的演进，指出在技术底层实现了终端的连接后，人与人的连接始终是各种应用的核心，但在连接规模、纽带及互动方式上，不同阶段，人-人连接有着不同的模式。主要包括：1. 以内容为纽带的群体互动，主要包括新闻组、BBS论坛。虽然也是连接人，但其纽带主要是内容。2. 以社交为核心的一对一互动，早期以聊天室应用，后以即时通信工具为代表。其中后者使得每一个用户都变成一个社交中心，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织社交圈子。3. 基于游戏的虚拟情境互动。看上去是虚拟的体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社会的镜子。不过，游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脱离了现实关系，与其他社交平台相比，少有“关系之累”。4. 以个体为中心的基于内容的“表演”与“观看”。博客是以文字为道具的表演，而视频直播与短视频，则是以视频为表演手段。5. 以个体为节点的多链条连接。相比博客、直播等的个体中心模式，SNS、微博、微信的个体节点间更容易产生相互联系，关系网络扩张能力更强，社会关系的弹性更大。6. 以产品或服务为中心、中介的“泛连接”。如大众点评、淘宝等平台。7. 借助标签的隐性连接。在今天的个性化推荐平台，用户被平台打上的标签，成为另一种隐性的连接线索。在某种意义上，标签也可以将具有共同兴趣、属性的人连接在一起，形成社群，尽管目前这方面的应用还没有完全开发。

在产品本身的连接模式不断演变的过程中，网络社交产品中的用户关系性质也在一些方向上摇摆。主要包括：1.远距离与近距离间的摇摆2.匿名关系与实名关系间的摇摆3.弱关系与强关系间的摇摆。

无论人-人连接的模式如何变化或摇摆，个体在其中的诉求是相对稳定的，主要包括：1.个体的存在感2.情感沟通与支持3.社会资源。

但 “获得”也是以个体的投入、隐忍、交换等为代价的。人们在享受网络产品带来的连接便利时，也时时面临着一些矛盾与纠结，渐渐地，连接带来的负担与代价，也显露得越来越清晰。

文章接着探讨了过度连接下的重负问题，指出今天的互联网正在走到一个“过度连接”的阶段。无论是人与人的过度连接，还是人与内容、人与服务的过度连接，表面上看似乎给人们带来更多便利与扩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又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以承担的连接之“重”。主要包括：

（一）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虽然从情感沟通、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等角度看，强关系、强互动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回报，但过多的强关系线索、过于频繁的互动，又容易人们产生倦怠，甚至某些时候让人“窒息”。主要包括：高强度连接增加社交负担与维护成本、时时处于表演与自我审查中、社会比较带来的压迫与焦虑、并发式连接让人顾此失彼。、私人空间与时间受挤压、情绪与行为相互影响。

（二）“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区隔。多元的连接、高强度的互动，也会带来各种紧密互动模式，产生圈层化效果。主要包括社会阶层和话语阶层。圈层化一方面对个体产生了各种约束，另一方面，导致各种群体间的隔阂增加，某些信息更多地在同质化圈层中流动而难以“出圈”，圈层间的态度、立场的分歧甚至对立可能会增加，公共对话与社会整合变得更为困难。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今天互联网更多地加强了线上的连接，在人们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线上连接的强化，必然会带来线下连接被挤占。相比线下交流，线上交流可以更好地控制交流的对象、策略，投入/产出比也更容易控制。但线上的交流未必一定是带来更多的情感与社会支持。很多时候，线上过于丰富的连接反而会使人们的互动简单化、功利化，无时不在的社会比较也可能会带来人们心理的失衡。过度的连接也可能带来新的狭隘与孤独。

（四）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移动时代的内容分发和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内容的过载。与门户时代需要人们自己去“拉出”信息的情形不同，今天无论用户是否需要，是否主动去“拉”，内容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地被“推送”到个体用户的空间里，人们在各种空间、场景里都会被连接到各种内容中，网络信息总体的超载也直接传导给了每个个体，从而导致用户发现有价值的内容的成本反而上升、会用户注意力的进一步分散以及思考专注力的下降、被困于琐碎的记忆中而失去概括与抽象化以及为当下做决定的能力。

（五）对“外存”的过度依赖。但今天人与人、人与内容的关系，更多依靠“连接”或“链接”，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在“外存”——某个终端或互联网中的某台服务器上，而不是大脑这个“内存”里。这带来了三种危险。一是人的大脑的记忆能力或许会减退的危险。二是外存故障导致人所拥有的信息、知识甚至个人历史也就可能消失的危险。三是被他人监视以及隐私泄露风险增大的危险。

最后，文章提出反连接，并对其情境与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当各种互联网的产品都在致力于“连接”而带来过度的连接时，或许一种新的互联网法则正在形成，那就是一定情境下的“反连接”(anti-connection)。

（一）反连接是一种情境性选择。它不是无条件切断所有连接、封闭个体，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下断开那些可能对个体产生过分压力与负担的连接链条，使个体恢复必要的私人空间、时间与个人自由，所以它更多地是个体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而非一致性行动。

（二）反连接是对用户的新赋权。赋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隐身权、被遗忘权和连接“开关”的控制权。

（三）反连接是对网络服务商权力的限制。其一是个人信息收集、保存与扩散权力的限制。其二是产品间数据连通的适当约束。其三是信息推送权力的约束。无论是无差异的信息推送，还是个性化信息推送，都需要有一定的约束，以避免信息泛滥对用户的干扰与压迫。

（四）反连接是一种反向产品思维。在用户面临着连接重负的情况下，未来的产品创新中，少连接、弱连接可能会成为新的市场卖点。

（五）反连接是一种新的网络素养。减少连接，可以减少外在环境对个人的心理、情绪、意见、态度等的影响，使个体更为独立；也可以让人在机器面前保持更多的自主性。

虽然连接是互联网的核心目标，但互联网是否真的应该做到“连接一切”，连接一切的后果又会如何，今天到了再思考的时候。当然，对这个问题，反连接并不是惟一或终极的答案。纵观以往的历史，互联网的运动，更像是一种钟摆式的运动，从它的运行法则到具体的产品，都在不断摇摆，未来这样的摆动或将继续下去。但无论是打破某些障碍寻求连接，还是阻止连接的泛滥，其核心的目标，都应是为了让人获得一个健全的信息环境与社会环境，为人的自由、均衡发展提供更好的铺垫。

※彭兰. 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 国际新闻界,2019(02)

二、算法推送新闻的知识效果——以今日头条为例

作为一款热门的智能推送新闻应用,今日头条受到很多批评和质疑。一方面，与传统媒体或专业新闻应用不同，今日头条所聚合的信息来源多样复杂，专业新闻与自媒体 / 用户生产内容同时存在，严肃新与软性信息混杂。这样的混合信息状态给新闻的接收和理解带来较大干扰。批评者质疑今日头条能否有效地使用户获取充分的公共事务知识。另一方面，新闻业界与学界也普遍担心算法推送新闻可能会放大、强化新闻用户的某些兴趣趋向，引发所谓的“信息窄化”或“信息茧房”。

该文的研究结果或对这些疑虑提供一些回应和澄清。具体而言，本文将今日头条理解为一种基本的“新闻渠道”，进而考察它向使用者“传递信息与传递知识”的效果。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使用今日头条获取信息的频率最高。此外，受访者还比较频繁地使用网络新闻和微信来获取新闻。男性与女性受访者在公共事务知识客观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男性的主观知识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可见男性在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上表现出更高的自我评价。软新闻方面，女性受访者的客观知识得分与主观知识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新闻态度变量和其他媒介新闻使用的情况下，今日头条仍可正向显著影响受访者的公共事务知识（β=.13,p<.01）、公共事务知识的主观感知（β=.23,p<.001）、软新闻知识（β=.10,p<.05）与软新闻知识的主观感知（β=.11,p<.01）。可见今日头条对用户的知识获取可以产生比较明确的正向效果。

就新闻态度变量（指个体对于新闻整体的情感性评估，体现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阅读新闻对其有益）而言，受访者的新闻态度正向显著影响其公共事务知识的客观得分（β=.16,p<.001）与主观感知（β=.15,p<.001）。受访者越相信阅读新闻对自己有益，越可能获得更多公共事务知识。

就娱乐偏好（指新闻观众更加喜欢收看轻松、愉快的软性新闻内容的倾向）而言，受访者的娱乐新闻偏好则负向影响其公共事务知识客观得分（β=-.17,p<.001）及主观感知（β=-.17,p<.001）。同时，娱乐偏好对受访者的软新闻知识主观感知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β=.50,p<.001）

总之：

1.今日头条作为一款新闻产品在告知信息（informing）方面的表现较为理想。也就是说，今日头条可有效提高用户对时事新闻的知晓程度，并提高用户对掌握信息的自信程度。尽管今日头条将严肃新闻、观点、娱乐与实用信息进行混合式呈现，而且其聚合的新闻内容质量有很大波动，但信息终归是信息——今日头条为用户提供一个持续性接触新闻的契机。总体而言，今日头条用户可以通过新闻阅读来获得一个相对宽泛的知识结构。尽管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但本文的结果显示今日头条用户并未出现明显的信息结构失衡。

2. 不过，虽然算法推送新闻使用可普遍促进用户的获知水平，但算法推送条件下“知识沟”可能仍然存在。因为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均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软新闻知识感知除外）。

3.新闻态度和娱乐新闻偏好可显著影响今日头条用户的公共事务知识水平。新闻态度越积极，今日头条用户的公共知识客观得分或主观感知就越高。而娱乐偏好越强的用户，公共事务知识的客观得分和主观感知就越低。

※崔迪,吴舫.算法推送新闻的知识效果——以今日头条为例[J].新闻记者,2019(02):30-36

三、区块链对新闻生产的重构——以“透明性”为中心的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新闻业专业化、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正遭受去专业化的冲击，社会化的生产模式日渐流行，这种与信息技术应用相伴随的新闻业危机，导致“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垄断正被打破，职业人士的话语实践不再能维系职业与非职业人士之间的区隔，新闻业所依赖的传统媒体正面临市场转型的挑战，维系新闻业的经营模式日益式微，新闻从业者作为职业群体日渐萎缩”。同时，就全球而言，国家权力对新闻内容进行的渗透和严格管制，导致传统新闻生产机构受控于侧重追求商业主义和经济利益的发展路径，叠加凸显“后真相”环境下“假新闻”“娱乐式新闻”泛滥导致的信任危机，致使传统机构媒体所宣称的客观、公正、平衡的专业意识形态受到质疑。

机构媒体要在现有环境下对传统新闻生产范式进行修补，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对新闻生产进行相关变革，以适应社交时代对机构媒体的新要求，而“开放性”“透明性”就是一个有效的着力点。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高度透明性、防篡改和可溯源等特性,为陷于重围中的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该文试图从区块链与传统新闻生产相结合的层面,探索新闻业变革的新趋势。区块链在新闻生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应用可能：

1.作为分散、相对去中心化的新闻展示平台

例如，可以利用区块链3.0技术，创设一个基于联盟链或私有链模式的相对去中心化的新闻生产网络：机构媒体通过节点即时写入最新的新闻消息，从而保证第一手新闻内容的直接传递；为展现新闻生产过程的透明和“程序客观”，媒体可以将消息源的来源、采集、组织和使用写入区块链条，附带上时间戳后生成区块数据，再通过分布式广播发送到各个节点。这样，用户在阅读新闻内容时，便能通过链式数据储存结构，查看到某个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无需花费额外的成本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不仅有效减少了新闻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实现了新闻的分布式储存。如此一来，一个有序且足够开放的分散性新闻平台便得以实现。此外，已发布的新闻一旦被人为修改，生成的哈希值就无法匹配，任何节点都能清晰地看到修改的全部过程及内容。其不可篡改的可靠性，使新闻一旦被添加到区块链新闻平台上，就会形成永久的记录，这将有利于新闻的追踪及核实。

2.作为一种可核查手段的新闻源认证

传统机构媒体可以利用区块链，在新闻源上实现某种程度的程序认证，从而使新闻生产的采集过程实现可核查与透明性。具体做法为，最初的区块可以附上消息源头的信息作为来源证明，之后可以不停叠加最新的信息，这样每一次的更新都加入不同的背景材料，从而可以持续跟进和讨论。如日本Tech Bureau公司提供的私有链技术发展平台“猕讯”，正计划为美国媒体引进区块链，以提供一整套追踪新闻来源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媒体的信源认证。

3.作为一种构架开放性新闻生产的新方式

新闻的透明性可区分为“公开的透明性”和“参与的透明性”。前者指的是新闻生产者是否对新闻制作过程保持公开；后者则指的是使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具体来说：新闻从业者在区块链新闻平台上发布文章，用户可以用新闻币进行打赏，新闻生产方成为优秀新闻产品直接且正当的获利者，而用户通过评论、转载、引用等行为参与其中也能获得新闻币。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募集代币、打赏等方式激励机构媒体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报道，也可以申请针对某个新闻涉及的消息源进行核实。这种良性的激励模式可以抵御社交媒体时代外部“利益驱动”的冲击，如受到舆论抨击时雇佣水军、付费删帖、写软文获利等，使之更能专注于新闻质量的提升。

※区块链对新闻生产的重构——以“透明性”为中心的研究[J].新闻大学,2019(02):33-42+118-119.

四、拟社会化的微博互动——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的奢侈品牌“卖萌”效果研究

尽管近年来内地市场出现了萎缩外流的情况，但奢侈品网购市场却是一派生机。在逐渐升温的网购热潮中，由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带动的“社交电商”成为了重要的分销渠道。随着“卖萌式”营销的逐渐盛行，“萌萌哒”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以卖萌为主打的品牌大战也总能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第一，语言上发布“萌”网络流行语等；第二，视觉上使用颜文字、表情、表情包等；第三，互动上积极回复网友、热心解答问题等。

结合微博创新的话语风格、创意性的符号组合、和高模仿性的拟人手法等特点，该研究以拟社会互动和品牌个性为理论基础,从微博营销的视角，探讨了着重研究奢侈品牌如何利用视觉上极具“萌感”的表情包与粉丝进行互动。研究发现：

1.品牌通过“卖萌”能够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拟社会互动”。即卖萌程度越高，对象越觉得该品牌让自己感到舒服、像朋友；愿意于该品牌进行和微博互动；认为品牌了解自己想法；愿意阅读有关该品牌的微博内容。但卖萌对品牌个性（特定品牌呈现出的一系列人格化特征）的影响不显著。

2. 而在拟社会互动的作用下，品牌个性的影响力被大大拉动，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也显著上升。

3.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消费者对品牌的行为意图也更加积极，即更加会为该品牌的微博内容点赞、评论或转发、更愿意向其他人推荐该品牌、更愿意尝试该品牌的产品或服务

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品牌应当重新审视自我形象的建设。从传统媒体到Web 2.0、3.0、4.0时代，媒介角色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具象变得抽象。消费者对“拟人”程度较高的品牌愈发产生好感，这意味着品牌“拟人化”特质的塑造将越来越重要。Mathur和Mahesware认为品牌性格具有变化性，且能够被塑造与再塑造，而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的社交媒体将为品牌性格的持续塑造提供有效保障。

其次，品牌应当重视消费者的话语体系及其表达方式的变迁。本研究表明，“卖萌”这一方式在拟社会互动以及品牌个性的双重中介作用下可以显著提升广告效果。可见，互联网亚文化所催生的新型话语表达方式能够依托微博等社交媒体，帮助奢侈品牌建立起与消费者的情感对话。

最后，品牌应当适时地延展 “萌行为”。目前，大多数品牌都是通过发送微博表情包的方式来展开“萌”攻略，这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拟社会互动”指数，展现品牌可爱、“接地气”的一面，但品牌也可以在评论区与粉丝大胆地展开讨论，更加积极地解答大家的问题，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打造更具亲和力的品牌形象。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该文意在为品牌拟人化、拟社会互动、奢侈品市场的“萌”文化以及数字营销的未来发展等领域提供兼具国际与本土视野的新视野。

※沈玢,温婷茵,李智琳.拟社会化的微博互动——基于串联中介模型的奢侈品牌“卖萌”效果研究[J].新闻大学,2019(02):97-116+121.

五、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极化的特征和生发机制 ——基于“江歌案”的内容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媒体环境的变化,群体极化研究逐渐延展至新闻传播领域。

该文选取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微信、微博四个有代表性的移动平台2017年11月9日至12月31日关于“江歌案”的全部网民讨论和媒体文本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针对热点事件的群体极化的程度如何？2.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针对热点事件的群体极化受哪些因素影响？3.以上影响因素在群体极化产生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

对网民发言的分析表明：1. 网民态度明显极化,极端程度波动较大2. 网民极端态度多基于道德判断,甚至只是情绪宣泄3. 网民非理性程度始终较高,愤怒情绪突出。

对媒体文本的分析表明：1. 媒体文本也有一定的极端态度,但总体较为理性媒体；2. 媒体文本情绪偏好不明显。

由此，该文认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极化的产生和演变与以下因素有关:1.源头事件刺激社会现实矛盾 2.自媒体触发极端情绪 3. 网民媒介使用特点加速形成极化倾向 4.群体心理驱动极端情绪扩散5.网络传播强化极端态度6.网络特性固化极化倾向

综合以上分析,该文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极化的生发机制做出以下归纳:1.争议性源头事件刺激社会现实矛盾是群体极化的根源;2.自媒体发声煽动公众的非理性情绪触发群体极化;3.网民的移动互联网媒介使用习惯,如选择性接触、碎片化阅读和激进化表达,加速极端倾向的形成;4.群体传染、暗示等心理在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流程和信息级联效应中发挥作用,加速极端情绪扩散;5.移动互联网“回音室”效应和算法推荐固化了网络舆论的极端倾向;6.应当负起理性引导责任的专业媒体、网络监管及网民媒介素养等未能起到应有作用;7.群体极化现象在上述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产生。

※黄河康宁.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群体极化的特征和生发机制 ——基于“江歌案”的内容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19(02)

国外

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的民主潜力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对这场辩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新媒体如何用于加强民主问责制。一方面，人们对网络平台增加公共机构的开放性，透明度和互动性的潜力以及加强公民公开审查和批评当局行为的能力，寄予厚望。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指出，这种监督和问责机制，也可能对民主及其关键机构的合法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通过研究芬兰移民局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所面临的公共挑战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调查了芬兰移民局如何回应公众对其在难民情况中的作用和行为的批评，以及该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和处理网络公众作为其问责代理人（agents of accountability）。分析表明：

网络化的公众可以被视为政府机构问责制的有影响力的推动者，而政府机构往往觉得自己有义务向这些公众证明政府方面的行为是正当的。特别是在难民情况的早期阶段，反移民公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人民”的声音。通过在讨论论坛和新闻评论部分不断提出有关芬兰移民局“宽松”庇护政策的相同批评，反移民公众能够塑造新闻议程并说服该机构解决他们的担忧。此外，政府决定实施新的庇护政策限制可以部分解释为对反移民动员的回应。

然而，自由主义批评者们从对该芬兰移民局的持续公开审查中，并没能得到太多想要的结果。这表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在决定社会责任的结果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网络化公众作为问责制代理的运作仍然严重依赖于更广泛的公众辩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新闻媒体组织、政治精英和官员本身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问责制进程不仅不能恢复对公共权力合法使用的信任，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对政府的信任。由于自由派批评者无法通过公众诉求来实现该机构政策的任何真正变化，这些批评者越来越多地采取其他措施，包括街头示威和公民不服从。

自由派公众的激进化表明，社会责任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具有复杂的含义。虽然对芬兰移民局的公开审查导致其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可观察到的变化，但社会责任绝不应被视为毫无意义。由于芬兰移民局被迫一再解释其行为，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庇护是一个社会问题，并有兴趣通过选举和公民手段影响庇护政治。

因此，在自由民主国家，加入志同道合的公众、通过不断监督和批评使当局对特定的政治要求负责，是参与政治进程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似乎为增加参与提供了空间——这可能对公众辩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影响当局的行为。但是，正如该文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参与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有助于自由民主的目的。近年来，各种保守派，反移民和右翼团体对数字网络的使用，这使得以下情形越发明显：基层活动可以将社交媒体变成一种传播不民主的价值观并限制他人的权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动包容性参与。

※ Ojala, M., Pantti, M., & Laaksonen, S.-M. (2019). Networked publics as agents of accountability: Online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zens, the media and immigration officials during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New Media & Society.

正如沉默螺旋理论所提出的那样，人们避免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意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免于受到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s）。该文详细阐述了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政治观点后所引发的社会排斥在个人层面的敏感度（individual-level sensitivity）。鉴于在社交媒体中政治观点的分享具有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接受（social acceptance）或拒绝（social rejection）可以通过点赞情况被轻松传达的事实，研究认为，对社交拒绝（social rejection）具有敏感性的个人不太可能分享社交媒体中的政治信息。调查数据和焦点小组访谈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过确定拒绝敏感性在社交媒体中的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该研究对此前的研究进行了发展。

※ Emma A Bck, Hanna Bck, Annika Fredén, Nils Gustafsson . (2019). A social safety net?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political opinion shar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social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社交媒体技术，如 Twitter，被认为能够实现一种新的连接行动形式。2011年英国骚乱后，市民就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组成“扫帚军”（broom armies），继而走上街头清理和修复被破坏的市容环境。根据连接行动理论（connective action theory），这些社交媒体工具大大降低了建立和维持志同道合的政治角色之间联系的个人和集体成本，进而使行动网络能够轻松地围绕可传输的行动框架形成。

然而，该理论也被批评为过于迷恋网络结构主义，一方面连接行为低估了技术之间的差异，因此无法考虑特定技术与人类用户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驱动力。

该文通过重新定位文化中的连接分析，尝试解决第二个问题。该文认为，网络通过在更广泛的竞争话语媒体范围内激活话语来聚集和动员。因此，理解话语对于理解网络形成的动作潜力至关重要。为了在2011年英国骚乱的背景下观察Twitter上的话语，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主题标签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内容编码和密切文本阅读技术用于表征与暴乱相关的主题标签中的话语。进而提出度量标准来评估和比较这些主题标签在Twitter的系统层面上的影响。

分析表明，清理运动是一种复杂的、散漫的政治行为，其中名人账户在话语的框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与情绪化程度较高但不太知名的“茶水行动”标签（# OperationCupOfTea，该行动旨在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免费茶水）相比，“骚乱清理”标签（#riotcleanup，该行动旨在清理骚乱后的街道）对行动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解释。

※ Philip Pond & Jeff Lewis. (2019). Riots and Twitter: connective politics, social media and framing discourses in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社交网站（sns）是新闻消费的主要平台。然而其的界面与新闻网站的界面有很大的不同。在SNS上，新闻帖子缺乏指导读者选择故事的传统新闻线索。相反，它们伴随着社交线索，以及其他用户参与新闻项目的痕迹。这个过程被称为新闻的社会化。

该研究旨在探讨新闻社会化对使用者注意与选择过程的影响。通过一项采用眼动测量的实验设计（n=86），研究（1）询问不同的社会支持线索（用户评论、“喜欢”和“反应”）的存在是否影响注意力和选择；（2）探讨了用户如何将他们的注意力在新闻信息和社会线索之间进行分配，以及社会认同影响了用户对新闻线索的关注；（3）识别出用户对社会认同的敏感性差异（依赖于两个心理特征：自我监控和认知需求）。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线索对注意力和选择过程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用户对社交认可的反应在注意力和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新闻的社会化改变了新闻消费的过程，而网络新闻消费可能需要发展一种新的新闻消费理论方法。

※ Shira Dvir-Gvirsman. (2019). I like what I see: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ity cues on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news s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封图来源：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