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努力制止旗人“排汉”，以减缓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1911 年 10 月 31 日，清政府致电各省督抚及将军、都统，称“现外间纷传荆州驻防有排汉之举，虽属毫无影响，然此事颇与大局有关，诚恐各省以讹传讹，多滋误会。应即责成各该督抚、将军、都统严查所属驻防旗营，不得误信谣传，妄思暴动。如有不服缔禁，即以军法从事”。以此观之，政府似无听凭满人排汉之意。稍后又诏令禁军:“朝廷对于此次乱事，绝无种族观念，无论满汉，一体同视。尔军士人等务宜仰体朝廷意旨，毋得激生事端，以致大局决裂，招外人干涉之祸，倘有诬造谣诼，是即违背朝廷，即按军法严惩”。对于京师旗人将大杀汉人的谣言，清廷多次辟谣，并将有“排汉”之举的署民政大臣杜春革职，视化除满汉畛域为“弭乱之急务”。

革命党亦反对民族仇杀。武昌起义后，满族留日生惊慌万状，甚而计划向日本借兵，章太炎尚在东京，作书以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囊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虽发言任情，亦无尽诛满人之意，今江南风靡，大势已成，耆定以还，岂复重修旧怨。”各省光复中，绝大部分满城都曾出现旗兵与民军对峙的情况，但最终经历长时间激烈战斗的不多。立宪派一向立场温和，反对民族仇视，多数革命军领袖也反对滥杀无辜。对于旗人武装，汉人多采取军事威胁加谈判的方式，尽量劝降以减少伤亡。如镇江革命党人李竟成包围旗营后，便派绅商代表向满洲都统宗室载穆等说降，晓以利害，最终旗兵缴械。杭州革命党陈黻晨和楼守光与旗营协领贵林有旧，经过数日往返磋商，最终和平解决。在成都，旗营代表文蔚卿先向军政府示善，后由都督尹昌衡带兵严密监视满城军队，收缴了旗人武器。

然而，流血的暴力事件仍不可避免，一些八旗驻防城市中的旗人披祸至深。反满暴行首发于武昌，当事者回忆，起义“三天来杀旗人不下四五百人，横尸遍地，不及时处理，恐发生瘟疫”。武昌四大满姓家族都被杀害，其财产也被没收。以致黎元洪也亲自颁布告示，“我们排满革命，只是推翻帝制统治，满族人民，俱是同胞，如无违反本革命军宗旨重大嫌疑事实，一律子以宽大，不得再肆妄行杀戮。犯者严惩不贷”。第一个发生大规模反满暴行的驻防城市是西安，陕西革命党多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强烈，同盟会虽反对残酷屠杀，但最后还是会党势力占了上风。民军和旗兵相持之时，民军挖墙攻入满城内，攻击北城楼，引发火药库爆炸，旗兵伤亡很大。第二天，革命军在满城内逐户搜索，一些士兵又杀害了一些不必要杀害的旗兵及家属。血腥的冲突在西安一直持续了三天。太原是旗人伤亡惨重的下一个驻防城市，当时有旗兵 600 多人，据报载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追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接下来在本已达成和平的镇江，由于一系列的误会，也发生了暴力排满行动。在福州，民军与旗兵的血腥冲突也持续了三天，“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南京光复后，没有任何防备的旗人也成了某些革命军满腔怒火的牺牲品。汉人之屠杀必然引起旗人报复。湖北军政府曾遭到旗人士兵的攻击。荆州驻防旗兵听说札凤池、宝英等官佐被杀，愤怒异常，出队至荆州沙市，“逢人便杀，大屠两日”。福州旗人文凯等组织杀汉党，居民闻之“无不惶惶”。成都旗营千余人联队曾扑出满城，先发制人，击毙汉民数人，将军及都统闻变劝谕，始稍平静。署民政大臣桂月亭(春)，倡诛戮京师汉人为报复之议，昌言于朝，为奕劻、载涛所斥，谓若此，“吾满族将无噍类”。桂意稍沮，“然犹调三山旗营兵入京，编附警队，以防南人”。京师汉人恟惧，纷纷避往天津。

满汉矛盾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以京师为例，时人恽毓鼎载“复有都中旗兵仇视汉人，欲先发肆戮之说，于是满人惧为革命汉人所杀，汉人复惧为报雌满人所杀，讹言满城，朝不保夕”。莫里循在信中也说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相较而言，旗人当然处于弱势。社会盛传革命军以服装、名字、头型、说话口音、女人大小脚等辨旗即斩，甚而有操北音即杀之说，“一犬吠声，百犬吠影，风声鹤唳，人人相惊以伯有”。此类谣传难于一一考证，然旗人改名换姓、易装皆为事实。《申报》载：学生之旗藉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之匾额者，急为卸下。“他若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尤不一而足”。在南京，满人天天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也和汉人不同。她们“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满人伤亡严重也是事实。辛亥年二品以上旗藉大员殉难者即不下 10 人，遑论他人。被戕者如广州将军孚琦（满人），福州将军朴寿（满人），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署理四川总督端方（汉军）、伊犁将军志锐（满人），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良弼（满人）等；自尽者如西安将军文瑞（满人），荆州副都统恒龄（满人），镇江都统载穆（满人），闽浙总督松寿（满人）等。辛亥年的极度恐怖，令旗人尤其是满人内心深处烙下了弥久不散的恐怖记忆，并对其余生乃至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于此暴力漩涡中，爱新觉罗王朝之命运可想而知。经革命党边打边炸、袁世凯连哄带吓及奕劻、那桐假劝真骗，满洲贵族已经丧失了所有反抗的勇气，叶赫那拉·隆裕终于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颁布清帝辞位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退位诏书表面上冠冕堂皇，似为满洲禅权，实则爱新觉罗“孤儿寡母”连性命亦堪虞，岂有讨价还价之力。该诏书由汉人所拟，亦是汉人各派利益妥协的产物。它既满足了南方革命党对民主共和的渴望：“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又满足了袁世凯对权力的追求，“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一句话给袁氏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同时保全了满洲皇室的安富尊荣，“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这主要是温和的立宪派的愿望。

退位诏书终结了清朝，也终结了中国帝制王朝时代。三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亲率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宣告汉人之光复大功告成，标志清代满汉矛盾之终结。民国肇建，一度大行其道的“排满运动”竟然嘎然而止，末代皇室退处宽闲，世所罕见，“五族共和”迅速代替了“驱逐鞑虏”，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个中缘由不易陈清，但无论如何，此为炎黄子孙之大幸，尽管满汉情仇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