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Hui Huang(黃懿慧):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编译：谢铭琪

编校：王沛楠

原文刊载于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9年第四期

2001年4月，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一架歼-8战斗机在对其进行监视和拦截时，两机发生冲撞。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确认牺牲。而美国军机则未经允许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中国要求美国道歉，而美国则坚称其有在该空域飞行的权利。

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表示，中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对美国军用侦察机实施跟踪监视，属于正当的飞行活动，符合国际惯例。中方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美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接近造成的。美过军机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机场。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随后，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飞行员王伟，是美国飞行员们熟知的“好斗”对手，是他撞向了美方军机。同时，美国媒体还表示，EP-3在迫降中方机场前，多次传输了紧急遇险信号，但都没有得到对方回应。

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道歉，进行了多次交锋。中方坚持认为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在美方，美国应该向中国道歉；美方则在多次谈判协商后以“非常抱歉（very sorry）”的方式表达了歉意。中国接受这种方式的道歉，24名美方侦察机机组成员获得许可离境。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结论，似乎是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结局。两国都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结果——24名美国EP-3机组成员，中国的面子（face）。因此中美都声称在国际上取得了外交胜利。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整合冲突解决风格模式和战略性含糊话语，认为冲突结构与跨文化差异相结合，影响了该事件的协商与传播过程。我们整理出一个关于跨文化冲突解决方案的，综合的，全面的，理论的，同时考虑政策导向的分析框架。（参见图1）

冲突管理方式与危机沟通策略

冲突管理方式指在处理争论时采取的方法。有三种主要的冲突管理方式：整合式（integrative style）；分散式（distributive style）和规避式（avoidance style）。

整合式冲突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公开的信息交互和共同的决策制定，同时考虑两方利益，实现双赢局面。分散式冲突管理，则基于一种零和思想，即冲突中某一方的获益，必定源于另一方的损失。规避式的冲突管理，包括否认冲突的存在，转移或规避大众对事件的关注，或者直接回避争论与冲突。

很多研究者建议，在处理跨文化冲突时，应该尽量采取整合式的冲突管理方式，从而使得事件中各方最终获益最大化。另一些学者提出，主导美国冲突研究的整合的个人利益取向，可能无法如此有效地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中。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影响选择整合式冲突管理方式的条件，并评估整合式冲突管理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契合度。

危机沟通策略（Crisis communicative strategy, CCS）指的是，一个组织用于处理危机事件的，言语和非言语的反应手段。研究者将危机反应总结为五个主要的策略：否认，借口，辩护，转移注意力，以及纠正措施。上述策略可以被归为两个矩阵：“防守-和解”和“特指-含糊”。运用危机沟通策略来分析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可以发现中方的立场，在整个危机传播的协商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中国保持强烈的防守性态度，并且坚定地要求美国向其道歉。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立场从防守转变为和解，从具体理由辩护到含糊不清的叙述。美国的危机反应从否认，到使用正当理由辩护，再到寻找一种“感到抱歉（being sorry）”的战略性表述。

冲突内在因素的五层分析框架

对于新近冲突管理研究的分析发现，几乎每一个冲突都包含着五种层次的内在因素。

因素一：冲突的水平。冲突的水平由低到高可简单分为：群体间冲突，组织间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冲突水平越高，其复杂程度越高，使用整合式策略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大。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有学者认为，这一冲突的解决不仅涉及国际间两国政府的来往，也包含了该国政府和其内部社会民众的互动。

因素二：冲突的来源和属性。冲突有四种可能的来源：利益冲突，信息冲突，关系冲突，以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和信息冲突，可以通过更为开放合理的，平等对称的双向沟通俩获得较好的解决。关系冲突往往被认为是非零和的，涉及很多不可分割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一个整合式的策略来解决。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一般被认为是最难解决的一种。

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美方的主要说辞，是24名停留在中国未能离境的EP-3机组成员，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那名牺牲的飞行员。关于中国飞行员的牺牲，美国坚持论述他在操作中可能的过失，而中国则主要讲述事故的结果。“面子（Face）”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格外重要的。

因素三：权力和资源。权力的均衡或缺失，在所有的冲突中，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议题。很多冲突的情况都存在着权力的不平衡，往往更难实现整合式的解决方式，尤其是在冲突中的一方完全弱势的情况下。现有证据表明，冲突双方的权力相当时，都会恐惧冲突进一步升级，因此会尽量不加深对方对自己的敌对。如果权力差距很小，那么大概率会有利于问题解决。中美之间的权力格局，使得事件有了整合方式解决的空间。

因素四：时间和关系延续性。当一个问题具有即时性特点时，常常会使得冲突难以通过整合方式，获得有成果的解决。一般情况下，冲突中的双方越重视声誉和长远关系，他们则更倾向于采用整合式的解决方式。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对于时间和关系延续性的接受和理解，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人们，存在差异。个人主义文化强调工作和交易关系，集体主义文化则更看重长期延续的关系。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双方都强调了“促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当一个冲突事件有着连续性和长期影响的时候，整合式的解决策略更容易实现，这也是促成此次事件结束的重要因素。

因素五：代价和结果。协商的失败，可能会造成代价较高、损失较大的后果，比如，战争。这也会影响到协商过程中不同主体的策略和方法。如果最终结果对各方的影响差别不大，那么他们在协商过程中就更有可能采用整合式的策略。但是，在冲突强度过大时，预示着最终结果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这会使人们容易接受各种极端解决方案：十分支持，或者完全排斥使用整合式的解决策略。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中美双方都不希望造成损失性巨大的后果——战争。中国有条件选择推迟或拖延协商过程，然而，美国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为了24名机组成员的自由而做出让步。

纳入中国文化特征后的分析框架

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特征和儒家文化传统，都强调长远关系、和谐、人际关系、面子、忠诚和秩序。它们结合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的冲突管理风格。

因素一：“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分异。分别“自己人”和“外人”，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内群体往往会得到优先对待。一些重要的内群体的成员身份，是先赋的、固定的。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边界，是稳定且相对不可渗透的。

中国文化容易将各种更高级别的冲突，转化为人际冲突。因为个人关系也经常渗透在公共关系或职业关系里。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将个人的利益、价值和目标服从于集体。同时，承担对于自己所在集体的责任，是十分重要的价值观。这些价值倾向，不利于推动整合式的策略，但他们鼓励较为快速地解决冲突。

当协商的对象是一个”外群体”，比如此事件中的美国时，获得最终的解决可能面临着更多额外挑战。对于一个典型的基层的、与”外群体”之间的冲突，第三方斡旋和调节常常被用于帮助平衡权力结构，促进整合式的谈判。但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并没有使用一个合适的斡旋者。

因素二：“面子”作为一个冲突的重要来源。如果竞争各方承诺承担可强制执行的代价，如不可逆转的威胁、要求、承诺，或自愿但不可逆转的自由或选择牺牲，最有可能采用分散式的冲突解决策略。在西方语境中，此类代价或承诺，往往指时间、金钱、威信或声誉。在中国文化中，除了上述几种，还有“面子（face）”这个特别的要素，尤其在处理公共的、正式的事项时，比如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由于“面子”实际上具有零和的属性，加之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对于中国的伤害，外交在中国时常被看成一种国家身份的竞争。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涉及了“面子”，整个协商过程因此变得困难。

因素三：“面子(face)”和“人情(favor)”作为协商的必要资源；第三方斡旋作为权力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社会，面子和人情可能是冲突的源泉，同时也能成为可交换的资源。面子和人情常用于改变谈判中的权力平衡，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关系导向的社会，“面子”议题根植于所有日常话语中。印象管理技巧越高超，越有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分配。第二，“人情（favor）”的概念是根植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的，它是连续长期的。第三，“面子”和“人情”常常是可以互换的。人情可能不仅包括实际存在的物质资料，比如金钱、商品或服务，还包含抽象的情感成分。比如，给某人留个“面子”或者在他人面前做“面子工作”，都意味着为这个人献了“人情”。因此，“面子”和“人情”延续不断的交换，也让所谓的人情“债”难以计算，也无法完全付清。

第三方斡旋与面子和人情的文化特征紧密相关。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能会在冲突解决中使用斡旋和调解，但中国文化对于第三方的介入格外敏感。在中国文化中，冲突各方都要给调解人足够的“面子”和地位。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两国时间对于交换面子、人情和第三方斡旋等在内的资源，经验不足。这都让协商过程变难。

因素四：强调“关系”。关系延续性是一个促成整合式协商的普遍心态。中国人在社交网络中常常会欠人情“债”，因此也受到人情和长期关系的约束。他们把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分为两个维度来看：关系中的高低等级，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一旦发生冲突，就可以明确看出谁有权利和义务来决定如何处置。政府就扮演着这样的“家长”角色。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仿佛是一位“父亲”，需要为他的“儿子”（这里是牺牲飞行员和他的家庭）寻求公正，需要为全国人民要一个道歉。在这样一个涉及他人集体和家长式社会文化，并且包含了面子因素的事件中，很有可能最终出现一个分散式的解决策略。

因素五：偏好高语境的，间接委婉的，未来导向的修辞方式。一方面，中国文化喜爱高语境和非直接的沟通方式。另一方面，中国政治话语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使用较为抽象的、拔高的、本质上理想主义的、未来指向的修辞主题。在南海事件中对“sorry”、“apology”和“regret”的使用，很好地描述了超越、转移和模糊的策略，也代表着中国和美国间此次外交协商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强调关系的可续性促进了整合式冲突解决策略的实现，然而其他的文化特质，比如对于外国作为“外群体”的认识，对于冲突本身的理解，“父亲保护孩子”式的文化角色，都使得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协商更加困难。第三方斡旋者的缺席，迫使冲突双方直接加入了这场“面子博弈”。这场公共关系冲突和外交危机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言辞”。考虑到追求形象和面子重塑的文化特质，通过一个保全“面子”的机制，实现了外交危机的最终解决。文化因素在本次事件的危机管理中的确有着重要影响，应该作为基本必须的危机传播策略来思考和运用。

论文原文见：Huang, Y.-H., & Bedford, O. (2009). The Role of Cross-Cultural Factors in Integra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 Hainan Incid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4), 565–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