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对朝廷来说，政治就是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本来就是社会动物，在阶级社会中，总还是离不开政治的。作为宗教之一的佛教，也无法离开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国师也由国家敕封，国家政治力量可以扶持保护佛教的发展。

但是，佛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却是命运多舛。政治上虽然偶有扶持，比如汉明帝、南朝梁武帝时期；但是，被政治打压的时候居多，如“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这四次事件）。

为什么古代朝廷对佛教持否定态度的居多呢？让我们通过唐初的一次廷议来看看其中端倪。

公元626年4月，太史令傅奕前后七次上书唐高祖李渊，请求废除佛法。傅奕的原文洋洋洒洒，翻译成白话文有上千字。小结其主要意思有以下几点。

傅奕首先说了佛教的诸多坏处：

一，佛陀是外国人，佛经需要翻译，导致翻译者任意假托，编造故事。容易被利用来蛊惑人心。

二，佛教徒不忠君、不孝敬父母，而且让很多游手好闲的人混进去，逃脱了国家的租税。

三，佛教捏造了六道轮回，恫吓世人，导致一些人为了佛教的功德而耗费所有，期待得到不切实际的回报。还让作恶的人期待信佛之后就能免罪。

四，生死寿命由自然法则主宰，世间赏罚有君主主宰，贫富贵贱是人自身作为导致，然而佛教说一切都是佛造成的，欺骗世人。

因此，佛教欺世盗名，损害君主权威。

然后，傅奕指出，在汉明帝之前，中国没有佛教，国家则君贤臣忠国运长。而有了佛教之后，中华被扰乱祸害，变成君昏臣佞国祚短。以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与汉之前对比，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傅奕建议说，应该让全国的僧尼各自婚配，以增加人口和税负。果然经济问题是核心原因。

他举出了具体数字：全国僧尼总数超过了十万人，让他们各自婚配，就会成为十万多户人家。他们生男育女，只要十多年就可以使税源和兵源充足。

傅奕最后总结说，这么做的好处，一是免除了资财逐渐匮乏的问题，二让百姓知道权力在君主手里，三是革除造谣惑众的风气，四是兴起淳厚质朴的习俗。

傅奕的奏章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共鸣，因为他是憎恶僧道的。于是，唐高祖就开会讨论这个事。

结果，只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说法。当时还是太子的李建成为佛道辩护。

丞相萧瑀是为佛道辩护的，他与傅奕的辩论最有趣。

萧瑀说：“佛是圣人，傅奕却要非难佛，非难圣人的人目无法纪，应当惩治他的罪过。”傅奕说：“人们的伦常大道，没有比君主与父亲更为重要的了。佛作为嫡长世子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平民却拒不执行天子的命令。萧瑀并不是从空虚中无父而生，却遵从目无父亲的宗教。非难孝道的人目无父母，说的就是萧瑀这样的人。” 萧瑀无言以对，只好两手合十说：“设置地狱，正是为了此人！”

唐高祖也讨厌和尚道士逃避赋役，又不守戒律，到处乱设寺庙和道观。626年四月，高祖下诏对全国的僧、尼、男女道士进行一次精简淘汰；修炼精深的僧道，可迁到大寺观，供给衣食，而其它的则令还俗，返归故里。京城保留佛寺三所，道观二所，各州各留一所，其余都废除。

到这里，我们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分析一下，古代朝廷为什么要限制和否定佛教了。

首先，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僧人越多，则从事生产的人就越少；这对于生产力不发达，主要依靠农业税的古代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赋税来源减少。

其次，僧人越多，不婚配的人就越多，导致人口和兵源减少。

第三，僧尼多就需要多建寺庙，这进一步消耗了国家和社会财富；减少朝廷的收入。

从上述几条可以看出，古代的佛教与朝廷，实际上就是一种零和博弈。佛教发展得好影响力增大的同时，自然朝廷的权威和控制力就下降。这种局面超过一定限度，当然是世俗政权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战乱动荡人口不多的朝代，佛教对朝廷的反作用力就越发明显，因此引来了政治对佛教的限制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