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发出耀眼又炙热的光,老黄的手止不住地抖。

他扶住身前的木制演讲台,清了清嗓子,开始向台下的评委介绍一个名为“死亡体验馆”的项目。

演讲稿他和朋友丁锐推敲了一晚上,还预想了各种盘问和刁难:打造一个4D空间,通过模拟的焚尸炉让参与者体验死亡的感觉,从而减轻对死亡的恐惧。他说,他们做了一份详尽的PPT,逐一拜访过有可能为这个项目投资的人, 包括政府民政部门、殡葬业的行业大佬、民间资本和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现实残酷。那些“大腿“抱不上,老黄站上了创业类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为“死亡体验馆”寻找落地的资金支持。

“咣咣咣——”不到三分钟,三个亮起的红叉终止了他的激情。

“我觉得人们不需要这种东西。”

“活人的事儿还没弄清楚呢,谈什么死。”

“你应该造个天堂呀。“

台下的投资人缺乏兴趣。“妈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老黄想,“天堂?上帝早就造好了呀!”

四处碰壁后,“死亡体验馆”最终在众筹网站上争取到了180人的支持。老黄和丁锐自掏腰包加了18万,项目以 41 万元的初始资金正式启动。2016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区正式开馆,花444元就可以“死”一次。中国文化里最不吉利的数字,在这里反复出现。

成立不到一年半,老黄又给这家死亡体验馆定下了一个死亡日期:2019年4月4日,体验馆将永久关闭。“中国普通企业的寿命是2.7年,‘醒来’到2019年就满三年了,也算是寿终正寝。”在《奇葩大会》第二季的录制现场,丁锐将闭馆的消息告诉了更多的人。

240多位体验者、20多场体验活动已经排到了闭馆的前一天。有人特意从外地坐飞机、高铁赶到上海,有人因为买不到周末的票专程向公司请假,他们都想在闭馆之前再体验一次“死”的感觉。

(2016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在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区正式开馆。图片来自网络)

焚尸炉

为了筹备死亡体验馆,老黄和丁锐几乎走遍了全上海与“死”相关的地方。他们去过墓园、躺过棺材、在停尸房跟入殓师聊天喝茶。

死亡是有气息的。

在殡仪馆,四五十具尸体一溜摆着,老黄在一旁跟入殓师喝茶,茶喝得多了,就能感觉到不同年龄死者的气息差别。三十几岁的人,还能感觉到他有一种情绪没有表达完,但老人已经耗干了。

最能传递死亡气息的,是焚尸炉。老黄躺在上海益善火葬场的焚尸炉前,心跳得很快。

火葬场的园长破例允许体验,他将其中一个炉子的喷火口关掉,在原本放置棺材的地方垫了块布,安排老黄和丁锐挨个躺上去。这里,是生命的终点,每年都有50000多具遗体被送过来,进去的是肉体,出来的灰烬。

传送带动了起来,老黄平躺着,慢慢向炉子靠拢。刚被送入铝合金制的大盒子,鼓风机“呼呼”的响声一下子灌进耳朵里。主风口直直地对着老黄的脸,炉内残留的骨灰顺着风扬起,在红色保温砖包围的幽闭空间里上下翻动,“带着口罩都觉得窒息”。

(从左至右依次为醒来“生花”、“初心”、“归零”三个空间。

被送出焚尸炉时,全程不到一分钟,但在炉子里,时间像是被拉长。“就像有个人掐脖子,快要窒息,脑子里根本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个时候的反应就是紧张,甚至不能思考。”

体验结束后,老黄和丁锐在火葬场的院子里坐了很久,身上沾满了细密的白色骨灰。他们想要弄清楚自己在死亡边缘体验到的究竟是什么,“可能是时间停滞的空白”。

这种“空白”被放在死亡体验馆的核心环节——体验馆由“微言”、“念尘”、“生花”、“无常”等十个空间组成,浓缩呈现了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每次体验以12人为一组,进行12轮心理游戏,所有人对各自的选择进行辩论交流,并投票选出一名淘汰者。被淘汰的人即是“死者”,他要躺上传送带,进入模拟焚尸炉。

决定生死的辩论题目包括但不限于:

“如果你是一名反恐队长,为了拯救无辜的民众,你必须折磨恐怖分子4岁的女儿才能获得情报,你选择折磨还是放弃?”

“如果你是一名登山队队员,情况危急时你必须割断绳子扔下最末端的队友才能保障团队的安全,你选择割还是不割?”

“如果你的父亲身患癌症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他告诉你想结束自己生命,你会选择尊重父亲的意愿还是坚持治疗?”

投票结束,“无常”之门伴随着阴冷的风和恐龙的嘶吼声打开,淘汰者要穿过一条全黑的通道,躺进“焚尸炉”。

刚一进去,180度的拱形液晶屏幕上瞬间燃起熊熊的火焰,耳边充斥着“噼里啪啦”烧柴火的声音,鼓风机吹出来的热风让体验更为逼真。五分钟后,炉门打开,“死者”被传送带送到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脚踩满地的白色塑料球,匍匐着爬出通道,迎来“新生”。

(模拟焚尸炉。

“死亡”成了人生命题

焚尸炉里的的“空白”状态,老黄和丁锐都曾体会过。一个是在失去财富、爱情、亲情之后,一个是在获得一切、物欲全满之时。

老黄本名叫黄卫平,1969年出生在宁波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日子过得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子弟一样。20世纪90年代,他丢掉石化厂的“铁饭碗”,开始下海经商。迎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黄卫平迅速地完成了资本积累。刚闯荡上海时,他的月薪只有1500元,后来,他的年收入迅速蹿到十万、一百万,到1998年,做外贸生意每年的利润能有好几百万。

“物质极大丰富后,人就容易迷失”,黄卫平的性格一下子变了,跟他合伙做生意的姐夫都常常骂他,“你就是个暴发户!”

外商来时,老黄挎包里每天都揣着五万块现金,高尔夫、马球、游艇等贵族运动成了接待的基本配置,上万块钱一顿的饭吃了也就吃了。很快,老黄的财富在无节制的“吃喝嫖赌吸”中消耗殆尽,家庭也因此破裂。2007年,妻子提出离婚,他和父母的关系也逐渐疏远。社会关系一层层剥落、死亡,很长一段时间,他一个人窝在家里整日整夜地吸毒,像是个“活死人”。

那时候,丁锐也陷入了类似的精神危机。2008年,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不到十年,丁锐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决定不再工作,却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2008年5月,黄卫平买了一辆越野车打算开去边境再也不回来,结果牌照还没办下来,汶川发生了地震。5月12日,他呆呆地看了一天一夜的新闻,决定去灾难现场。

“人是不甘心莫名其妙地死去的”,黄卫平一直都在为自己找结束生命的理由。一开始是事业和财富的消散,接着是家庭的分崩离析,后来他想等陪伴自己15年的拉布拉多犬去世就去死。

去汶川,原因之一,也是想赴死。

黄卫平以为灾区现场必定是满目疮痍,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漫。但那几个月,他看到更多的是死亡激发出的生机:地震没过几天灾区的人就忙着在废墟里捡钢筋换钱;孩子们好奇他的紫色头发,围坐着要听他讲城市里的生活。

那一刻,黄卫平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死亡,灾难里这种更“务实”的态度打碎了他关于死的臆想。这激起了“生”的意志,他要活下去,要继续探索生死的意义。从2008年成立临终关怀机构“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到2011年和丁锐一起筹备死亡体验馆,老黄一直在和“死”打交道。“死亡”成了他的人生命题。

“干了件特别牛逼的事儿”

一开始,老黄和丁锐赋予了这个体验馆教育意义,“体验死是为了更好地活”。

做临终关怀的11年里,老黄感受过太多次面对死亡的仓促和无力。有一天,他跟着一位医生去病房做临终告知。医生交代完病情后指着他,“这位是心理咨询师,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交流。”那一刻,老黄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在那种境地下,我能帮他做什么?又能怎么劝慰他?”

老黄总是在想,如果当初有个人拉他一把,或者有这样一个体验馆带他思考生死的意义,或许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他希望死亡体验馆让更多人从迷茫中“醒来”。

老黄和丁锐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筹备。

募资尝试过很多条路线,包括政府民政部门、殡葬业的行业大佬、民间资本、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但都没有成功,很多人聊了几句就直接或委婉拒绝了,“都不太想和死亡扯上关系”。

体验完焚尸炉那天,老黄和丁锐带着一身骨灰去朋友家吃饭,朋友的老婆觉得很忌讳,从那之后朋友再也没帮他们介绍过投资人,也不再来往。

也有愿意聊的,有个广告公司的人听完老黄的介绍深受感触,还哭着聊起自己奶奶去世的故事,但第二天就再也不接电话,“还是觉得不吉利”。殡葬行业的人倒是没什么忌讳,但他们对死亡教育不感兴趣,只在意这个新奇的想法能带来多少收益。

钱最后是靠网站众筹,老黄和丁锐又自掏腰包加了18万,项目以 41 万元的初始资金正式启动。

但是把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的困难又接踵而至。“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探索成本非常高”。

2014年,丁锐把“彼岸”空间的设计交给了一个美院的团队,也描绘了自己的构想:应该造一条幽暗静谧的小道,让人平和地走向死亡。对方一副“完全理解”的表情,倒腾几个月后交给他们一个“山洞”:通道外壁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缠绕在墙上的蜘蛛网还时不时掉下来几缕,通道整体被设计成一个以麻绳做扶手以木板作桥面的“奈何桥”。“完全是把它当鬼屋来建了”,老黄不满意,眼看着临近开馆,他还是狠下心把它拆掉重建。

体验馆中,代表重生的通道被设计成子宫的样子,老黄希望它有一个柔软的外壁,再配上“咚咚”的心跳音效,最好还能轻轻晃动让体验更逼真。他通过朋友联系到宁波最大的硅胶制品工厂,接通电话后哭笑不得,“他们是性用品制造厂,从没做过那么大的东西”。

后来,有个自称艺术家的人跟老黄说可以“土法炼钢”,他们做好一个圆柱体模型,把老黄买来的医用硅胶固定在外壁。老黄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失败的,等他去现场的时候只看到“鼻涕一样”的白色硅胶甩了一地,十几万块钱打了水漂。

在造馆过程中,老黄和丁锐妥协过很多次。老黄形容丁锐“原来是拿着大刀到处砍人”,动不动就跟人辩论,挑战别人的价值观。但四年的建馆过程把脾气都磨没了,“有段时间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到后来剑也没了”。

在资金、技术、想象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下,他们不断推翻重来又不断妥协,“醒来”成了一个缓慢生长的“怪胎”。2016年4月4日,筹备四年,耗资近400万的“醒来”死亡体验馆正式开馆。老黄没力气折腾了,“完整比完美重要”。

开馆前几个月,“醒来”团队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公众号积攒的粉丝慕名前来体验,每周的体验场都满员;BBC、CNN、路透社等全球几十家媒体纷纷前来采访;还有来自韩国和俄罗斯的人想要加盟死亡体验馆,为此他们还特意开过一次会讨论知识版权的问题。

老黄和丁锐都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件特别牛逼的事儿”,那时根本没心思想别的,只想着怎么卖更多的票,怎么让更多人来。丁锐还开玩笑说,要把死亡体验馆做成“百年老店”。

(创始人丁锐在奇葩大会现场。

“只是提供了一个棋盘”

老黄和丁锐将死亡体验馆定义为一个心理学产品、一个哲学产品,“借这个工具对生命进行一些探索”。

但在开馆之后,预期慢慢落空。

热度去得很快,半年左右,死亡体验馆就遭遇了断崖式流量低谷,一周只有一两个人买票。有时候,他们干脆关门,去附近的麻将馆打麻将。

在琐碎的日常运营和现实的流量困境下,团队的热情被消耗殆尽。

落差让“醒来”开始自我反思,团队常常开会讨论死亡体验馆的受众、营销手段、商业模式的问题。他们甚至对体验馆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体验死亡或许是种伪需求?”

2016年6月,秀梅从志愿者变成了团队CEO,着力于体验馆的营销推广。秀梅按照商业公司的运作模式,帮“醒来”开拓了很多渠道,包括豆瓣、携程、大众点评等,人流量逐渐恢复了一些。

但大众点评是把双刃剑。开通这个渠道后,死亡体验馆的体验人数增加了不少,但主持人三七的狂躁程度也直线上升,她觉得“他们不属于‘醒来’的受众”。体验者很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的,把它当作鬼屋来玩。当实际体验和预期不一样时,他们会给出差评——“游戏三观不正”,“价格太贵,花了冤枉钱”,“谈不上死亡教育,顶多算个新奇体验馆”。

直接对死亡体验馆提出质疑的人也很多。2017年3月27日的一场体验活动中,一位来自佛学小团体的秦老师几次拒绝投票,“为什么被投出去的人就要死?”几轮下来,秦老师就开始质疑“醒来”的游戏规则,“这是在鼓励斗争,社会上的恶意就是这么来的!”

体验结束,其他体验者也纷纷附议秦老师的意见,“我也是服务业,顾客的建议都是我们能进行下去的原因”“我做了15年的教练,介绍各位师兄来这儿,你应该感恩,这样你们才能继续开下去,发挥你们的作用”……

对批评意见,团队成员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

秀梅觉得这些是必须承受的东西,“毕竟是服务业”。但丁锐知道这件事后,却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在丁锐看来,这是被“欺负”了, “我们又不赚钱,如果还要让自己受气,那不如不做了。”

(游戏过程中,主持人三七在后台工作。王丹妮 摄)

“醒来”旁边,是一家专注于青少年心理辅导的公益组织。小林在这家公益机构待了三年,几乎和邻居“醒来”没有任何交集。作为心理学同行,小林所在的机构更关注人当下的困境,“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去想生死这种大命题,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老黄也开始反思,或许只是他自己觉得死亡教育很重要。“自己觉得有意义,就觉得所有人都要认同这种意义”,老黄笑着说,如果放到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干这事儿了。

在《奇葩大会》上,心理学同行李松蔚和微博大V“种太阳”认为死亡体验馆这种形式降低了谈论死亡的门槛,更多地理解死亡,让生命多了一些选择。掌声过后,丁锐推回了这份夸赞。

三年下来,模拟焚尸炉里“烧”过7024名体验者,他们或许在这里解决了什么问题,或安放了某种情绪,又或者什么都没有,老黄和丁锐并不确定。他们不再抱着“为了更好地活”这一教育目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棋盘,有人在上面下围棋,有人下五子棋。”

同时,他也公开宣布了死亡体验馆的“死亡”日期:2019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将永久关闭。

回顾这六年的探索,另一位股东莫里斯把它总结为“一次失败的创业”,“但他们肯定既不承认这是创业,也不觉得自己失败了”。在老黄的话语体系里,这是死亡体验馆以自身的经历完成了一次对死亡的诠释。

“从根上讲,他们都是艺术家,在互相做梦,没有人落地,大家把梦在手里抛来抛去。”团队成员三七说。

(死亡体验馆门口的“before I die”留言墙。

“连最小众的咖啡馆都活了,我们却要倒闭了!”

3月8日,老黄召集了一次内部会议。 “接下来,怎么弄呀?”简单寒暄几句后,他抛出了这次开会的主题,“你们还想用这个空间做点什么?”

这是“醒来”开会的一贯风格:先把根本问题摆出来,再谈谈每个人的诉求,最后在这些想法里寻找可行方案来维系馆的运作。如果都没有,那就再想想。

循着这个路径,“醒来”死亡体验馆走到了第三个年头。现在,他们不用再完成第三步,只需要把自己还没实现的想法、还没完成的遗憾统统揉进“死亡”前的空档里。

按照目前的规划,4月4日闭馆当天,将会有12位癌症患者来参与最后一场死亡体验;5月份,三七会在死亡体验馆被拆除的废墟上策划一场“遗物展”;在此基础上,还会再做一次“死亡艺术节”……

“我们的主题不如叫‘死去活来’?”

“或者叫‘死给你看’!”

讨论会从中午12点开到下午4点多,他们时不时拿闭馆的事情自嘲,“连餐饮行业里最小众的咖啡馆都活了,我们却要倒闭了!”

闭馆的决定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解脱,没有人追问原因,他们都意识到了死亡体验馆的局限性。

在三七看来,馆有强大的惯性和门槛,在体验过程中要投注很大的心力,所以参与的人必然是被拣选过的。但如果是展览,表达或诠释可以由个人完成,“它腾出了更多的灰色空间,或者是让双方都舒适的空间。”

开馆三年,老黄能明显得感觉到公众对死亡的探讨渐渐多了起来,“肯定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在中国,死亡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的阶段,“不识死亡,回避死亡”是社会对于死的普遍态度。白岩松曾评价,“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是小学生”。

2016年10月,老黄计划在死亡体验馆门口举办一次死亡艺术节,但跟政府部分报备了很久都不成功,最后他只能把名字改为“生命艺术节”,才如期举办。活动当天,老黄坚持把写有“死亡艺术节”的海报张贴出来,但领导来视察前还是被用纸盖住,留下“艺术节”三个字和一大块突兀的补丁。

到了今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顾晋建议,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加快死亡教育立法,积极营造尊重生命的科学死亡文化。老黄再次跟政府报备2019年“死亡艺术节”时,限制就少了很多。

筹备闭馆期间,三七的脑海中曾浮现起电影《敦刻尔克》的最后一幕:夕阳下,飞机油已耗尽,螺旋桨停止转动,它缓慢地滑翔下来最终落到海滩上。

她觉得死亡体验馆的关闭和那架飞机很像,“撤退是为了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