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几年前的博鳌论坛中，有一个分会“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著名主持人芮成钢提问姚明，问到：扬州市委书记一年收入不到二十万，而你一年收入可达四、五千万，同样付出那么多，收入为何差距那么大？从而，就引发了一场关于“高薪养廉”的争议。

常有朋友说“高薪养廉”，一味地“高薪”真的能够“养廉”吗？二月河对于“高薪养廉”这一问题有过一个说法，那就是：“宋代公务员工资高，但却非常的腐败。”可以说，有宋一朝，每个官员都享有厚禄，可是，其结果却是差强人意，一辈子廉洁奉公的官员十分有限。

北宋官员的年薪之高，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中都属罕见。《宋历·职官志》告诉我们：像宰相、枢密使这种国家一级干部，一个月能领到“三百千”的俸禄。这计量单位可能让人看不懂，宋朝用一千钱穿成一串，是为一贯，也就是说：这些高官的月薪为三百贯。

三百贯，这还只是北宋高官的“基本工资”，在宋朝当官还有不少福利待遇。比如：每逢春冬换季，家里要添置衣物，朝廷还会发放绫罗二十匹、绢布三十匹、棉花一百两，还会每半年发放六百石的禄粟。相比于这些高官，地方官的工资就要低些了。

这里，我们就拿一个万户以上的大县来说：

县官一个月能领到二十贯的基本工资，小于万户的小县，县官每个月的工资是十二贯。当然，工资归工资，福利待遇另算，他们通常每半年能领到禄粟三十石，还有些诸如：茶叶、酒水、佐料、柴火、煤炭等生活补贴，甚至，连喂马用的草料和随身小厮的衣食住行都有补贴。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可不是一个个小数目。

宋真宗时期，地方官赴任时禁止携家带口，留守在家乡的亲属们每年都能领到朝廷发放的补助，例如：米、面、肉等。官员之间因公走动实属常情，朝廷还会配给各官员一定数目的“公用钱”，作招待应酬之用。

就拿一个节度使来说，能领到两万贯的“公用钱”，而且，这笔钱不设封顶，不限时间，用完了朝廷再拨。此外，各地官府都有职田，也就是公家的土地，拿一个小县城来说，通常为七顷职田，这些土地或由官员雇佣佃户耕种自己拿收成，或直接租给农民赚租金。

之所以北宋实行官员高薪制，还是为了杜绝官员贪污现象。

其实，上至天子，下至大臣，每个人都心中有数。太宗曾说过一句话：“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有了这句话在先，北宋皇帝从未亏待过官员，从太宗到徽宗，每个皇帝都曾给官员不断增俸。

虽说，北宋官员的待遇已经很高了，但是，仍有许多官员屡次提出“高薪养廉”的问题。就拿仁宗朝的范仲淹来说，他在拟定“庆历新政”纲要时就指出：“想要培养贤良，必须许以厚禄，只有官员们的待遇提高了，才能要求他们廉洁奉公，若是再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可废可诛。”王安石在推行变法时，不但提高了官员们的俸禄，就连公吏的待遇也考虑到了，特设“吏禄”。

虽说，自古以来官吏不分家，但是，在宋朝，“官”与“吏”的职能有极大区别，待遇和地位上也相差甚远。

简单来说，官员是朝廷封的，不论考核还是升迁均由朝廷管理，他们的工资也由朝廷负责；而吏不同，吏更像是“临时工”，是各级官员自行聘用的，朝廷通常不给他们发放俸禄，这些人的工资由官员自行解决。由于吏的工资待遇不高，所以，常有公吏剥削百姓的情况发生。

《宋史》中对各级公吏盘剥百姓鱼肉乡里的恶行多有记载，可见，“吏”一度成了宋朝的社会问题。之后，意识到这一情况，并且，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王安石索性推行“吏禄”。让这群“临时工”也吃上了公粮，希望通过高薪减少公吏贪赃枉法的可能。

当然，一味地高薪养廉只会让贪腐现象恶化，还需有与之配套的惩贪制度，如：熙宁三年，有人向宋神宗检举了公吏贪污军粮的情况，宋神宗颁布诏书，在全国推行“重禄法”。宋神宗认为：他们的俸禄不高，甚至拿不到俸禄，这才导致公吏们从其他渠道捞钱。

宋神宗规定：每年拨给各地仓吏共计一万八千贯的工资，此后，若再有克扣军粮者予以重罚，贪污数额不超过一百贯的判处徒刑一年，每多超一百贯增加一年，超过一千贯的流放两千里，每多超一千贯多流放千里，如有贪污数目巨大的，数额超过一万贯，则发配沙门岛充军。

宋神宗由仓吏入手，逐渐将“重禄法”扩大到所有公吏，到了熙宁六月，每年朝廷支出的吏禄已达十七万贯。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可以说，王安石等人推行“重禄法”的本意是善良的，但是，推行过后取得的效果却差强人意。虽说，各级官吏的腰包越来越鼓，但是，贪腐现象却毫无改观。在重禄法颁布之初，公吏们畏惧重法，而且，有厚禄在身，稍微有所收敛。

据统计：重禄法颁布当年，抓捕贪污的仓吏共计五百人。从数字来看的确有所好转，不过，这一现状并未持续太久。在贪欲的驱使下，公吏们渐渐“赇取如故”。王安石感慨道：“如今我们发放给公吏的俸禄可谓优厚，但仍比不上从前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一半。”

由此可见，所谓“高薪养廉”，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而“吏禄法”颁布后，越来越多的人想吃上公粮，所以贿赂官员成为公吏。北宋开国之初，每个官员招聘的公吏尚有定数，而到后来公吏的数字急速膨胀，公吏人数超过宋朝开国十倍有余。神宗时期，全国有公吏一万一千人，而神宗又许其以厚禄无异于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其实，公吏问题只是官场人口膨胀的一个缩影：“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到了元祐年间，因官吏人数增加产生的弊端逐渐显现。1088年，户部尚书启禀哲宗道：“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当年全国征收的钱粮，竟不足以支出官吏们的俸禄，只能靠吃家底勉强维持。

到了大观年间，国库已日渐空虚，连官吏的工资都发不出了。由此可见，一味地“高薪养廉”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国库充盈、百姓富足的情况下，适度地增加官吏们的俸禄，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准并不是坏事。但是，若想拿福利待遇作为防腐养贤的政策，认为“高工资下无贪官”，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北宋的高薪并未培养几个廉洁的官员，反而滋生了一大堆吃空饷的蛀虫。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官员贪廉与否，完全是由其人格追求、道德品质决定的，这是精神层面问题，通过物质手段很难改变。在同等待遇的背景下，贪者自贪，用高薪杜绝贪腐问题只是一种乐观的、主观的“梦想”。

人性何其复杂？不论多高的俸禄终有止境，而贪官的欲望是无穷大的，根本不是高薪能够填满的。参照《宋史》来看，拿熙宁作为北宋的分水岭，将前后划分成两段，我们就能发现，在熙宁之后发生的贪污案远多于熙宁以前。

在俸禄水涨船高，官员待遇蒸蒸日上的同时，贪污数额超过“万贯”的官员也随之增加，到了北宋末年，竟出现了如：蔡京、童贯等“大老虎”领导的贪腐集团，使北宋后期的官场贪污变得规模化。由“高薪养廉”带来的贪腐问题被扩大到极点，成了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

那么，王安石曾推行的那套与“高薪养廉”配套的惩贪政策是否起到了效果呢？

我们不能否认王安石的惩贪措施取到了一定成效，但最终，这套惩贪政策还是陷入了北宋法治“先严后宽”的惯性中。《廿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记载：“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之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仅从公元961年到973年这十二年里，宋太祖就惩戒了十五名大贪官。宋太宗登基后，北宋仍致力于国家建设，法治未弛，但却给后世开了个坏头。

太宗一朝，有贪官王淮，贪污数额巨大，朝廷收缴的赃款达到千万贯，按律当诛。但是，王淮却只被打了一百大板，降职一等，当庭释放。

那么，这是为何？

原来，王淮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各级司法机关看在王沔的面子上从轻发落。有了这个“玩法曲纵”的先例，到了宋真宗时期，已鲜有贪官被砍头，最多被打一顿板子发配边疆，“盖比国初已纵弛矣”。到了仁宗时期，被查出的贪官不再被发配充军，就连板子都不用挨了。所以，即便出现了王安石变法，恩威并施，加大了惩贪的力度，但是，从惩罚程度上来看，远不如开国时严格，以至于，贪官们只是“稍有忌惮”，根本就不将其当回事了。

最后，笔者认为：就“高薪养廉”一事，史学家赵翼的评论非常中肯：“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这里，笔者再说一句，那就是“高薪未必一定养廉”，而铁腕肃贪才有可能使腐败猖獗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对于腐败分子的“无情打击＂，在古今中外都不失为一条推进廉政的速效之策，虽然，它并不能“治本”。但是，经验却表明：当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强度，足以阻吓腐败分子的行为与心理的时候，腐败现象是能得到一些遏制的。

参考资料：

【《宋历·职官志》、《廿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