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份笔者发表了《良渚文化的根源、发展与流亡史》（上篇）的拙文。概论了三个问题：其一，良渚文明故国乃是唐虞朝之国，存世约1600年，填补了夏禹朝前的空白；其二，良渚文明的一大神性乃是太阳神崇拜；其三，良渚文明乃是消失了的大西国文明的继承者。

高度文明的独特性创意：神徽。

今天，在众多中外考古学家及人文学者，历经近一个世纪积累的成果基础上再來研讨：良渚文化唐虞国的独特性以及为世界和华夏作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章：良渚文化唐虞国独特的物质文明，后续于华夏后代和外拓于世界。

本章笔者十分认同留法学者周膺的综合研究成果。他指出：“良渚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显示出其已达到或超出新石器时代最高的社会发展水平。良渚文化是人类的伟大功业，它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全世界至今最精湛的玉石器和黑陶工艺及其所表征的社会礼仪制度，早期城市规划与大型工程营建及其社会组织系统，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稻作农业，早期科学技术思想以及丝绸、玉器、髹漆等生产为主的手工业的专门化抑或商业的萌生。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是一个具有早期城市形态的大型聚落遗址，规模和品质全世界罕见，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惟一性和特别的重要性，中国考古学界称其为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遗址。良渚文化又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的形态完整的、与物质文化相分立的独立的精神文化，核心是以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为特征的“良渚精神”。顾前盼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华夏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唐虞国所具有的“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之独特性，它表现在各个方面。深化研究独占鳌头的良渚文明的史迹是新时代的应有之题，並以此辉煌向世界昭示。它包括古国的城堡型制、祭祀行政、农耕纺织、狩猎畜牧、工艺作坊、文化传播以及抗灾征战等，这一切几乎为之后几千年的人类所承袭。无疑完全具备世界意义上的国家体制。

一，良渚文化故国的定位：笔者在上篇中认同，柏拉图的文案的记述：大西洲文明（有称世界第八大洲）即亚特兰蒂斯者，沉入海洋的全球大灾难的残酷事实。从大西国文明的描述，对照良渚文化故国的成就得以确认之后，可以为人类史前文明树立光辉的标干！

世界学者共同模拟：大西国首都。

首先，要肯定大西洲的文明社会並非世界的一个孤独存在，可以从独特的良渚文明得到印征：古国的地望选择是一个重大的科学课题，史前人类更是重要。人的生存环境决定氏族的繁荣。一个古国的中心（或为首都）堪舆、规模与设计至建造都是出于同样的理念，即须四面青山环抱，四至有天然与人工偶合而形成的护城河，具备城门的安全出入口通道，城外有农牧业与生活的水源等等。这些理念，被之后的三千多年的历朝古城市普遍採用。历史学家何幼琦先生在《海经新探》一文中，根据对古昆仑山地理方位的考察，他亦明白指出：“《海经》讲的地区，中心是一座大山，名为昆仑虚。山的周围有几条大 川，分别流入附近的几个大海”。对此，世界学术界也共同模拟出了一幅大西洲古国的设计形态图。根据著作《克里齐里 · 柏拉图》所说：大西国原来是全世界的文明中心。然而异常强烈的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洪水，使整个大西国在一天一夜之间便无影无踪了。这个问题促使众多考古学家探险者痴迷地潜入深海……人类的许多史前秘密都如此深埋在那里等待着人们借助高科技去发掘了解其真相。而此理想化的地望或天城，今可与之媲美的正是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古国现实，幸运地摆在今人面前去解析早期文明之成果。

学者对古昆仑墟的展望：仙界。

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为史前大西国文明的存在，以西方学者的论点是繁荣昌盛的高度文明的社会。而据称它约在11500年前沉入海洋，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毁灭，留下地球上人类之遗孑，在局部的地区得以保存，且在艰难的过程中从零起步；第二种可能是理想化的描述如柏拉图《理想国》或中国春秋孔子提倡的《小康》或叙述的《大同》社会早期的烏托邦。实际状况一如其良渚文明与大西国文明並行不勃，在同一个水准上而已。具有大西国自然形态下的古国雷同者，查考中外各古代文明唯有良渚文化莫属。在上篇拙文中已经作了一些对比。而再看看希腊之奥林匹司希腊人所想象此神山之景况，考之荷马史诗《依里亚德》及《奥德赛》，再考之希腊诸神话，则亦殊为奇丽。大概谓：此山最高处为天帝宙司（Zeus）所居。同样，华夏的昆仑文明的神仙居所亦是如此。考证良渚文化的特征不能局限于今日物质的视角，应该提升至精神与灵性层面方能凑效。

古希腊奥林匹斯：神山。

正如周膺等学者《心灵考古》所说：“考古学最终要面对古人的精神世界，面对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心灵。精神或心灵虽是无形的，但它能借助于有形的东西表现出来。考古学家可以从有形的器物中还原出这种无形的东西。所以那些有形的器物可以看作是精神或心灵化石，或者说是物化了的精神或心灵。陶器、青铜器是如此，文献也可作如是观。理解古人的精神或心灵世界，除了对物质遗存作精神还原以外，还是一个考古学家对自身存在的还原与澄明过程。发觉古人的精神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精神；同样的，理解当代精神又是了解古代精神的钥匙”。这是一个真知灼见的考量。所以，良渚文明故国地望的独特型制无可仿效，它可以希腊波斯文明以及华夏昆仑文明的神性“帝之下都”作定位，乃是跨越洲际的文明中心或首都。

世界惟一具有灵性的古良渚原貌。

其二，良渚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祭祀文明。纵观全球文明无一例外。以神为中心的生存状况，是上古人类社会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良渚文明是华夏文明承前启后者，从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而良渚文化处于祭祀文明的高峰时期。以上这些传承中，巫觋历来是文明的引领者。《国语-楚语下》明文指出：“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的巫觋，才能‘ 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以及‘ 知四時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议，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承担沟通天地人神之重任”。从世界学术界定义的巫觋即是萨满。《宗教百科全书》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当然也包括西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编撰者埃利亚德总结说：“萨满（灵魂）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这是上古巫觋的地位与功能。也是古国的统治者行政的要义。

古良渚巫师：世界古文明萨满之祖。

从中可见古国的实际状况。良渚文化的祭祀的独特性在于：以巫玉为事神的利器传佈于天下而闻名！（注：关于“以玉事神”的良渚巫玉将在下篇中对照实物详述之）

二，良渚文化故国的神性至上：在华夏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中，其根源都在“昆仑文明”，无论是世俗或神灵的两个层面。《易系辞》云：“圣人以神道设教”。《中庸〉也闸明“神道设教”之意义。史典均载道，西王母传神道于上古四代华夏首领：“尧身涉流沙封独山，见西王母”，“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琯”，“禹、（伯）益见西王母”，“丈夫国，殷（商）帝大戊使王孟采药于西王母”等，周穆王二次会王母更是闻名遐迩哉。《庄子》亦云“王母得之，坐乎少广，可见四代而来，无不知有王母，见于各书必多”。良渚文化遵循的是原始的神明教化即巫教——萨满教。按照学者王大有的论点说：“伊萨姆教（萨满教）“肇始于燧人弇兹伊萨娜，燧人即是大梵天博伽梵（奎师那），弇兹（注：哈瑞）即维施努，素女即湿婆（注：希瓦）。湿又读为雷，为雷母（注：罗摩）或黎母”。从中更深入地了解到印度神道与华夏昆仑文明的密切关系。探讨良渚文化的神徽含义，学者董楚平研究“人面、鸟首、龙身”后，提出了八条理由，解读的结论就是伏羲：1，风姓从鸟；2，蛇为小龙青龙；3，华胥履雷泽生伏羲。雷泽在吴西（太湖）故《列子-黄帝篇》：“华胥国居于太湖流域；其名伏羲音为越语；伏羲演八卦正是良渚文明中的文化基因之一；伏羲与女娲盘尾也是良渚文化的生殖图腾”。董先生因此说：伏羲氏是良渚先人的祖先。实际上，古传说中诸先祖先王名号，如太昊、燧人、烈山、黄帝(光帝)、炎帝、颛顼（高阳）、高辛、帝俊、尧、祝融以至姬昌（周文王），均与太阳或炎火光明之神有关。良渚文化的太阳神也就是伏羲——太昊。

良渚文化：崇拜伏羲祖先与太阳神。

从伏羲氏传系来说，良渚先人在崇拜太阳神的同时，实际上也崇拜了以燧人氏以来的祖先。故而，既是崇拜太阳神又及祖先。颛顼（高阳氏）是专司这方面的祭师，他顶替了少昊之职。上篇已经对太阳神崇拜作过描述。良渚先人崇拜太阳神的显著独特性，既明显地表现在巫玉纹饰上，又突出的树立在众多规模宏大的以莫角山为中心的祭坛群上。事实上，巫术宗教观念影响到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此外，有江苏昆山出土的人鸟兽玉器已反映了良渚先人知道灵魂永生，並能成神升仙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良渚先人所载巫风习俗原貌，有利于我们对华夏文明的特点以及良渚文化的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仅如此，良渚先人的祭祀崇拜太阳神的文明的贡献还在于：这种由巫师沟通天地的巫术文化还具有外拓性的世界意义。因为在亚洲和美洲都曾经普遍盛行巫教，即所谓萨满文化，美国学者彼得·佛尔斯脱( Peter Furst)，因此提出了“亚美式萨满教”的观点。而已故美籍华人著名的学者张光直教授则从世界文明法则的高度指出：“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我把这一整个文化背景叫做‘ 玛雅——中国文明连续体’”。他的这一论点，也佐证了笔者上篇文章中认为的良渚文化先人曾迁涉于美洲大陆，将其文明传于该大陆。

三，良渚文化故国物质生活元素的齐全，亦是良渚文明中心的独特性：1936年以来，良渚文化的探寻先驱何天行与施更昕拉开了序幕。新中国良渚文化1956年之后二次考古钱山漾，发堀的厚度深到当地正常地下水位线之下，使得这二次发掘获得包括绢片、丝带、丝线、麻布；稻谷及各类植物颗粒；木浆、木勺、木杵和大量竹蔑编织品等当时国内考古发掘中很难见到的有机质文物标本，因而成为同年夏天在杭州仁和路中苏友谊馆举办《浙江科技成果展览》的一项重头戏。随后，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模式，为良渚文化深入考古指明方向，为已知良渚文化考古资料在本地区或在中华文明起源或文明化进程中起到了作用、贡献，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关注。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夏鼐（温州籍）所长一锤定音为“良渚文化”。

1，良渚先人石制犁耕的出现，取代了仰韶文化与大沽口文化的耜耕农业，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它具有翻地快、耕地深，也可利用畜力的特点，这不仅提高了耕地效率，也为开荒和扩大耕地面积提供了有力条件。

良渚先人：石制犁耕取代了耜耕。

恩格斯指出：“有了耕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有可能了”。因此，出现了剩余，扩大了社会分工，改变了两性之间的经济地位，从而加速了私有制和父权制的发展，更为邦国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

2，除了坚实的农耕文化，良渚先人还有杰出的丝绸制作的成就，它对人类的文明影响深远。钱山漾遗址出土绸片、细丝带、丝线、麻绳、麻布片等纺织品以及与养蚕相关的竹编篓、篮、箩、簸箕、席等用具。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年代距今约为5300-4700年间。其工艺水平接近近代。传史记述，黄帝由中原向太湖地区扩张，原因是为求得“蚕神献丝”。黄帝战败蚩尤后“乃称织维之功”，达到了“蚕神献丝”的目的，从此作为唐虞国的国民，良渚先人的丝绸便向北方及西亚初创的“丝绸之路”输出了。环太湖地区的杭嘉湖平原，自良渚文明故国时代始便是“丝绸之都”。它为之后二千多年的“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沿路各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贡献为世界瞩目！

四，农业基础上的手工业发展与故国人口的繁衍：

1.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时的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制陶业从制作、烧造技术到经营管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陶窑的构造比以前更加完善，当时窑内温度可达950℃以上，一般也在850℃以上，烧制技术的最大进步是掌握了在高温下封窑的技术、使陶坯中的铁素还原，因而烧成了灰黑色陶，这种利用烧成末期气氛性质的调节来改变陶器的色调技术，对后代制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器包括炊具、食具、酒具、水具等，盛贮用具主要有双鼻壸、贯耳壶、盆、盘、缽、罐、尊、簋、缸、瓮、甗、盉、豆、鼎等。良渚蛋壳黑陶高超的技艺也影响了龙山文化，簿度可至0.15Cm，一件高26Cm酒杯，仅重不到1两，这是用以祭祀而精心制作的精湛艺术品！

古良渚陶艺：使龙山文化黑陶更美。

2.除了陶器的手工制作以外，骨木器、玉雕件以及纺织品制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都是由一些家族专门从事。特别是玉器，发现数量相当多。从随葬的众多数量的玉器看，品种繁多，其中包括玉琮、三叉形器、锥形器、冠状饰、玉带钩、串饰等。这些玉器的制作，都要经过裁料，琢磨和微雕等工艺，非有专门的工艺匠不可，可以想象当时制玉业也已专门化。2017-2018年在湖州市中初鸣遗址（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位于闻名中外的良渚古城的东北方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博物馆对此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和确认了多处遗址点。每处遗址点均有玉料出土，研究人员判断，在良渚文化时期，这里是一处大规模专业制玉作坊遗址群，而遗址群的总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

良渚文化：精巧的缝制用的骨针。

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加速了正在进行中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男子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墓葬中生产工具多出于男性墓葬或者男女合葬墓的男性，正是这个历史事实的反映。随着财富增加，人口的增长成为必然。养禽畜牧业也随之兴旺。

良渚文化：陶祖——生殖崇拜。

4，从良渚文化陶器、玉器、漆器等的器物种类和数量大幅度应用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相关产业不仅规模大，而且应有专业化分工，似还应有专门的设计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阶层和产业群体。故此，保障与提高故国民众生活品质的方面：全方位地有生产资料如农具、治玉、制陶、渔猎、纺织、木作等工具、以及竹编、牙雕、酿酒、服饰、髹漆工艺等，当然还有贵重的首饰、丝绸与棉蔴。总之，物质生活的制品一个也不会少。

5，丰富的食物与器皿样样齐全，比今日国人所想象的更多更安全：考古资料表明，良渚先人系从事以稻作为主的种植业，辅以家畜家禽饲养业，并进行采集和渔猎。因而良渚人饮食已有主、副之分。主食系以稻米为主食，副食中的鱼肉类除以猪肉为主及狗、鸡、鸭肉次之外，鲤鱼、鲫鱼、黑鱼、青鱼、龟、鳖、蟹蚬、螺蛳、蛤蜊、河蚌乃至海中鲨鱼等也是良渚人的盘中美味，而野味有梅花鹿、四不象、麋、獐、野猪、虎、象及各种鸟类等。副食中还有菜蔬、瓜果类，已知有种植和采集的，其中自然界中可供食用的还有酸模、榆叶、榆果、板粟、莲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桑椹、杏子、甜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品种繁多。并形成食物以植物性为主，动物性为辅，素荤相结合的饮食习惯。其影响迄至今天。烹饪方式与器皿多种多样。绝对是无污染的安全食品。

6，居住地选择多为依山高地或河滩水边。河边为干栏式，高地山坡为浅穴屋，干燥平地上则直接建房。而干栏式住房因其丰富的科技含量，使其推广波及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是海外。

良渚文化：杆兰式居屋传四方。

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均为原生态的竹、木、芦苇、藤条、泥砖、庄稼茎杆等，建屋技术完全成熟。杭州的莫角山宫殿群是良渚文化建筑的典范。发现在其房屋的地基陈设，先在地表铺平厚达5Cm的与泥土拌和蚌蚬壳碎沫的材料，经烧成干硬后压实，其遗址地面夯土层多达13层，最厚的有50Cm，这是有创意的原始混凝土！由于有了建筑技术为基础，交通道路当然也是做到四通八达，木制的轮车必然可行。木舟也遍布河叉，甚至是可航行于近海。

7，酒，首先是为了取悦神灵与祖先而产生的。良渚文化酿酒技术是华夏的一项发明，随着的是祭酒仪礼——把酒问青天。《准南子-说林训》称：“清醠之美，始于耒耜”。这是农业丰收的象征与感恩神农之需。酒文化跟随祭玉传达四方，成为良渚文化贡献天下各个文明的载体。

良渚酒文化：各式黑陶酒杯。

在酒文化熏陶下孕育出的古代文学与诗歌大家层出不穷。一如诗人酒仙李白的一首名诗：《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8，日本学者中村慎一指出：制盐的问题。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中存在着盐的问题一直被忽视了的观点。在良渚遗址群这样的大规模遗址能够存在的背景下，可以产生很多剩余的农业集约化是必须的。这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植物性食物的特定化，在这种情况下，氨基酸和盐分的补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以认为在良渚文化的海岸地区用海水制盐曾经被实施过（笔者认为，盐巴的支配权往往被巫师所控制）。正如观察后代的历史就可以明确的那样，掌握盐的流通是与确立政治上的统治权紧紧相关的。

第二章：良渚文明故国铸就的光辉业绩。

日本学者中村慎一在《城市化和国家形成》一文中，对良渚故国文明的评论可以代表外国学者客观的见地，他指出：“良渚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形成所起过的重大作用，现在也还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基于此，良渚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只局限在中国的地方考古学范围之内。对它的研究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为城市、国家及文明的形成这人类历史或者说世界史的重要研究课题提供珍贵的资料，而且良渚文化研究者应该具有这样的认识。反之，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关心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应该说正是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够搞清楚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这是说明，研究良渚故国文明的世界性意义。

良渚古国：国君夫妻的风彩。

正因为他的这一旨意，笔者疏理多方的学术成果提出下述内容。就良渚文明的光辉业绩来说，主要建立在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思想活跃的开拓性、灵性觉悟的实践性等方面。5000年以上的人事沧桑，变迁不知凡几，故不能执今以疑古。但考古不断提供的良渚文化故国的遗迹遗物，使今人还其庐山真面目成为可能！

破解：良渚先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一，良渚文明故国存在着一个“陶符时代”：文字的肇始。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对良渚文化陶符有大胆假设，亦有中肯的研究心得：文字未形成以前，有一段漫长时期，流行多种记号代表某些吉凶、富裕的人事中意义。这被饶师命为“陶符时代”。这些同形陶符会在很大区域传播。诸虞夏境内之后存在的古代文明，一向华夷戎狄民族杂处，均有这一现象。中外也有不少同形记号，说明古代陶器文化是在流动着的。既有“丝绸之路”，同样也存在“陶器之路”。总之，良渚文化在“陶符时代”必当发挥过重要作用，它亦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贡献。而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学者持“埃及文字与中国文字同源，中国文字来源于古埃及象形字”之说，其影响广泛。这种本末倒置的学术观点，可借鉴良渚“陶符”予以纠正。早年就读复旦大学的何天行先生一生著述颇丰，“是一位精文学、懂考古、擅诗词，毕生倾注于中国古文化的研究者”。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有七个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个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蔡元培、董作宾等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有如卫聚贤学者曾发表了《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的文章称：“（何天行发现的）黑陶文字虽不多……但为中国最古的文字，可以断言的”。饶宗颐先生对美国哈佛大学所藏良渚文化黑陶（曾得于杭州）字符曾予以试释为“孑孓人土宅肱……育”。

专家饶宗颐：试释陶符之义。

目前实物收录的字符有50个以上，相信从民间收藏中会有更多的发现。除了“陶符”的探究，笔者的大量良渚古玉藏品中，有二件良渚文化晚期大玉璧上有文字符号，现将其中一件玉璧上的46个字符首次公诸如下，尚待慧者破解：

笔者藏品：直径40Cm良渚古玉璧。

大玉璧孔：左右边各为23个字符。

二，良渚故国的玉琮及陶鼎是神权和王权的标志：

1，玉琮是良渚文化独特的创制品。它乃是作为神权的象征物，代表神权和政权合一的集权体。而另一个”问鼎中原”的源渊，与夏商周三代之鼎最靠谱的亦在于古良渚陶鼎。一些良渚文化的陶鼎器表饰有精细的漩渴连纹和曲折纹等勾连而成的蟠状纹饰，还有红陶鼎表面涂上的黑色陶衣，与文献所载 “禹作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 的夏族祭祀礼器相合。三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与良渚文化玉器神微也最接近。周膺认为：“从一件良渚文化玉琮上即可看到整部中国文明史：玉琮的创制显示相当的智慧……”。因为玉琮是原始宗教提升到最高阶段的产物，所以众多学者都认为，认识了玉琮也就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实质，把握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何以故？那就一同来剖析其神秘的精髓所在吧。玉琮上的神徽上述已认为是伏羲先祖，也是太阳神的尊容。先从唐虞国之首领尧舜的《尚书-舜典》的“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说起，《史记-天官书》上说：“北斗七星，所谓 ‘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纬书《春秋运斗枢》更把北斗七星的名称与璇玑主衡联系起来：“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柄)，合为斗。居阴布阳，故称北斗”。关键词：璇玑、玉衡、齐七政。东汉《天文七政论》的作者郑玄说：“运动为玑，持正为衡，以玉为之，视其行度”。马融说：“玑衡者，即今之浑仪也”。既然是璇玑与北斗星关连，与玉琮有关连。笔者据此就容易理解了：对星象学各古老文明都十分重视。因为天象之变动必须平衡——居阴布阳、运动持正、以玉为之、视其行度。其义是天象应对地上人事变化，“观天象，知人事”。人事与北斗七星相齐（对应），详七政《虑记主礼斗威仪》曰：“主君、臣、父、子、夫妇政，少宫主文，少商主武，法斗而为七政。七政之礼（平衡和谐）立，迹（事业）所兴也”。故所谓“居阴布阳”；宇宙人生的运动必须保持平衡，故所谓“运动持正”。在唐虞国时代专职保卫国家王统的称为“司衡”，平衡一国之政；巫师以玉琮为法器（惟巫师可专用）沟通了天神后，向国君提出相关的忠告，调整国家的人事达至和谐，故所谓之“以玉为之，视其行度”。

玉琮：羲和之旧器，即浑天仪。

这种浑天仪（琮）的测天之事与正天之器，三国时王蕃说是“羲和氏旧器”，“可运转”使用它的“祭师、天师（使）”，汉代以降已经绝后，恐怕只有在道家传系中才能偶见了。

2，玉琮璇玑八卦与天宫二十八宿玉版，良渚古国祭师“观天察地以政王统”：远古先哲，总是把观察天象和研究人事结合起来，如《周易·贲卦·彖辞》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农立国，特别是稻作农业当遵循严格的播期、熟期，它们须有天文历法意识与其生产方式一同发展。《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之说。据高诱注，“容成，黄帝臣，造作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据说黄帝之后历代都设观察日月星辰之官。《尚书·尧典》载，尧“乃命羲和，钦若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故而有“老黄历”、“夏小正”传后。这个“知行度，造作历”的专业工具就是天宫图玉版与玉琮。比利时学者H-密舍尔曾认定玉琮即古代文献记载的玉衡浑天仪。（见图示）采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拆半律”将玉琮展开就向八个视觉空间拓展透射，便与天宫图一致。

以“拆半律”展开玉琮：与天宫图同。

安徽含山出士：二十八星宿玉版。

1991年赵陵山遗址出土一件填红陶盖，刻有称为“源极图”。此图纹学者董欣宾、郑旗、陆建方、周膺破解说：“在逻辑构造上胜过太极图。它显示的不是简单的象数思维，而包含有复杂的逻辑结构。此图最主要的特征是阴阳结蒂与旋绞盘绕之阴阳结蒂绞形纹，使人联想到龙蛇类动物的交尾和人类的生殖与繁衍，具有神秘、庄重的审美特征。它在机理上整体对称，并非简单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它自我圆足，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无限循环系统，如迷宫般复杂玄妙，有可视的具体形象，但非为任何自然物的写真，是无形之形、无象之象，是方是圆，非方非圆，既独立又交合，阴阳互根。……有对称与均衡之自然法则，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对立统之哲学观，等等。此图与太极图非循同一种思维方式，两者虽然穷“极”与“源”，但思维路径正相反。太极图的总体思维倾向是“简”，是一种删繁就简的简，忽略了所有逻辑运算。太极思想后来成了中土文化的主流，整个中国文化因这种“简”而丧失了哲学精神，导致它没能发育出建构科学体系、制造和运用庞大机械、进行复杂设计的能力。源极图在复杂中求解单一，在运算中求寻答案，有着严密的逻辑取向，也有着九曲求索的精神含于其间，哲学性的、科学性的因素也多许多。（摘抄于《赵陵山族徽在民族思维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古良渚比太极图更玄的《源极图》。

非常遗憾中国后来的文明没有继续发挥这一思维，如果良渚文化能将其发展出来，那么华夏之宗教、科学、艺术，就会是个繁华似锦的场景。

3，宇宙必须在平衡中运动。天上人间的守衡法则亦由此而来。《诗·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书·君》：“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旧说伊尹名阿衡，乃伊尹所任官名，见《诗商颂…长发》郑笺。“保衡”应为“顾命”、“监国”之意，用作职称应指国师。《尚书·太甲中》：“背师保之训”。“师保”即“国师保衡”之略谓，意即前朝元老担负监国重任。有如1976年10月的叶剑英所扮演的角色，实即古籍所说之“保衡”。天地之衡《春秋命历序》：“驾六鳯皇，出地衡”。笔者以为，驾凤凰是呈祥之兆，丹凤朝阳出，四方大地祥和气象也。《吕氏春秋-明理》——《论望气》：“其云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车，有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其名曰天衡”。这望气也是有传承方可。近来笔者所知，五台山密宗进行一场“火供”，（吉日时，向火供奉黄油、食物、咒语等）燃烧中便要观望火苗的形态。由出现的形状判断“天衡”——时空是否圆满吉祥。

近期五台山密宗：火供出现龙形。

近期五台山密宗：火供出现凤形。

不仅如此，天人感应：天宫星象与地皇脸相，也是个平衡的参照系。可见每个人的长相，也与天象有关。《孝经援神契》：“伏羲大目、山准（鼻为山根）、日角（额头）、衡而连（双眼）珠”。这个衡所连之双眼珠，从天文及天子意义说，是左眼珠为日、右眼珠为月。尧舜帝亦如《路史-帝舜》称：“（舜）龙颜日衡（眉衡）……”。鼻子、鼻祖称为山根，它在两眉之间有其重要性，上衡即将祭器置于鼻的上方。《礼记-曲礼下》：“执天子之（玉）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郑玄注曰：“上衡，谓高于心，弥（虔）敬也”。这是说，君王祭祀时必须把祭玉手捧于心上，平衡乃是与双目齐平，为最高礼节。（笔者从字符分柝认为，衡不表示永衡，行中间夹鱼字为衡字，故是如鱼在行，宇宙中的一切都非静止，都在运动或震动中不断地变化。故谓“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上古以来的行为礼制 “举案齐眉”源于此矣。这行为举制，也是君王（祭师）按此法则沟通神灵的活动。

良渚文化神徽：双眼间的鼻衡。

第三章：良渚文明故国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西方学者把文明分为“蒙昧、野蛮、文明”物质进步的三个阶段。这个论点只适合西方人，从东方“中印哲学”之灵性观点看，则是相反的“文明、野蛮、蒙味”堕落的三个阶段。故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亦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人类早已完成了进化，上一个劫的人类高度文明，虽然有过节之难遭迂颠覆，但遗孤们还是从零始恢复其文明，一如良渚文明那样。西方看表象，东方重内在。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前面章节已经将良渚文明社会全面发展形态及贡献作了些概括，它是唐虞国的存在依据，是同时期世界上最杰出的文明国家！重新评估华夏古文明史是一场思想与学术革命，也是对国家软实力与民族自信心的考验。故而，再来扼要地评估概括一下，良渚文明唐虞国的伟大贡献，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良渚文化神徽的伏羲女娲是祖先，皆是太阳神。1983年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媧图以遗传双螺旋结构“化生万物”的内涵，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杂志《国际社会科学》试刋号首页插图（1960年阿斯塔那-哈控和卓出土了近30幅这种图）。良渚东海地域的海贝出现在相距3000公里之遥，3800年之前新疆小河5号基地。许多墓地将木头围绕棺材七圈成放射状似为阳光，他们都是接受良渚文化成为太阳神的崇拜者，是特别殊胜的传承。

二，良渚先人抵达美洲遗留下汉字、服饰、钱币、玉器、建筑等证据，使易洛魁人、玛雅人、印第安人，分别成为轩辕、少昊、夸父的后裔，直至商代。良渚文化5000年前后，第一次传播于太平洋洲际各岛。陶木器、稻米耕作、图腾与鸟崇拜因此流行起来。日韩也是稻米耕作文化的受益者。

三，良渚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的交接关连，在于当年南丝绸海路的延伸：处于长江入海口临近的杭州是中国南北海道的枢纽，是北上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重要出发地，同时也是入江西向古蜀与古湘楚至长江的终点。在遥远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良渚玉琮，殊非易事。可见良渚文化强大的幅射力。

三星堆：成都金沙出土的良渚玉琮。

四，夏禹铸九鼎、夏圭等礼玉祭器、夏代发达的丝织业，均全盘继承了良渚文化。粤北曲冮石峡与齐家文化均为其继承者。虽然如此，由于良渚文明的唐虞国的继位者夏禹冒杀防风氏首领，使其民外奔求生，留下非常隐患之同时，进而“问鼎中原”，使自己溶入其中，而使良渚文化的中心地位消弥。《论衡-恢国篇》记载称：“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从此被边缘化。……5000年之后的今日，良渚文化的基因又重获生机，以杭州为中心的地区精气神又放异彩！有学者认为：“以良渚文化的意象来改造当今的城市，或许可以使它们恢复某种属性，变成中国名城、世界名城”。

五，针对“良渚文化社会，礼已经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成为兼具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礼仪体系”的事实，陈剩勇等学者提出了一个结论：“以中华文明而言，其最具色、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内涵，恐怕既不是文字、不是城市、不是铜器，也不是宗教性建筑。而应是古代的“礼”或礼制，因为，中华文明向称礼乐文明，礼、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如果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对照上文所述良渚文化中前期社会中礼制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事实，我们便可以肯定地说：在良渚文化中前期，也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已经诞生于长江下遊地区的太湖流域”。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礼制是之后三千多年的华夏礼仪文明的奠基者，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功绩伟哉！

良渚故土：今日美丽杭州的夜境。

六，杭州附近地区的良渚遗址群位于浙西山地与东部平原（即昔日的余杭与钱塘县，今日之杭州城）的交接地带，发源于西天目山的东苕溪，自西向东顺山势而下穿过这片东西长约8公里、直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的谷地、在这片谷地上，散布着莫角山、反山、荀山，庙前、茅庵里、横圩里、桥北、念亩圩。石塘桥、苏家村、前山、雉山村黄泥口、沈家村、双池头，卞家舍、钟家村、汇观山、呈家埠等良诸文化遗址，总数在54处以上。其中，看山、桥北、山村、黄泥口、沈家村等5处遗址，又由周许多处小通址组成。这个非同寻常的地理位置有其唯一的独特性。正因为“此心同，此理同，古今同”，史称杭州“自古繁华、人间天堂”绝非偶然；最近全国20个养老宜居的城区评选，临安区出胜第一，绝非偶然；张光直选择“良渚文化与其他史前文化和整个中国文明史结合起来……清理出历史线索”亦绝非偶然！

良渚文化遗址不负众望：1，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十五”发展规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列为中国大遗址保护展示计划第1类第1号项目。

2，《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将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和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列为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重点项目。

3，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展示宣传也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国家博物馆开辟良渚文化文物展示专区。这些举措，都将引导中外人士关注，使良渚文化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

宏伟：新建的良渚文化博物院

（2019-4-6 撰文于杭州临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