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标志性建筑之一是位于扬州市文昌西路的扬州博物馆，因由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与扬州博物馆新馆组成，又名“扬州双博馆”，是充满求知欲的游客来扬州必选之地。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观赏者在此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界限，探寻和解读每件藏品背后的故事、历史与文化。在众多的馆内陈列品中，约有七处涉及唐宋元时期扬州的阿拉伯印迹，为我们缅怀中阿友谊提供了溯源话旧的线索和证据。
唐代扬州的青釉绿彩阿拉伯文背水扁壶
唐代扬州的青釉绿彩阿拉伯文背水扁壶
这件藏品是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一座唐代残墓中发现的，是扬州最为重要的一件唐代伊斯兰遗迹。据馆内文案介绍，“通高17厘米，口径6厘米。壶唇口微撇，直颈，溜肩，橄榄形扁平腹，平底。壶身两侧各有双耳，为背水穿带用。壶身通体施青绿色釉，一面用绿彩绘有长脚云气纹，一面用绿彩书写古阿拉伯文‘真主至大’。”
唐代，因西北突厥和吐蕃的威胁，对西北陆路限制甚严，而东南则甚安宁，所以对东南海路不加限制，且予鼓励，加之海运便利，特别是瓷器易碎更宜海运，东南沿海便成为国际贸易重心。（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而当时作为南北水运枢纽的扬州，是沟通江淮河海的交通要地，是江淮盐、茶、漕米、轻货的集散地，享有“扬一益二”（“益”指成都）的美誉，得益于其优越的经商环境和唐代开明的对外政策，渐渐发展为东南地区商贾云集的商业大都市和国际港口。公元8、9世纪，大批大食（阿拉伯）商人来扬州经商，主要经营珠宝、药材、香料等，且经商活动持续时间长，并以扬州为依托，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运河沿线和内陆地区。此外，唐朝政府有一套合理的管理阿拉伯等外商的办法，保障他们的合法贸易，且“善待优待穆斯林，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允许修建永久性的宗教活动中心清真寺，使不少阿拉伯穆斯林定居不返。”（郭应德著《中国阿拉伯关系史》）
另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肃宗757年大食兵曾助唐平安禄山之乱，“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又据《新唐书·邓景山传》记载，唐肃宗760年发生“刘展之乱”时，扬州“胡商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由此推测，除出于经商目的来扬州的阿拉伯人外，大食兵可能留居扬州，且当时扬州的阿拉伯人数量不少。
宋代扬州的伊斯兰教传教士——阿拉伯人普哈丁
“公元12、13世纪（南宋），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分崩离析，动荡不安，阿拔斯王朝灭亡（1258年）后，阿拉伯地区长期处于战祸混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到惨重的破坏。从事东方贸易活动的阿拉伯人纷纷东行，打算长住。”（纳忠等著《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而此时的宋朝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开放之态迎纳各地来华商旅，古书中“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
宋代扬州的伊斯兰教传教士——阿拉伯人普哈丁
从唐至宋，来华的阿拉伯人进入到“华化”的新阶段，形成聚居区蕃坊，胡商经过数代的繁衍逐渐由侨民变为土生番客。（郭应德著《中国阿拉伯关系史》）在扬州，宋代曾在其南门设置馆驿，南门外发展成为新的穆斯林客商聚居地。时至今日，当时在扬州城南门外不远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的阿拉伯穆斯林普哈丁仍家喻户晓。扬州博物馆在展示宋代扬州时，就挂有一幅辅助介绍普哈丁的说明性图文，内容包括普哈丁生平简介、普哈丁墓全景、扬州仙鹤寺及《维扬志》普哈丁来扬书照。“普哈丁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据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孙，宋咸淳年间来扬传教，并参与了伊斯兰教礼拜堂仙鹤寺的建造。他前后有十年生活在扬州，死后人们遵照其遗嘱将他安葬在扬州。”
博物馆展示图片中提到的仙鹤寺，1257年由普哈丁创建，1380年哈三重建，1523年商人马宗道同住持哈铭重修。（郭应德著《中国阿拉伯关系史》）寺以“仙鹤”取名，据考证其原因有二：一是表示它的平面布置并非左右对称，而是屈卷为仙鹤状；二是《扬州画舫录》中写到“扬州城郭形似仙鹤”，故寺名引用“仙鹤”二字。它与怀圣寺、圣友寺、凤凰寺同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四大著名清真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部分学者认为，唐代时期伊斯兰教初传中国，而宋代如扬州仙鹤寺等各地清真寺的大量建立，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成功移植与新发展。另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宋代伊斯兰教在扬州的移植并非传教的产物，更多的是旅居异乡的穆斯林因袭信仰传统的自然结果。
元代扬州的四通八面阿拉伯人墓碑
蒙元帝国时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西欧、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的商人、士兵、传教士纷至沓来。地处南北水陆枢纽的扬州自然成了各国行旅向往的地方。元朝建立后，在江淮省下设扬州路，并在南北运河的基础上改凿了京杭大运河，漕运的恢复使扬州经济再度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呈现出新的繁荣，包括扬州在内的东南地区为元朝的赋税与漕粮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扬州的四通八面阿拉伯人墓碑
【元】阿拉伯人阿莱丁墓碑复制件
图片中的阿拉伯人阿莱丁墓碑复制件为这通碑的背面，阴刻阿拉伯文四行，碑文译文：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是万物仰赖的主；他不生，也不被生；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碑正面四缘环刻阿拉伯文“库法体”《古兰经》章节，中部阴刻十二行阿拉伯文，部分文字残损。
【元】阿拉伯人巴拉吉墓碑复制件
图片为【元】阿拉伯人巴拉吉墓碑复制件这通碑的背面，阴刻阿拉伯文六行，此外，在环绕碑缘的花边雕刻的下摆处，还有若干阿拉伯文，但已模糊不清。碑文译文：奉至仁至兹的安拉之名，清算之日无疑将来临，那时候，真主使你们从坟墓中复活，造就你们，并使你们回归，时而使你们再现。（即普哈丁园中的赡思丁墓碑）
【元】阿拉伯人哈通墓碑复制件
【元】阿拉伯人捏古伯墓碑复制件
图片为【元】阿拉伯人捏古伯墓碑复制件这通碑的正面，阴刻中文楷书两竖行，文为“徽州路达鲁花赤捏古伯通议之墓”。碑的背面阴刻阿拉伯文十行，墓主全名胡阿吉·巴拉德·布里万利·古斯。
扬州博物馆在展示元代扬州风貌时，陈列了四通阿拉伯人墓碑复制件，十分醒目，墓主分别是阿莱丁、哈通、捏古伯与巴拉吉，其中三通碑文是阿拉伯文，一通碑文是中阿文，原件现位于扬州普哈丁园墓碑亭内。这些墓碑是在民国十三、十四（1924-1925年）年间，从南门外挡军楼基础中拆出的，反映了元代阿拉伯人在扬州的活动。其实，宋代扬州就有阿拉伯人公共墓地，目前在扬州已发现较多的宋元明清时期的阿拉伯人墓碑的基碑石和基盖石。
国内学界对扬州阿拉伯人墓碑的考评已有一定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朱江先生的《扬州仙鹤寺阿拉伯人墓碑记》（1957）和刘彬如、陈达祚先生的《扬州“回回堂”和元代阿拉伯文的墓碑》（1962），以及努尔的《扬州伊斯兰教碑文新证》（1983）和郭成美的《扬州明代伊斯兰教墓碑考》（2018）。本文对部分墓碑图片注解的碑文译文参考努尔和刘彬如二人所译译文。可以发现，围绕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展开的研究，其时间界定由元代拓展至明清、民国乃至当代，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亦不断发展，对于墓碑的考评更加准确，且经过不断补充趋向完善，并逐渐摸索出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演变轨迹。
诚然，扬州博物馆中几处带有阿拉伯印迹的展品仅是历史上扬州阿拉伯文化一隅，但这种历史渊源仍在延续。当代扬州立足历史，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契机，致力于成为中阿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基地。
图片：摄于扬州博物馆
学术顾问：俞洪亮 王金铨
主 编：姜恒昆
校 对：付海娜
责 编：付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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