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 | 写作课|163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选载

张柠《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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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

祖籍江西，1958年生。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白垩纪文学备忘录》《枯萎的语言之花》《叙事的智慧》《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

Part.1

小说

《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由普普通通的男女日常争吵入手，小说家重构了一个生机勃勃但又暗潮涌动的民间生活，那里有暴烈、悲惨以及难以言说的爱与无常。作家在讲述一个女人悲苦故事的同时，也用这种对话体触及了小说情感的高点，巨大的悲悯和沉痛弥漫在小说的结尾处，由此，作家与读者达到了共情与共在。

——学者张莉

有一天上午，来了一位叫刘玉珍的中年女人。父亲问她，哪儿不舒服。刘玉珍说：医生啊，这几天见了鬼，不知道是寒包住了火，还是火包住了寒，就是不舒服，给我开一点压火祛寒的药吃一吃吧。

父亲说：开什么药是我的事情，我只要你把病情讲得细一点就行。

刘玉珍说：医生啊，我怕你不耐烦，就讲得简单了一点。我是替你省心呢。要说细一点，那就多了。自从前年三月做了手术之后，我这肚子里就没有舒服过，总有一股气跑来跑去，有时候在肚子里，有时候又溜到了腰眼上。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说不出来，说不具体，等一下你摸一摸就知道了。要是等一下你摸到那股气跑到了背脊上，你也不要怪我瞎说，医生，它是跑动的。本来我还想挨一挨，但我挨不过我老公的打。你猜我老公说什么？他说：吃不下是没饿，做不得是懒。医生啊，你评评理，我什么时候偷过懒？自从嫁到他罗家门，我睡三更起五更，忙了家里忙地里。他老子死的时候，欠的那一屁股债也还清了，还要怎么样呢？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在娘家的时候，谁不说我长得好？他们说我的皮肤就像糯米粑一样。罗长生也说过这个话，现在他不说了。那时候提亲的人多了，鸡蛋猪肉吃不完。我表哥柳玉林，就不敢来提亲，家里穷啊。罗长生不是先提亲，他是先耍流氓……怀上老大我才嫁给他了。我表哥柳玉林人老实，只能干瞪眼，还生了一场病。这世道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命苦呀。现在我哪里像四十五的人哪，医生。我给他生了四个女儿……嗨，也怪我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

我心想，这个女人太离谱了，医院又不是妇联，讲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干什么？我很想打断她。

父亲微笑着说：讲跟你的病有关的事吧。

刘玉珍接着说：我大女儿，就是那个老是痛经的女孩，你给她开的药真有用，一吃就不痛了。你知道吧？她一痛，我就急得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她要是该痛的时候还没有痛，我也是急得什么活儿也干不了。你还记得她吧？

不记得。讲你自己吧。父亲说。

刘玉珍说：就是在讲我自己咯，医生。我大女儿长得就跟我年轻时一个样。我是瞎了眼，怎么嫁给了罗长生？我想，我女儿一定要嫁个好丈夫。医生啊，我是把你当自己人，什么都对你讲了吧。我大女儿看中了小学老师张大海，有文化，有礼貌，人老实。就是那个被镇长赶到乡下小学去的张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吧？镇长在打我女儿的主意哪。他一双贼眼，总是在我女儿身上转来转去。当年我嫁过来的时候，他那双贼眼就在我身上转过。我对罗长生说了这件事。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苍蝇总是喜欢叮在狗屎上，还骂了我一顿。现在，镇长又盯上我大女儿了。就算罗长生说得对，说镇长是想让我女儿嫁给他的大儿子，他儿子蠢，就像罗长生，他儿子坏，就像镇长自己。我总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吧？你猜罗长生说什么？他说，要是早嫁到镇长家，你肚子上就不会挨一刀。我说，刀也挨过了，还怕什么？罗长生说我是鸡婆眼，看不了三寸远。让我女儿嫁给镇长的儿子，我死活也不同意。他这个该死的瘟猪头就打我，没轻没重的，腰都被他打断了……

我看出来了，父亲已经有点烦躁。我希望那个女人继续说，天上地下地胡说，把父亲说得发作了才好玩呢。

那么，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呢？父亲还是耐着性子问。

刘玉珍继续说：医生，这个镇上就你是个明白人。实话说了吧，我没有病，一点病也没有，我是跟罗长生赌气。他以为我里里外外很容易。我今天要让他知道，没有我，他饭也没得吃。他老子死得早，那时候他就像一个叫花子，经常是三顿饭并作一顿吃，说怕麻烦。自从我嫁过来之后，他的胃病也好了。今天我没有做中饭。我要让他又想起没人做饭的日子。医生，求求你，给我开一服消气药吧。我拿回去就煎上，等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让他饿着肚子对冷锅冷灶发脾气吧，看他还有没有劲打我。

父亲叫刘玉珍躺到观察床上去，检查了半天，然后真的给她开了药。父亲对她说，药一定要吃，每天都要吃，补药，吃完了再来。

刘玉珍惊叫起来：补药？天哪！罗长生知道我还吃补药，他不要打死我？

父亲无奈地说：要不这样吧，你回家收拾一下，到医院里住一段时间。

刘玉珍说：住院？我四个女儿一窝鸡，两块菜地三头猪，我住院了，他们怎么办？

父亲说：不要什么都放不下嘛，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刘玉珍想了想说：医生说得对，这一阵我也真的是有点累，手脚无力，剁猪草的时候手都抬不起来。正好我也想歇一下。

父亲说：叫你那位罗长生到我这里来一趟。

刘玉珍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早就知道，当医生也不是人干的。整天闻着一股药味，看着那些血、脓、痰，听着他们鬼哭狼嚎，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要听那些女人的一大堆废话。我对脾气急躁的父亲在那些人身上表现出的耐心感到吃惊。其实我父亲耐心又能怎么样呢？医院的太平间从来就没有闲过。我早就发现，父亲不过是一个发放地狱通行证的人。

正是三伏天气，住院部里挤满了中暑的、拉肚子的、农药中毒的、被疯狗咬了的、镰刀割断了手指的、被水浸烂了脚的、蚂蟥钻进腿肚子的。

医生骂骂咧咧的声音此起彼伏：为什么才来？为什么不早点来？再不来住院，你们会拉得脱水的！你们就会得破伤风的！你们就会死掉的！

农民们却笑着说：死了好，死了好，早死早转世，来世宁愿变猪变狗，也不种田，哪怕是转生做个医生也不错啊。有一位被疯狗咬了的农妇，看样子已经提前转世变狗了。围观的人只要用扇子对着她扇一下，或者端一碗水对着她洒一点水，她就嗷嗷地叫，声音跟狗叫一个样。

尽管小小的罗镇医院，病床十分紧张，有些人不得不在走廊上加一张竹床，做临时病床，但父亲还是给刘玉珍安排了一个床位。

罗长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罗镇医院。他光着膀子，肩上搭着一条毛巾，香烟斜叼在嘴角，一只眼睛被烟熏得乜斜着，像独眼龙。他站在通往病房的走廊上，扯着嗓门对刘玉珍说：病了？躺在医院里歇？怎么不让我也赶上这样的好事？让我也病了吧，让家里一帮小贱货，还有那些鸡呀猪呀都病了吧，一起躺到这里来歇。那就省事了。

我父亲说：罗长生，不要在这里瞎叫唤！你跟我到门诊室里去，我有话跟你说。

不要再打你老婆了。父亲劝他。

没有呀，很久没有打了。今天她自作主张跑到医院里来躺着，丢下家里一窝畜生，还有一窝人不管，我也没打她。

父亲说：是我叫她来住院的。病了就得住院，你为什么要说那么难听的话？

罗长生说：不是啊，医生，三天也难得打一次。碰到她发疯发得厉害的时候，就打得勤一点。女人就这样，一打完就特别听话，也不疯疯癫癫地乱说了，也不会晚上往娘家跑了，做起事来也细心了很多，也不会把尿素当盐用了，也不会用装敌百虫的瓶子去装酱油了……

父亲严肃地说：罗长生，我奉劝你，不要再打她了。

罗长生说：嘿嘿嘿，医生说得是。想当年，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又有房子又有地。我看上了她什么？看上了她不麻烦，往禾草堆里一滚就行。我这个人做事干脆，不喜欢黏黏糊糊。她刚过来的时候也很听话，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讲究，百依百顺，还喜欢叽叽喳喳地跟我说话，从娘家村里说到婆家村里，东家长西家短，一直说到我呼噜呼噜地睡着了。我嘴上说，你不要吵，不要吵！她真的不吵了，我还睡不着呢。可是现在，她过着过着，就变鬼，你还没有睡着，她就呼噜呼噜地睡了。开始还是扭扭捏捏，这几年可好了，干脆就不想理老子了。要打了才行。以前她不吱声，现在敢跟我吵架了。昨天半夜里，吵得那只大公鸡都叫起来了。四个女儿都爬起来，哭丧一样，我又没有死。女儿多也有好处，死的时候热闹。我隔壁的罗矮子，自以为生了个儿子就了不起。去年他死的时候怎么样？连个哭丧的人也没有，他儿子花三十块钱一天，请了几个破锣嗓子来哭丧，还偷工减料，哭起来像母鸡下蛋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在笑呢。罗矮子的儿子对她们吼叫起来，说要不是死了老子，我要把你们揍扁。女人就是欠揍……昨天晚上我下手是重了一点……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医生，打重了嘛，躺在床上耽误事；打轻了嘛，不管用。可是，不打也不行啊，她们会爬上你的头，嗓门大得不得了……

父亲打断他的话说：罗长生！亏你还读了中学，你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这些话有一句是人话吗？大男子主义、封建主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你全占了。罗长生被父亲的气势镇住了，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父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罗长生，要是你保证不打她，我就让你把她接回家去。你要让她好好休息，不要干什么重活。

罗长生说：不干重活可以，医生，你都给她撑腰，我有什么办法？凭良心说，嫁给我之后，她干了什么重活？生了几个女儿，养了几头猪，菜地还是那两块。不打她？我不敢保证……等她的病好了再说吧。

刘玉珍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门诊室来了。她说：医生啊，干活我不怕，不要说三头猪两块菜地，再加一头猪一块菜地试试看。现在当着医生的面说说，你凭什么打我？我哪一点对不住你？罗长生……你再打，我就死，死给你看……刘玉珍说着，哇哇地哭起来。

罗长生把香烟头往地上一吐说：你看你看，医生，你看烦不烦？你还叫我不要打她！

父亲说：回家去吧，回家去吧。罗长生明天再来一趟。

罗长生说：还要来啊？医生，我不打她了行不行？

罗长生领着刘玉珍回家去了。

父亲说：刘玉珍肝脏肿大，手感滞涩，有明显结节，边缘凹凸不平，我怀疑她是肝癌，而且是晚期。过两天让罗长生带她到省城医院确诊……他们也没有钱……即使到上海的大医院去，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唉，这个劳碌命苦的女人，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的丈夫还不知道，还在凶神恶煞地对她吼叫。

罗长生知道实情之后，带上所有的积蓄，卖掉了三头猪，把家交给大女儿，就带着刘玉珍上省城去了。

三个月之后，刘玉珍就死了。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

Part.2

小说课

有信念的艺术与胆小鬼艺术

文|张柠

好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从托尔斯泰出发，一直走进了后现代的迷宫。人走路走累了，只想倚靠在大树上歇一歇，没有人会靠在一根芦苇上。托尔斯泰就是大树。艺术正是一个脚踏泥土向上飞翔的姿态，或者就是飞翔本身。托尔斯泰属于少数在最高空翱翔的艺术家。后现代大师约翰·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中曾经表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都过时了。我们发现，托尔斯泰没有过时，约翰·巴思才过时了。文学没有枯竭，约翰·巴思早就枯竭了。

托尔斯泰晚年，在创作和思想上遇到障碍的时候，他就去读书，读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读东方哲学，读老子、孔子、孟子、墨子“极高妙的智慧思想”。他还特别喜欢读普希金。80多岁的托尔斯泰还在读普希金的作品。他告诫青年作家们说：“别把时髦人物（颓废派作家）作为楷模，要学习普希金和果戈里。”他认为普希金的作品，符合他评判艺术的三个重要标准：内容新鲜，语言惊人，态度真诚！同时，托尔斯泰认为，态度真诚是最重要的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内容才会新鲜而重要，形式才会惊人而精准，而不至于“虚伪和做作”。最终的检验标准，就是艺术的感人程度，它能否让人在被各种类型的暴政分割的地方，重新和解，拥抱在一起。

托尔斯泰不怎么重视对“艺术才能”的讨论。但他会夸奖割草农民或朝圣香客的才能，说：“人民的语言多么美啊！”他会看着边走边唱的农妇说：“最好的作曲家就是人民！”他会让农民普拉东成为贵族彼埃尔的老师。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美学观。他把人类概括为人民和天才，或者群众和英雄，然后模糊两者的界限。他试图消除大地和天堂的藩篱，写作由此而神圣化，作者由此而成了“神”。洞悉一切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方式。

现实和艺术缺一不可

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在诟病十九世纪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力图摆脱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为代表的叙事方式，并将一种“资产阶级工匠”式的写作推到了极致。小说工匠们貌似很精准、很科学、很客观。他们对写作者喊叫：“不要再出现‘他心想’这种句子了！与此同时，小说工匠们又不甘寂寞，他们很想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又不敢大胆说出来，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法国新小说就是这样，后期的乔伊斯也是这样。

小说工匠的另一个怪癖，就是为创新而创新，他们试图通过不断改变产品的外在形式，来获取存在感和价值依据。小说被创新的“疯狗”赶进了死胡同。

二十世纪下半叶，走进死胡同的叙事文学开始另辟蹊径，重新开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师从亚非拉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原生态文化、民间生活及其表达形式；还有一条就是重返伟大的十九世纪传统。辛格和索尔·贝娄都厌倦了那种玩儿技术的形式探索，他们的创作都在向十九世纪致敬。

在长篇宏文《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认为，人类进步必须具备两种工具，一是传递思想信息的语言，一是传递情感和希望的艺术，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促成人类的团结。所以，托尔斯泰在提出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准则之外，又从写作的角度补充说，作家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素质：

输

“第一，确知什么事应该有。”（应然世界）

“第二，坚信什么事应该有。”（对应然世界的信念）

打个比方，我说：“太阳明天将要升起。”你说：“你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明天的事呢？”我坚持说：“太阳明天必将升起！”你说：“也有可能不升起啊。”我说的是“应然”甚至是“必然”，你说的是“或然”。如果文学艺术就是你说的那样，我们要文学艺术干什么？文学艺术对这种“应然世界”的想象，就是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对现实的超越，就是对“完满”或“美”的想象，也就是对“未来”或“人”的信念。这就是托尔斯泰总能从现实中超拔出来，并将现实转化为艺术的法宝。这就是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超人之处。

所谓关注现实，不是让我们去“复制现实”或者“抄袭现实”，而是要求我们“选择”“建构”“想象”另一种现实，也就是呈现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应有之事”。同时还要对这种“选择”和“建构”有坚定的信念，像普希金那样的信念，像《巨人传》那样的信念，像《悲惨世界》《双城记》那样的信念，像《穷人》《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信念。

现代派艺术是胆小鬼艺术

你明天有两种可能：一是活着，一是死掉。你的爱人明天有可能还爱你，也有可能爱上别人。对任何事情如果都用“或然推理”来判断，生活就充满不确定性，世界就真的会出意外。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那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坚定信念”的逐渐丧失，其实在托尔斯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从爱伦·坡的时代，从《地下室手记》的时代，从《恶之花》时代就开始了。由此开启了托尔斯泰称为“颓废派”文学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培育了一批胆小如鼠的人。尤其到了二十世纪，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一战”和“二战”，这种类型的“人”更为普遍，渐渐地，他们开始拉帮结伙，嘲笑十九世纪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不相信，不确定，不肯定。他们一边想着好事，一边想着更多的坏事，然后就像老鼠一样，拼命地打洞，朝地底下钻，听见敲门声就发抖，看到陌生人就逃跑。

对长篇小说而言，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史诗”中，没有了“史诗”，只剩下“市民”，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衰变时代的问题人物”。本雅明则用“机器复制时代”做论据，论证出“经验”的消失，进而推论“讲故事艺术”的消亡。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批评的混乱，导致叙事艺术的衰落。叙事艺术的衰落，导致理论批评的消亡。理论批评和叙事艺术凑在一起互相伤害。于是成长小说变成了退化小说，行动小说变成了沉思小说，想心事和做梦替代了情节和动作，叙事成了治疗法和催眠术，最终，小说叙事变成精神分析学猜谜和形而上学推理。然而，该走的都已经走了，该在的还在，世界美如斯，到处都充斥着“事故”和“故事”。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信念，有什么样的眼神，就有什么样的经验，大象嘴巴里露出的才是象牙。

现代经验就是城市经验

施宾格勒说：“城市是现代文明风暴的中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关于城市文化的话，说得非常透彻。他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视为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与劳动分离导致的异化后果。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就是告别沉思走向行动的商业文化和欲望文化。与此相应，也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进城的农民，失败的市民，赤贫化的失业者，不愿回到泥土上的流浪汉等等。与稳定的乡村和永恒的自然相比，城市是人工制造品，是“人造天堂”的冒险实践，它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人很快就适应了，比如施蛰存和张爱玲。有人一辈子也不适应，比如废名和沈从文。

就当代中国情形而言，多数“50后”和“60后”，他们最熟悉的是乡村经验。“70后”和“80后”，他们对乡村经验很陌生，即使出生在乡村的人，也不知乡村为何物。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是乡村的“剩余物”，那么今天，乡村就变成了城市的“剩余物”。城市文化成了主导文化，能说你不熟悉城市文化吗？关键在于你“确信什么事应该有”的信念之中，是否有城市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位置。

进一步落实到文学层面。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学，就是城市文学，或者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迁移途中的迁徙文学。乡土文学的基调是抒情的，面对缺少变化的日常生活的叹息和幻想，由此衍生出传奇和寓言。城市文学的经验基础，就是无限多样地展开的日常生活本身（18世纪的简·奥斯汀和理查逊），以及日常生活展开受阻的故事（19世纪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曾经提供过很好的借鉴。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存在一种初级阶段城市文学，他们以为只要写点街道、高楼、超市、酒吧、邂逅、夜总会、逛街和购物，就是城市文学。这种仅仅满足于城市外在形态的写作，是一种浅薄的城市文学。真正的城市文学，跟乡土文学一样，也需要处理一些人类永恒的棘手的问题，比如生死，是非成败，成长或蜕化，苦难和罪孽，信仰和救赎。不同之处在于，乡土文学是在泥土上或茅屋里处理，城市文学是在人造石头（水泥）上和高楼里处理。乡土文学面对的是“血缘宗法制”的宗族，城市文学面对的是“商品拜物教”的宗族。他们的公分母是希望和信念，而不是仇恨和簌簌发抖。

没有现实，艺术什么也不是，没有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艺术是现实精神和超越精神共同孕育的结果。现代经验就是城市经验，与城市相关的文学肯定“日常生活”并使之变成艺术。“颓废派”艺术是被“坏世界”吓破了胆的艺术，它的怀疑和虚无，是长篇小说衰落的根源，必须重返一种确信的世界和艺术。好作家应该“确知什么事应该有”，并且坚信它。长篇小说的外在形式有不确定性，也是“未完成”的，但其内在形式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作家对美和完满，对人和未来的坚定信念。跟胆小如鼠的艺术相比，好的艺术，有信念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

长篇小说《三城记》是以北上广三座城市为背景，书写“80后”的成长史，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呈现了一个当下城市青年的奋斗史、情感史、挫败史，刻画了一个书斋里的青年是如何成长为社会人。

《三城记》原载于《当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写作动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流作家比较擅长写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相对缺乏，一些年轻的作家虽然在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但他们的城市经验往往过于碎片化。我尝试完成都市青年成长的小说。此外，小说主人公是出生于1980年的城市青年，尽管他与“50后”“60后”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生死问题，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差距是很大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匮乏”，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匮乏感一直是他们小说叙述的主调。“80后”一代，总体上看，不存在这种“匮乏”，他们面对的是“过剩”带来的烦恼和无聊。主人公顾明笛大学毕业，在国有企业办公室上班，家里有两套房，但他质疑生活的意义，整天焦虑不安。他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广州闯荡，先后进入媒体、高校、互联网企业工作……

当物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人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种新的匮乏。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不仅在我的小说里存在，我的评论里也常有触及。写评论的时候，我经常想，如果我来写小说，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我在教学中与年轻人接触也很多，因此，我塑造这么一个“80后”人物形象，让他直面这代人的真问题，去行动，去选择。

转载自《当代》杂志微信公号

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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