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天的文章中讲到，清朝立国之初，虽任用汉人，但对汉臣防范极严。有清人笔记记载，清朝入主中原时，曾在宫中立一石碑：

“大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

上面这个故事虽为野史，但并非空穴来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对汉臣的压制非常严重。如清政府六部中各设满汉两尚书，一般都是是汉尚书做事，满尚书领功。在清朝当官，汉人辛辛苦苦做事，但出头的机会极少，满人却能坐享其成。而如果工作上出了差错，也往往让汉人来负主要责任，对满人从轻发落。

清朝对汉臣的这种防范，是源于其对汉人的不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因此，在对汉臣的种种限制措施中，最为严格的为领兵之权。尤其是平定三藩之后，每当发生大的战役，绝大多数皆由旗人统兵，即便是汉人领兵，亦必由旗人督师，实际上是起到监视的作用。

清人薛福成记载，清代对汉臣防范最严的时代，为乾隆和嘉庆两朝。乾隆朝收复大小金川者为岳钟琪，嘉庆朝平定天理教者为杨遇春，但最后领头功受赏者，都为旗人钦差，岳钟琪和杨遇春作为最大功臣只能居于其次。

清朝在军事指挥权上对汉臣的严防，直到咸丰、同治年间才有所放松。这并不是因为此时的统治者更加信任汉臣，而是处于面临内忧外患的通变之世，不得不倚靠汉人的力量来维持清朝的统治。

有人认为，晚清时期清廷真正放手让其独掌军权的汉臣第一人，为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其实不然。这真正的第一人，实际上与曾国藩亦敌亦友的左宗棠。

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初，虽然对太平军屡有胜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咸丰都不敢给予曾国藩地方督抚的实权，因此曾国藩虽为湘军统帅，但经常在军费粮饷等事项上被地方官员掣肘。后来因战局岌岌可危，咸丰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赋予了他节制四省的权力，但背后仍有一潜在的督师，此人为湖广总督官文。

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师徒前后两次的报功奏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如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国后，以六百里加急快马向朝廷报捷。而在捷报的抬头处，写的是“官文、曾国藩奏”。

官文虽为一方封疆大吏，但没什么才能，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过程中，前期依靠胡林翼，后期依靠曾国藩，自己基本没做什么实事。等到湘军立下大功，官文却被曾国藩推于自己之上。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一是遵循军事行动中推旗人为首功的传统，二是深知汉臣在朝廷不受信任，担心自己功高震主而遭到猜忌的缘故。

在曾国藩之后，他的弟子李鸿章在汉臣崛起的道路上，又更进了一步。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与捻军作战的任务，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成功平定捻军。在这一次报功的奏折中，李鸿章抬头只写自己名字，没有再在前面加上旗人督军都兴阿。

这也释放出一个信号，代表着清朝持续200多年的满汉藩篱被逐渐打破，汉臣在清廷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左宗棠西征新疆，清廷不再派旗人督师，由左宗棠全权指挥军队。清末之满汉兴替，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