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作者：尼古拉斯·雷诺兹，译者：马睿，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恩
最能替代伊文思在海明威生活中的角色的人，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古斯塔夫·雷格勒，这是海明威在西班牙遇到的比较有趣，因而也很有魅力的人物之一。此人如电影明星一般英俊，他曾在《西班牙土地》中出演配角就是证明；他有点像更加理性的加里·库珀。A雷格勒的战斗经历是他与海明威建立友谊的敲门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战壕里为德国皇帝而战。战后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党的事业置生计乃至性命于不顾。他曾在1934年与伊文思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德国的宣传纪录片。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觉得伊文思有点儿太花言巧语、太玩弄权术了。于是当他在西班牙遇到伊文思和海明威在一起时，他想这位“笑面虎伊文思”大概正在弄“另一部自欺欺人的纪录片”呢。
1936年雷格勒住在莫斯科，他带着怀疑、厌恶和恐惧参观了斯大林早期的一次审判秀：“我看到囚车停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后面。它们看上去跟沙皇警察用的那种厢式货车差不多……我（还）想起了在慕尼黑从我身旁过去，走向死亡的（一名囚徒）。”在苏联遇害的人里有他的一位保护人，伟大的革命家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在那年8月被审判并枪决。雷格勒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他，所以当共产国际同意他的请求派他前往西班牙时，他大松一口气。在那里，他成为第十二国际纵队的一名政委。
有些政委会采取高压得多的手段，但雷格勒与他们不同，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一方面保持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与平民合作。1938年，他成功地保护一批价值连城的画作免遭蹂躏，把妇女和儿童从交战的村庄中安全转移出去。他说政委有责任“停止两方面的……残酷行径”，这句话很可能是真诚的。再次为正义而战的感觉真好：在他看来，“英雄的西班牙”的风气正在吹散“莫斯科的恶臭”。他眼看着“正义的俄国”登上历史舞台，却担心“邪恶的俄国”也许就在不远处。
如果说伊文思曾试图让海明威了解“正义的俄国”，以及它为反抗法西斯所做的一切，雷格勒则毫不犹豫地透露给美国人何为“邪恶的俄国”及其种种恶行。他给海明威讲了一个故事来阐释两者的不同。一个法国部队的士兵曾自愿请他跟他们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两位法国士兵绝望崩溃，以为自己周围都是敌军，高喊着让大家赶紧跑。雷格勒让人逮捕了他们，后来认定他们犯了战斗疲劳症。他把他们送到一家疗养院，继而向国际纵队总政委、法国共产主义者安德列·马蒂报告了自己的做法。
马蒂还在法国海军当水手时就参加革命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组织了一场哗变，阻止他的军舰在战斗中向布尔什维克开炮，因此在共产主义圈子里闻名遐迩。20年后出现在西班牙时，他已经是一名高级军官了，这位壮汉有发胖的趋势，双下巴，发际线逐渐后退，总是戴一顶过大的贝雷帽盖着。好像他的黑色皮夹克和大号手枪的震慑力还不够似的，他动辄高声大叫，几乎看谁都像叛徒。
拿到雷格勒的报告，马蒂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便接手了案子。然后他命令“一支俄国枪决小队”向那两名士兵开枪。雷格勒记得海明威听到这个故事，喊道“猪猡！”并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这个举动让雷格勒跟海明威亲近起来，后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的友谊，对美国人吐露心中所想：“我把曾亲眼见到过的行动和危机的内幕都告诉了他。我让他了解我们的损失，只要有可能，便让他预先知道一些资讯，我相信他真的懂得……”
就连雷格勒也没有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是他介绍海明威认识了残暴俄国的另一位代表，内务部情报站长奥尔洛夫。会面地点是盖洛德旅馆，时间大概是1937年春。奥尔洛夫并未以官方头衔跟海明威见面，但他猜想海明威知道他的身份。（对盖洛德的常客们来说，那几乎不是什么秘密。）首次会面没有太多内容。他们一边喝着伏特加和西班牙白兰地，一边用英语聊着他们对武器的共同兴趣，并没有谈及政治。盖尔霍恩来了，她的魅力让奥尔洛夫折服；他们聊到了两个人都喜爱的奥地利美食和音乐。
1937年夏天，奥尔洛夫一直注意着新闻中报道的海明威在纽约和好莱坞的壮举。尤其是他通过内务部的渠道读到了关于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作家大会的报道：
据各个来源报道，海明威的演说是大会的高潮。……他……猛烈攻击法西斯，用犀利的言辞把他们碾成齑粉。……海明威在公开场合……采取如此积极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让（内务部）大为惊喜。
基于海明威在纽约的英勇表现，奥尔洛夫决定内务部将赋予海明威以全权，给予他在西班牙期间所需或所想的任何官方协助。1937年9月，海明威重返马德里，再次出现在盖洛德，告诉雷格勒他想更多地了解共和军游击队，据说那些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刚劲勇猛的作风。由于雷格勒可以随意出入内务部，他有机会亲自把海明威的需要告诉奥尔洛夫。奥尔洛夫曾在俄国内战期间有过与白军叛乱者战斗的经验，便想象自己是个游击队作战的专家，也乐意炫耀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虽然这么做违背了内务部高度保密的要求，但奥尔洛夫还是为海明威破了一次例，毕竟海明威对他们的事业充满同情，又是身在西班牙的最有威望的记者，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奥尔洛夫安排海明威前往贝尼玛米特，那是内务部地盘上的一个秘密游击队训练营。
海明威在贝尼玛米特的导游是奥尔洛夫的副手列昂尼德·埃廷贡（Leonid Eitingon），这位胸肌发达的内务部军官管理着游击队的日常事务，给人老练精干的印象。从照片上看，奥尔洛夫是个很紧张的人，而埃廷贡的照片却显出他的坚韧和人格魅力，甚至还有些许幽默，这着实不寻常，要知道他的工作可是谋杀斯大林的敌人。在海明威探访期间，埃廷贡非常费力地讨好他，引领他参观的路线显然是事先精心计划好的。苏联人引他参观和了解营地训练的每一个阶段，那些粉刷一新的灰泥建筑物竖立在毫无特色的平原上，看上去有一种严肃正经的气势，让作家海明威印象深刻。
中午，奥尔洛夫招待海明威享用了一顿盛大的午餐，拿出了他专为特殊场合准备的上好法国葡萄酒。他还倒了一杯名为巴切夫斯基的波兰伏特加，这可是罕见的好东西，是他请一位驻维也纳的内务部同事定期运到西班牙供他享用的。午餐后，奥尔洛夫和海明威前往训练营的一个步枪射击场去用苏联武器射击。午餐时喝了那么多酒，海明威仍然展示了一流的枪法，让奥尔洛夫大吃一惊。参观快要结束时，奥尔洛夫送了海明威一瓶珍贵的巴切夫斯基让他带回旅馆。海明威对内务部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苏联人觉得他简直“大喜过望”。
奥尔洛夫或许进而促成了海明威的阿尔凡布拉之行，1937年秋，他在那里与共产主义游击队共度了四天时光。他们还允许他旁观了袭击民族主义者火车的战斗，该场景后来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推动了情节发展。有些证据是间接的：贝尼玛米特和阿尔凡布拉两地相距约100英里；海明威大致是在同一时间探访两地的；奥尔洛夫或许对波兰指挥官安东尼·赫罗斯特及其属下施加了影响乃至下了命令，后者可能是在贝尼玛米特训练的。奥尔洛夫本人也曾暗示两地之间有联系，多年后他肯定地说“海明威书中写到的大部分情节”都源于他的贝尼玛米特之行，还说他很高兴在伐洛夫这个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几个月后，奥尔洛夫和海明威又见面了。这是1938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官方纪念日，也是胜利保卫马德里的两周年纪念日。整个西班牙共和军的领土上都在举办热烈的庆祝活动。在盖洛德午餐期间，海明威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贝尼玛米特之行有多么愉快，还说他带回去的那瓶伏特加真是绝世珍品。几杯酒下肚，海明威开始侃侃而谈。他“激烈地抨击佛朗哥和民族主义者”，“高度赞扬”国际纵队和共和党人。后来证明，这是奥尔洛夫最后一次跟海明威面谈，但这位精明的情报官员听说和阅读的内容已经足够他就这位美国作家得出结论了。奥尔洛夫记忆中的海明威不是苏联控制下的人，而是一个“坚毅的个人主义者，户外运动的高手，最重要的是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是共和国事业真正的信仰者”。
事实上，奥尔洛夫对像海明威这样的真正的信仰者是有所保留的。在工作中做决策时，奥尔洛夫既悲观又现实，并不受太多意识形态或信仰的驱使。多年后他会暗示说海明威因为被自己的信仰体系所困，显得进退失据：“那位作家，还有像他那样的人，是战争的主要激励因素，因为他们让世界舆论倒向共和军一边……这毫无必要地延长了那场战争。”
如果能听到这话，海明威大概会因为奥尔洛夫评价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而感到高兴。他一向自认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坚信他口中和笔下的西班牙是他人的行动基础。举例来说，年轻的共产主义作家阿尔瓦·贝西曾听说，海明威坚信贝西是听了他1937年6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在纽约市对信仰者的讲话之后，受到激励，才前往西班牙并参加了亚伯拉罕·林肯营（在这个共产国际为共和国事业而组织的营队中，成员大多是美国人）的，这一说法让贝西大为吃惊。在他的回忆录《战斗的人们》中，贝西引用了海明威的说法，说他知道“那次演说影响了很多孩子，激励他们来到这里”。贝西接着说，这是“那人的自大狂又犯了……我在（听他的演说）之前很久就决定去西班牙了。这么做是为了走出自己的婚姻”。
在战场上，海明威仍然时而旁观，时而参与战斗。他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杰伊·艾伦（Jay Allen）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赫伯特·L.马修斯两位同行记者一起行进了很长的里程，每当有共和政府拥护者需要他的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的记事本和笔。1937年12月，他先是向艾伦演示了空袭时如何在嘴里衔着一支铅笔，让嘴一直张着，以此来保护鼓膜，然后又请艾伦来帮忙推一门陷在泥里的大炮，艾伦拒绝了，声称自己受雇来写新闻稿，又不是来参加战斗的，这让海明威很生气。海明威也不赞同艾伦紧接着就战争法大放厥词，说什么记者没有合法权利持有辅助武器。
海明威在1938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再次投身战斗。那天他跟乔·诺思（《新群众》的那位著名编辑）和马修斯一起驾车行驶在西班牙的一条山路上，他们前面那辆卡车上的年轻人高唱着共和国歌曲，用共和国的方式举起拳头向他们问候。他说那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但紧接着，卡车司机就转弯失误，翻了车。孩子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海明威从自己的车上跳出来施以急救，而马修斯却拿出笔记本开始对伤者提问。诺思记得他听见海明威对马修斯高喊，说他要是再不滚开，他，海明威，就杀了他——那时诺思觉得他跟海明威比较性情相投。
到1938年春，不止一个中立观察家开始不再对共和国抱有希望。民族主义者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开始进攻南方，为的是进一步分割共和国余下的领土。3月底，就连海明威也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他跟另外两位记者一起，向法国和西班牙的美国使馆求助，请他们准备遣送仍然身陷战争中的美国人，特别是伤员。海明威再次表示愿意承担更多的筹资和组织工作。他主张严格保密，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已经丧失了对共和国的希望，几天后军事局势“不可思议地”稳定下来之后，他才大松了一口气。
海明威和马修斯四月初在战场上偶遇贝西时，他的表现又像个为共和国摇旗呐喊的人了。他们相遇的地点在托尔托萨（Tortosa）镇附近，面对法西斯强有力的进攻，亚伯拉罕·林肯营那些训练不足的步兵正在那里帮忙守住阵线。贝西不怎么喜欢马修斯，觉得此人“愤世嫉俗”“郁郁寡欢”“跟个苦行僧似的”。此外，高个子大块头、脸色发红的海明威却像是“你能见到的最高大的人物之一”，“急切得……像个大孩子”，就战斗情况问个不休。海明威不肯灰心丧气。他表扬共产主义者“树立了榜样，不停歇地鼓舞军心，无条件地忠于信仰”，这有助于建立一支统一的反法西斯军队。他最后说，战争会进入新的阶段，政府方面的抵抗会加倍，因为到处都是善良的人们，看到被法西斯冷血杀害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越多，他们只会越来越愤怒。
只要看到一丝胜利的机会，海明威关于战争的话语和文章基本上都是乐观向上、对共和国一方有利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他为北美新闻通讯社所写的文章读来更像是宣传而不是报道，更不要说他为苏联报纸《真理报》所写的文章了。他攻击法西斯，特别是他们轰炸平民目标的习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杀人。他描述了共和军的艰难、隐忍和勇敢。听到有人指控亲政府部队犯下暴行时，他为他们辩护，他呼吁民主国家放弃自己的不干涉政策。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海明威热切地坚信西班牙是终结法西斯之地。如果民主国家不行动起来而让法西斯取得了胜利，他们就要承担“命运带来的全部后果”。他对共和军一方的缺点不做任何探讨，也不想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报道这场战争。有人请他这么做时，他只有一次心不在焉地试图进入民族主义者的地盘。新近创立的《眼界》（Ken）杂志发表了两幅反共产主义漫画之后，海明威甚至打消了为该杂志做编辑的念头，因为他想，“给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加以迫害”会破坏人民阵线。
海明威1937年的戏剧《第五纵队》讲的就是抓捕间谍的事。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菲利普·罗林兹的美国人，他和海明威一样，与金发女友一起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是齐科特酒吧的常客，常常有多余的食物分给比他运气差的人。但跟海明威不同的是，他的主业不是作家。罗林兹自称是个“警察”，是“反间谍”专家，在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他“已经报名要打到底了”。罗林兹有些不恰当的台词，诸如“我的时间就是党的时间”，以及“关于命令只有一个定义，必须遵守”。他已经在西班牙待了大约12个月，上司是名叫安东尼奥的鹰钩鼻安全官员。大多数学者认为，安东尼奥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佩佩·金塔尼利亚[Pepe Quintanilla，此人碰巧还是海明威在战前结交的艺术家路易·金塔尼利亚（Luis Quintanilla）的兄弟]，一个冷酷的秘密警察。罗林兹非常擅长抓捕间谍——“秘密的‘第五纵队’成员”，他在城中四处转悠时总是竖起耳朵打听这类信息，要么就是审问囚犯。他甚至还领导过一次袭击，目标是法西斯守卫的一个秘密炮队观察哨，抓住了下令炮击马德里平民目标的那些人。这部戏剧最终给读者留下的结论是，共和国要想继续下去，就需要像安东尼奥和罗林兹这样的人。
海明威的立场如何？十几年后再回首那段经历，他承认，在那场西班牙战争中，他变得“如此气急败坏地充满正义感”，以致他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恐怖”。对海明威来说，西班牙内战不仅是想要当战士的作家的一条出路，也不仅是他下一篇报道或下一本书的资料来源。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战场上还是战场下，海明威都在为共和国和反法西斯而战，不管那是否对他的事业有丝毫助益。他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
海明威不止一次近乎宣称，在这场战争中，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和许多其他左派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他深深爱上了反法西斯、亲共和国的事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年危机中，那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政治反应式：自由对压迫、民主对独裁、进步对反动、平民对寡头、生对死。那是思想者很可能会理想化的事业。伟大的英国诗人W.H.奥登（W.H.Auden）就在他关于西班牙的不朽诗篇中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建立正义的城吗？好，我同意。或者立自杀公约，浪漫的死亡？那也不错，我接受，因为我是你们的选择和决定：我是西班牙。
在为吉姆·拉德纳（JimLardner）这位在国际纵队的最后几次战斗中牺牲的美国年轻人撰写的悼词中，海明威几乎呼应了奥登的理想主义和宿命论：
我们的死者现在已是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而西班牙的土地却永远不会死亡。每个冬天看起来它是死去了，但每个春天它会再活过来……从来没有谁比那些死在西班牙的人更庄严地埋入土地。……
1938年底，国际纵队解散，共和国的外国志愿者也被遣送回国，这一决定的官方理由，是安抚不干涉委员会（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该委员会是欧洲各国政府为限制外国势力干预西班牙内战而建立的。但他们的离境同时也再次标志着胜利的希望渺茫。10月底，政府急不可待地在巴塞罗那安排了一场送别游行，外国士兵们穿行在友好的民众中，那天估计有30万民众到场。民众朝士兵抛掷了无数鲜花，以至于游行队伍不得不在花海中曳地而行，所经之处，人们都高举着共和军领袖和斯大林的大幅照片。他们倾听着外号“热情之花”的多洛雷丝·伊巴露丽（Dolores Ibaˊrruri）的讲话，后者行为夸张，是个共产主义领袖和演说家，她告诉国际纵队队员，他们可以骄傲地踏上征程；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此刻他们已经归入历史，成为传奇。讲话之后，号手们为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外国人吹奏起《思念曲》（“Taps”），用一位见证者的（同情的）话说，“全巴塞罗那都脱帽饮泣”。
1938年11月初，当他在共和国首都巴伦西亚听说这一事件时，忠实信徒海明威的信仰动摇了。因为无法再对未来报以乐观情绪，他崩溃了。一次空袭中，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在下榻的旅馆里遇到一个外国人：曾经指挥过加里波第纵队（Garibaldi Brigade）的意大利人兰多尔福·帕恰尔迪（Randolfo Pacciardi）。他正准备离开西班牙，又无家可归（意大利已经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盖尔霍恩记得，他伤心欲绝、无家无国、不名一文，却丝毫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
见了帕恰尔迪之后，海明威和盖尔霍恩继续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不久她听到了欧内斯特的哭声。他在楼梯上，靠着墙，为帕恰尔迪而哭，他说：“他们不能这么干！他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勇敢的人。”盖尔霍恩写道，海明威痛哭的是政府随便敷衍说几句感谢的话便解散了国际纵队，让帕恰尔迪这样的人落寞而归，“没有……钱，没有证件，也看不到未来”。
这是盖尔霍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海明威哭泣，这让她更加深爱这个男人了。海明威自己对他在巴伦西亚情绪崩溃的解释是，“如今活着的人中怕没有谁不曾在战争中哭泣，只要他参加战争的时间够长。……有时那是因为另一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有时是因为某个一起同甘共苦的兵团或部队解散了……再也不会重聚”。
和帕恰尔迪一样，很多外国人离开西班牙之后都命运叵测。英国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可以回国，但因为他们为共和国而战时跟军队中的许多共产主义者有染，也会受到官方的怀疑。苏联人及其盟国的人可以回到苏联，但许多人将死于新一轮毫无意义的斯大林主义大清洗。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无法回国，不得不寻求其他国家的庇护，而这么做往往是徒劳的。
大约与国际纵队撤离同时，海明威最后一次离开了西班牙。他知道，西班牙战争远没有结束。而他也远没有准备放弃为捍卫共和国价值观而战斗到底。和他笔下的人物罗林兹一样，他也喜欢说自己已经报名要打到底，并不止一次地宣誓要继续与法西斯作战，不管打败敌人需要多久，哪怕是持续五十年的不宣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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