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文学：百年流浪之旅

“第一个阶段：人类倾尽所有，建造一万座驱使地球前进的“行星发动机”和一万座庇护人类生息的地下城。第二个阶段：围绕赤道一周的“转向发动机”相继开启，驱使地球停止自转。第三个阶段：地球将利用太阳和木星完成最后的加速冲刺，正式踏上流浪之旅。”

2019年春节，我们的小“破球”在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流浪了无数次。地球前往新家园的路途漫长而艰辛，中途经历着一次次绝望与迷茫。无论是于亿万星河中打捞希望的饱和式救援，还是电影中个人在历史浪潮中的偶然闪光，都共同推动着故事走向暂时的happy ending。巧合的是，回望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同样是一个浪潮中浮沉、有众人同舟也有个人掌舵的、从流浪到步入正轨的历程。

早在明末清初，人们就试图用想象力去触碰神奇时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幻想小说”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具备科普教化的作用。期间虽然遇到了瓶颈与停滞，但终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后迎来了新的生长空间。新一代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者们，积极借鉴欧美和日本的科幻文化，开创了新的科幻小说形式。但好景不长，1979 年到1983 年，科幻文学被贴上“精神污染”的标签禁止出版，中国科幻文学几乎陷入绝境。一群驻扎于成都的科幻杂志编辑成为守护者，驻守着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阵地，助力中国科幻走出低谷。其间中国科幻不乏好的作品，只是依然冷门，在国际上也“查无此人”。直到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夺得雨果奖，科幻开始渐渐走出小众：无论你是不是科幻迷，你都至少听说过刘慈欣；2016年，雨果奖桂冠落到了郝景芳《北京折叠》的头上，中国科幻的顶尖作品试图离开这一次两次的偶然，悄悄探出头来；2019年春节档两部与科幻挂钩的电影，更是标志着中国科幻小说迎来了新一轮高潮。

在这百年的科幻发展史中，中国科幻文学几度风雨飘摇，却不断野蛮生长。中国科幻，一直在流浪，也一直在路上。

时间轴

1902年10月，梁启超主编的月刊《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首先提出了“科学小说”这一概念。而在此之前，就有许多欧美科幻作品已经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被翻译引入国内，其中最著名的是1900年由逸儒和薛绍徽引入的《八十日环游地球》。

1904年，《月球殖民地小说》发表，该作品被认为是“中国作者创作的最早的科幻小说”。

1906年底创刊的《月月小说》上，萧然郁生写了一篇只有四回就不了了之的《乌托邦游记》，书中寻访“乌托邦”的主人公所乘坐的“飞空艇”对飞行器有了更进一步的想象。

1905年9月19日，上海《南方报》“小说栏”开始连载小说家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对时空穿越的想象，反映了新的时间观念，构建了一个科技昌明、道德完备、千古未有的乌托邦盛世。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50年，张然发表科幻小说《梦游太阳系》，该小说被认为是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开端，从此中国科幻小说创作进入科普少儿化时期。

1954年，郑文光创作的《从地球到火星》是新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1956年，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中国科幻小说迎来第一次创作高潮。

1957年，郑文光作品《火星建设者》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科幻小说大奖。

60年代，肖建亨的代表作《布克的奇遇》发表。该作品在1986年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师语文课本，成为中国第一篇被选入教材的科幻小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要求加强学术交流，学习外国现今的科学文化。

同年8月，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第一版刊印150 万册。

1978 年，《人民文学》发表了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同年，“中国科幻之父”郑文光于1978年发表《飞向人马座》。

1981年，《智慧树》、《科幻海洋》、《中国科幻小说报》开始发行。

1982年，施咸荣翻译并编辑《外国现代科幻小说》。

1983 年，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之争达到高潮，导致整个科幻文学被贴上“精神污染”的标签禁止出版。

1993年，新版《科幻世界》正式亮相，当年的订阅量一举突破三万的生死关。一年后，订阅量突破十万册，接下来几年订阅量直线上升。

1995年，科幻小说家星河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短篇科幻小说《决斗在网络》，开启了中国的赛博朋克文化作品。

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召开。《科幻世界》杂志经杨潇、谭楷等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发展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刊物。

1999 年到2006年，刘慈欣连续八年荣膺中国科幻文学银河奖。

2015年8月23日，刘慈欣凭《三体》（第一部）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

2016年8月21日，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故事奖。

2019年，2月5日，改编自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的同名电影上映，创造了中国科幻的新一轮高潮。

回望科幻百年——

晚清时期：启蒙——强国幻想

1902年10月，梁启超主编的月刊《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创刊，首次正式提出了“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这一概念。凡是能认真思考和探索人类生活演进中的效果，题材涉及未来世界、未知空间、未知生命形式，以及文明环境潜在危机的，都可以称之为科学小说。

从概念上看，晚清的中国科幻创作大体属于这一范畴。

而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外国科幻小说经由非正式渠道被翻译引入中国，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八十日环游地球》，直到今天也仍然是许多读者的科幻小说启蒙。跨越过时间的长河，我们沐浴在同样的月光下，或许也徜徉在同一片幻想的海洋之中。

二十世纪初，以“小说”来诱发人们对“科学”与“未来”的兴趣逐渐成为了潮流，科幻小说开始走进中国人的阅读世界。人们所熟知的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曾翻译过许多外国科幻小说。晚清小说家对科技乌托邦或外太空殖民地的憧憬，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此类作品的启发。

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诞生了一批“科学机构”，例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单位不怎么具有科技创新能力，而是强调实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宣传工作。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对“科幻小说”的思考最终大多落脚于“科技强国”、“科技盛世”的层面，对于小说情节背后的科学原理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和探究，这种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想象，构成了中国早期科学幻想小说的独特风格。

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被认为是“中国作者创作的最早的科幻小说”，全书共计35回，约13万字，讲述的是一桩发生在清朝的离奇故事。可以看作是对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的一种效仿。

小说主人公龙孟华杀人报仇，在被官府通缉的逃亡过程中，遇到李安武和他的日本朋友藤田玉太郎，从此踏上“空中军舰”冒险。作者“荒江钓叟”（真实身份待考）在这部小说中开始思考地球和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关系。“藤田玉太郎从自己的飞船上看见月球人巨大、精巧且闪闪发光的宇宙飞船。他抱着胳膊，心想：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此后，藤田玉太郎开始潜心研发能够在宇宙空间自由飞行的新式飞翔机械。

小说中描述了一个叫做“气球”的飞行器：它虽然名叫气球，却速度飞快，从美国到英国只需要3个小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还涉及了人类和外星人的接触，即“第三类接触”（指看到该飞行物上的外星生物，包括与之直接接触的情况）。时至今日，我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已经大有突破，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描写，往往会感受到这种幻想的质朴与天真。但这种有些异想天开的想象与文学表达，却也独具一格，富有时代色彩。

（图片2：《月球殖民地小说》插图）

而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则是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著于1908年。这部小说改编自《红楼梦》，讲述了贾宝玉经过多年修炼，重返人间，穿越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宝玉在目睹种种黑暗腐朽后，偶然闯入一处“文明境界”。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他乘着飞车翱翔天际，坐着潜艇畅游海底，见证了一个科技昌明、道德完备、千古未有的乌托邦盛世。

《新石头记》中对科技和环境设想更丰富而接地气，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科技社会。在小说的描写中，人可以调控气候，使农民一年有四次收成。还有各种机器人打理家务，神奇的药物可以改善脑部功能。时光机、千里仪、飞车、遁地车，水靴等种种新发明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这种对时空穿越的想象，反映了新的时间观念，也影响了晚清一代“新小说”家们的写作趣旨：不仅要讲述社会现象，还要抒寄政治理想，更要想象未来之中国，通过科学来强国的思想贯穿于科幻文学作品之中。

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的科幻作品更多停留在对科技所带来的“效果”的想象，而无意于进行科普类的说明。对这些科幻小说作家而言，比起兜售些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也许是通过新的叙事元素和方法，来营构一种新的时空。但小说家自身的知识混杂性，导致了梦想中的新世界显得有些古怪而不合常理，呈现出一种萌芽状态的混沌感。没有科学，难有科幻。这些天马行空的幻想没有吸引到当时的中国读者，自然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的科幻小说发展状况并不如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科普化的儿童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以往的科学小说有了正式的新名字：由俄语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转译而来的“科学幻想小说”。该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风格受苏联文学理论影响较深，倾向于把科幻小说作为科学生产的艺术延伸，由此诞生的科幻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科普意识与儿童文学色彩。

新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的诞生是一个天文学与文学碰撞的偶然。

1954年，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们正为科普工作难以开展、青春期的少年们对枯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而发愁。科普工作者郑文光突发奇想，决定试着将谜一样的天文学与诗一样的文学作品结合起来。恰好，新创刊的《中国少年报》编辑赵世洲也发现了科普作品难以打动人这一问题，于是，他找到郑文光这个总是讲月食、讲人造卫星，讲无垠的宇宙的“天文学家”，说，“老郑，给孩子们写一篇科幻小说吧！”

当时，中国文学界对于科幻小说尚没有明确的概念，谁都不知道科幻小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郑文光没什么可参考的书目，只是凭借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在科普工作之余，抽空写下了三个孩子到火星探险的趣事。很快，这篇名为《从地球到火星》的小说在《中国少年报》上顺利发表。

故事发生在未来，主人公珍珍一直有到火星探险的梦想，但是作为火箭驾驶员的爸爸不同意，珍珍赌气之下，趁着大人在休息，带弟弟和同学乘“火箭船”离开了地球。爸爸与工作人员发现孩子们与火箭船不见后，连忙乘坐另一艘火箭追赶孩子们。最终，大人们带着孩子驾驶火箭绕着火星转了一圈，孩子们终于见到了“白色冰雪覆盖下、笼罩着蓝色薄雾”的火星。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情节简单的小故事与我们所理解的科幻作品相去甚远，其中对火星的想象——如火星地表矮小的地衣植物——也早已被现在的科学技术所证伪，以至于现在看来，这样的想象甚至有些引人发笑。但对于当时主流的纯科普作品而言，这样有趣的叙述方式无疑更有吸引力。

连郑文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篇科普性小故事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从地球到火星》登报后一度引起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当时北京天文馆还未正式开放，《中国少年报》的编辑们为了满足读者们的观测热情，在建国门古观星台架起一座高倍天文望远镜，人们列队通过这个神奇的仪器眺望这颗遥远的行星。

继《从地球到火星》后，他接连创作了《第二个月亮》、《征服月亮的人们》、《太阳历险记》等科幻作品，并于1955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科幻作品集。受鼓舞的不止有郑文光本人，在《从地球到火星》取得成功后，稍有文学底子的科普工作者有了新的科普思路，文艺界的作家们也窥得一片全新的空白领域。1956年1月，党中央正式发出“向学技进军”的号召。多重因素之下，我国科幻作品达到了创作高潮。

早期的科幻小说中，很多具体题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举国心系农业发展时，科学农场类的小说也应运而生。如迟叔昌《割掉鼻子的大象》描绘了新技术培养出的体型巨大，仿若被割去鼻子的大象的的白猪“奇迹72号”；肖建亨在《钓鱼爱好者的唱片》利用发明的诱鱼唱片增加捕鱼数量，《蔬菜工厂》通过工业化方式在车间快速生产蔬菜水果。

然而，该时期的拓荒者们对科幻的探索并非止步于此。虽然科幻创作仍以科普小说为主流，但作家们面对现实也有了更深一步的想象与思考。

与许多早期科幻作家一样，郑文光的目光牵挂着远方未知的宇宙，也同样牵挂着科幻小说——这个在新中国略显稚嫩的文学概念——未来该向何处发展。虽然早期的星空探险科普类小说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但这种科普色彩浓烈、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形象扁平的儿童文学读物注定无法在文学上取得更多成就。此后他创作的《火星建设者》一反曾经的乐观主义手法，故事中人类对火星的开发利用充满艰辛，灾难无处不在，恒星膨胀、微生物瘟疫......早期的建设者们历经万险，才终于完成了对火星的开发。这篇小说是郑文光突破儿童文学对科幻小说限制的尝试，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科幻小说大奖。

60年代，更多作者把目光转向了机械化、机器人与仿生学的创作主题，在依旧充斥着科普色彩的六十年代探寻到了一丝与众不同的光芒。如刘兴诗在《乡村医生》中描绘了早期人工智能协助治病的场景，虽然这类作品的幻想色彩浓厚，科技逻辑支撑较少，对于人工智能、人造器官等主题的刻画还未能深入探讨，就因十年浩劫而被迫中止，但样的探索在当时已难能可贵。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风与现实主义

文革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科幻文学意外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在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进我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同时，越来越多翻译家长期从事着科幻小说的译介工作，即使在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幻进入沉寂期时，这种努力也未停止。在他们的坚持下，不同国家、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科幻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如英国的L．G．亚历山大和阿瑟·克拉克、美国的阿西莫夫、日本的星新一和小松左京等的科幻小说就是这个时期的译作。

受益于翻译家的努力，该时期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形式上摒弃了以往的科普说教模式，更接近同时期欧美科幻小说的风格；在题材选择上也更加宽泛，虚拟现实、多重宇宙、时间旅行、克隆技术、外星人入侵等以往中国原生科幻较少涉及题材，在该时期大量出现。

对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下的所处的地位探索，也逐渐成为后来中国科幻文学常常所探讨的重要问题。用“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取代“个人形象”来展开冲突，是科幻文学所独有的艺术手法。科幻作家反复描绘的那些天真而善良，在科技水平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承以及高度集体认同感的“种族形象”，与其说是描绘人类命运，不如说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想象性再现。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数量上，小说整体质量也全面提升，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作家将创作视角转向社会现实。

可以说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之后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后，科幻文学就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被韩松称作是“把‘乌托邦’的美好理想发展到极致的乐观主义写作思潮中更具备中国特色的代表”，至今已售出300万多册的奇迹预示着中国“成人化”科幻时期的到来。随后人们耳熟能详的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还有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 《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等等都是这一时段诞生的力作。

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家大多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良好的文学素养，往往首先是本领域内的专业人员，然后才是科幻小说作家。以童正恩为例，他认为自己只是个“粗通文墨的业余创作者”，本职是考古工作的他创作了大批以考古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他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开篇以主人公陈天虹的视角进行倒叙：主角的老师赵谦教授成功制成了高效原子电池，某大国抢夺未果后将其杀害，教授在临终前将样品托付给了青年科学家陈天虹。在回国的飞机上，陈天虹被恶意击落，又在一座与世隔绝的珊瑚岛上被马太博士所救，在他的帮助下，陈天虹带着原子电池最终逃出生天。

《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充满了童正恩对自然人性的理解与关注。在描述受蒙骗的马太博士的新发明将用于战争时，作者借助主人公陈天虹之口表达了自己技术和战争的思考。童正恩认为科技本身清白无辜、并不承载价值，只是在不同人手中产生不同结果。“充满了仇恨，也充满了信心，我驾驶着小艇向着祖国的方向飞驰，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生活”，文末最后一句话表达出科技对引领促进社会进步的无限可能。该作品在1978年发表后轰动全国，获得全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且立即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中国科幻小说长期以来都是与时代和政治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时期科幻文学努力想要摆脱前一阶段“科普”的使命，关于科学文艺的概念混淆的潜在矛盾一触即发。1979 年到1983 年，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之争持续升温。由于80 年代社会上的“清除精神污染”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整个科幻文学被贴上“精神污染”的标签，禁止出版。科幻文学杂志纷纷倒闭停刊，最甚时期全国没有一篇科幻小说问世。科幻文学在孤立状态中陷入长达十年的萧条。

90年代至今：新生代——从“星辰大海”到Facebook

在20世纪90 年代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后，以星河、王晋康、刘慈欣、韩松、吴岩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幻作家著作迭出，中国科幻走出低谷迎来了新一轮高潮。他们的主要创作阵地是驻扎于成都的《科幻世界》。从最初的《科学文艺》、《奇谈》到《科幻世界》，从银河奖到世界科幻年会，杂志社历经坎坷，但以杨潇为代表编辑部众人力挽狂澜，坚持守住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阵地，为中国科幻的一度崛起奠定了基础。

与前三代科幻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多数拥有傲人的学历和专业的技术，并接触到了西方原汁原味的文艺思潮和大量的科幻小说。“新生代”科幻作家在写作风格上，独具特色，各有千秋。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狭窄的想象格局以及科普价值的枷锁。韩松的小说幽暗诡异，刘慈欣的小说气魄恢宏，王晋康的小说充满人性的温暖和理性的思考。他们思考的更多是诸如技术与人性、科技与社会、虚拟与现实等一系列宏大却又不失深刻的问题。聚焦于现代，也放眼无边际的星辰大海。

只要谈到新生代科幻作家，必然绕不开刘慈欣与他的《三体》。“雨果奖”之后，《三体》几乎成为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代名词。在某种意义上，刘慈欣确实掀起了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的最高热潮。但除了知名度最高的《三体》以外，他还写过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2016年出版的短篇作品《中国太阳》就区别于刘慈欣一贯的“冷酷”气质，表现了他极具人文关怀的一面。

“在银色的大地上我遥望家乡，村边的妈妈仰望中国太阳。这轮太阳是儿子的眼睛，黄土地将在这目光中披上绿装。”

这是一个不断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生活与理解生活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水娃从家乡到城市再到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从擦皮鞋工到城市高空清洁员再到清洁“中国太阳”的“镜面农夫”，他的思维方式渐渐改变，“原来有些东西，只有亲眼见到才能知道它的样子。”许多年前，踏上大厦楼顶时，水娃看到了整个北京，来到中国太阳后，他看到了整个地球，而现在，他站在宇宙的原点上，看到了无法想象的奇景。一颗探索太空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小说的最后，水娃提出以“中国太阳”作为恒星际飞船，飞向宇宙深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从不向于己无关的尘世外扫一眼。有的人则用尽全部的生命，只为看一眼人类从未见过的事物。这两种人我都做过。我想选择我的人生。”

水娃之于宇宙的探索正如刘慈欣之于科幻，步履不停。

即使在科幻小说被视为“精神污染”的八十年代，无市场，无人看，他也从未停止构思和写作。刘慈欣1985 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娘子关发电厂。朝九晚五的小镇生活，枯燥、僻静，刘慈欣不喜打牌、聊天，工作之外，他就想象、写作。1991年，他第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超新星纪元》诞生了。1999 年到2006年，他连续八年荣膺中国科幻文学银河奖，创下了前无古人的纪录。其中，就包括《流浪地球》，以及把他推向世界推向顶峰的《三体》。

在这些年科幻文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科幻的主题方向也发生着变化。在克拉克奖的颁奖仪式上，刘慈欣对科幻小说的转型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与志趣。“而在现实中的2018年，再也没有人登上月球，人类在太空中航行的最远的距离，也就是途经我所在的城市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的里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这像有一句话说的：‘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

人们的目光从星空收回，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更多地关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幻的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

“cyberpunk”时代——天堂与地狱仅一墙之隔。高科技，低生活。网络、虚拟、高楼大厦、卑如蝼蚁的底层人民、灯红酒绿的街道、生化人、罪犯都是赛博朋克作品中的常见元素。 “‘Cyberpunk’这个词强调了两个基本方面：科技和个人主义，我们可以概括地理解为‘使用机器的无政府主义’或者‘机器/电脑的叛逆运动。’”

1995年，科幻小说家星河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短篇科幻小说《决斗在网络》，开启了中国的赛博朋克文化作品。后来此类型小说开始大量涌现，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中就有近一半的作品涉及网络，出现了宋宜昌、刘继安的《网络帝国》、吴岩的《生死第六天》、星河的《带心灵去约会》等小说作品。

赛博朋克的影响无疑在这两年里铺满了世界，人工智能和现代网络科技也一再挑战着新的领域。

绕不开的堡垒——科幻母题

外星生物生命形态

地外文明中外星生物的形态一直以来都是科幻作品中的重要母题。其中围绕对外星生物的想象丰富多彩，折射出了人类的科学意识和对这些“外星人”的无尽猜测。这些外星生命体成为了科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为情节的展开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图片13：外星生命体）

最常见的，属于碳基生命体“类人外星人”。在地球上，细菌、动植物和人类，都被称之为“碳基生命体”，学界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支持地球生命来自同一起源的证据。以此作为基础，在许多科幻作品中,以地球生物为模版的“碳基外星人”成为了主流。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阿凡达》中蓝色类人生物Na'vi族，这种拥有蓝色皮肤的潘多拉星人，具有和人类相似的肢体和思考、沟通方式，符合大多数人对“外星人”的想象。

此外，“硅基生命体”也是科幻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外星生物体形态。硅基生命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靠化学反应以化学能为能源，需要进食的硅基生命体。而另一种则是近似于机器人的机器生命体。

在刘慈欣的《山》中，外星人就是曾生活在行星内部的硅基机械生命体:“我们的世界中只有固体，没有气体和液体。我们是机械生命，肌肉和骨骼由金属构成，大脑是超高集成度的芯片，电流和磁场就是我们的血液，我们以地核中的放射性岩块为食物，靠它提供的能量生存。没有谁制造我们，这一切都是自然进化而来，由最简单的单细胞机械，由放射性作用下的岩石上偶然形成的PN结进化而来。”这种思路下的外星生命形态，已经开始超越了人类对地球生物的普遍认识。

既然有碳基生命体，也有硅基生命体，那么自然也有两者结合的生命体。科幻作家在创作过程也对此类生命形态展开了想象：这种生命体有可能是两种不同生命体共生或者一方寄生于另一方形成的一种生命系统。也有可能是硅基生命体或者碳基生命体对自身进行改造后产生的生命体。

最具参考性的形象是DC漫画《钢骨》中的维克多·斯通：他原本是一名优秀的美式橄榄球明星运动员，因为意外被天启星的母盒炸成重伤，濒临死亡。但他却在爆炸瞬间融合了母盒分子，为了延续其生命，他的科学家父亲塞拉斯·斯通，将他带到美国政府收集各种外星科技的“红屋实验室”里进行抢救。因为受到母盒分子的影响，维克多吸收了红屋中的所有高科技，最终成为了半人半机械的生化人，也就是碳基生命体和硅基生命体结合的生命形态。

通过对半人半机械的生化人的认识，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金属形态的外星生命体。需要了解的是，构成这种生命体的金属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金属，而可能是某种纳米金属机器人：通过无数的金属纳米的堆积，从而变成某种可以在形体上发生改变的特殊金属生命体。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金属外星人则是《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又被称为超级机械生命体，作为塞博坦星球上被生产线制造出的机器人，他们拥有极强的战斗能力，同时也拥有情感和思想。

看过电影《第九区》的读者，一定会对虫类生命体有深刻的印象：主角维库斯感染了某种神秘病毒，逐渐变成一个类虫形态的外星人。因为骨骼的限制、和较短的寿命，地球上的昆虫并没有形成高级智慧，但是在科幻作品的作者眼中，这并不代表具有其他环境因素的星球上不会有虫类外星人。

除了这些生命体形态外，人们对外星生物的想象还有诸如硫基生命体、硅砷基生命体等多种形态。地外文明和环境和生命形态与生命体的衍生息息相关，不同情境下往往会孕育出不同的外星生命体，难以对此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划分。人们对外星人的想象永远都不曾停止，外星生物生命形态这一母题，从未褪去热度。

科幻与现实

现实主义是新生代科幻小说的特征之一。阶级极端分化，人被虚拟网络空间异化，极权主义危机等问题的探讨层出不穷。郝景芳笔下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北京，韩松笔下地铁上毫无知觉的乘客，都反映了对现实的忧虑。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闫作雷老师也提到了这个特点，“有很多是关注现实问题的，以一种曲折的、变形的方式反映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像韩松的《地铁》，写的像卡夫卡似的。”

《地铁》五部曲中的第一部是《末班》。讲的是一个小公务员，每天上下班乘坐地铁，偶然发现末班地铁上乘坐着的都是毫无知觉的乘客。突兀而至的小怪人，则将之装入玻璃瓶中，拖至隧道深处的幽冥之中。他在试图逃避又情不自禁探索真相的矛盾中，逐步接近似真似幻的未知区域。最后自己也被装入玻璃瓶放在单位的窗台上。

王晋康的《蚁生》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文革”的背景下，一个痛恨人类的自私和堕落的知青，用从蚂蚁身上提取出的一种激素，喷洒到人身上以产生一个蚂蚁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类通过科幻元素，探讨人类社会关系，或者现实问题的一般被称为软科幻，与《三体》这类硬科幻存在着区别。关于二者的区别，有学者认为：“软科幻讲科学、科技给人类造成的异化，负面的比较多，科技硬核的知识涉及的比较少。但是硬科幻会把科学原理都讲出来，虽然读者可能看不懂，但是里面有很多知识。韩松是学中文的，不懂科技，但是可以写科技对人的异化。刘慈欣就是硬科学，他是工科生。”

同时，软硬科幻风格除了与作家的个人特色有关，也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想象的限度。

“清末明初，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就想象对科学技术，例如飞机、潜水艇有幻想，当时主体就是科学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因素，可以帮助中国富强起来，这时的母题就是通过对科学的乐观想象。”与新生代作家对现实的冷酷批判不同，从科幻作品进入中国以来，直到黄金时代的结束，作家们整体上都对科学技术抱有粉红色的幻想，科技是现实以上，是现实的翅膀。“当时翻译了很多国外的作品，尤其是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这个时候中国的小说家也开始创作，有个续写《红楼梦》的，《新石头记》，写贾宝玉开着潜水艇环游地球，看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特别先进，提倡‘我们要学习技术。’”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网络世界对现实生活的不断渗透，许多人从黄金时代的梦里醒来，有关于赛博朋克、克格勃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科技与现实的交织之下，新生代中国科幻作品正驶向更远的未来。

“末人”与中国科幻

“末人”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的、与“超人对立的概念”，主要是借此譬喻现代人精神层次沉沦的现象。“一代令人作呕的洋洋自得的牲畜，肚满肠肥（well-fed）、衣冠楚楚(well-clothed)、居室堂堂(well-sheltered)、受尽呵护(well-medicated)。他们的生理需求一得到满足，就像心满意足的奶牛一般。很难说他们快乐，即使他们自以为‘发明了快乐’。”“他们无所期望，他们的精神枯竭到连一个舞蹈明星都产生不出。”在他的描述中，所谓末人是生活于安逸与自满中，丝毫不懂得由痛苦和孤独中提升自我的人。

有学者提到“九十年代，福山就认为冷战结束，社会主义溃败了，历史已经不可能有好的未来。尼采认为，历史终结之后，人的状态不再具有古典时代的英雄气概。三体里面设想过‘末人时代’，这个时代‘不是给文明以岁月，而是给岁月以文明。’人类的启蒙时代的科学价值全部都落实了，以‘爱’、‘人性’所标榜的，但是这样一个时代是不行的，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是不行的。”

继尼采之后，法国哲学家科耶夫认为，当历史终结时，“末人”的欲望必将从“人性”坠入“生物性”。“在历史终结之后，人仍将建造大型建筑，创作其艺术作品，就像鸟儿筑巢和蜘蛛织网，……，像幼小动物那样玩耍，像成熟的野兽那样做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说，这一切能使人幸福。”他充满忧郁地预言，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末人”（The last man），或者用一种更犀利的译法---“报废之人”，即仅仅追求个人快乐与幸福的享乐主义者。

早期清末在抒发对未来的美好思想中，作者通过科学来强国的思想贯穿于科幻文学作品之中，对“末人”的描写也常用来衬托作者所向往的、科技对社会环境的改变。当时科幻小说作者对末人的理解在《新石头记》中乎可见端倪，就如同男主人公贾宝玉所看到的、沉浸于黑暗中而不自知的人们，“你崇拜所有的洋人，老会显出诚挚的神情。这是获得面包与金钱的妙法，且一家人靠此为生。”

文革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此时科幻小说作家因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了对现代进步的质疑。作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重要科幻作家,刘维佳在其反乌托邦科幻小说《高塔下的小镇》中同样出现了“末人”隐喻。女主角水晶在大量查阅小镇图书馆中的藏书之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由于高塔的保护，小镇上的生产力水平在过去三百年中都毫无变化，仿佛“凝固在时间的长河里”，而这样看似幸福的生活，实则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希望。此时听闻该发现地男主人公所表现出的迷茫、纠结、追寻与幻灭，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个人的无意义感”，“即是那种生活没有提供任何价值的感觉，成为晚期现代性背景下最基本的心理问题。”

90年代后，《三体3：死神永生》中“新生代作家”刘慈欣也着力描绘了程心所代表的“末人叙事”，其实自始至终程心依赖和反应着整个末人世界。末人们傲慢的以为“我们已经发现幸福”，殊不知道维持他们的普世道德感和爱心是彻头彻尾的自私，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真正责任的逃避。刘慈欣对于现代道德和哲学问题的思索，也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照。与他最崇敬和高扬的、《黑暗森林》中罗辑的英雄叙事相比，《死神永生》中程心视角的末人叙事是他最担忧和困扰的。这两种叙述视角与汪淼的知识分子叙事所代表的三种人群，共同代表了人类社会中的集体群像。在第三部故事结尾时程心才意识到，当末人们自以为发现永恒人性和道德法则、凌驾于之上时，所得到的结果却导致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终结。

理性铁笼：道德与生存的两难选择

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三个人，这三个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为了生存必须要吃掉一位同伴，你会怎么选择？

这是刘慈欣与江晓原的对话中最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当人类集体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究竟是要选择丢掉人性活下来，还是保持人性直到最终灭亡。这也是中国科幻进入现代后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面对极端情况下生存与道德的两难选择，所谓的正确决定又是否存在呢？

1982年引译入中国的科幻小说《冷酷的方程式》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为病人送去血清的飞船上意外混入了想要探望兄长而偷渡的少女，根据法令规定，偷渡者额外的重量会造成整艘飞船的坠毁，所以必须将偷渡者抛至舱外。故事的结局冷酷而残忍：“驾驶员只是轻轻推下一根红杆，就完成了他的职责，随着空气从气舱涌出，飞船轻轻地晃了晃，墙壁有点振动，好像什么东西在经过的时候撞在外层门上，接着什么也没有了，飞船又稳稳当当地下降着。很快，一件不成样子，丑得可怕的东西在他前面匆匆飞向沃登星球。”

刘慈欣曾多次强调这篇小说对他日后思考与创作的影响。“冷酷的方程式”所隐含的这种基于经济实用主义而削弱了道德约束的生存法则，暴露出最初萌发科幻小说的启蒙理性与人文主义自身的悖谬。这样的方程式在故事的背景设定下是注定无解的。

作品传到中国后，许多中国作家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写或续写，无疑，原作中的现代性悖论与90年代面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种种文化焦虑发生了深刻的共鸣。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间地位的变化，一种商业化、市场化的伦理思想变革悄悄展开，似乎追逐效益的经济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唯一的游戏规则。

“当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呼唤的现代化‘远景’快速到来时，贫富分化、阶层重组以及种种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粗糙暴虐的现实情景，都在打碎人道主义话语所构想的那种‘自由人’的理想镜像。”

焦虑之下，很多作家对这种现代性悖论的解读将矛盾引向了人性与法则、感性与理性间的对抗，而持有机器逻辑的人工智能往往成了背锅侠。近到电影《流浪地球》中惨遭火烧只留下一句“让人类保持理性果然是一种奢望”的moss，远到潘海天改写《冷酷的方程式》的作品《选择》中，当驾驶员与爱人乘坐的飞机遇到故障，电脑选择放弃姑娘保全驾驶员，姑娘则选择服毒自尽保全爱人。尽管结局一样，但作者成功把人面对方程式时的脆弱转化为人性的伟大与机器的冰冷，从而某得了某种意义上人类的胜利，缓解了现代性悖论下的紧张关系与焦虑情感。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式“理性铁笼”故事无疑是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小说中冷酷无情的黑暗森林法则之下，人类文明只能抛弃脉脉温情，在无边的宇宙中不择手段地前进。值得探讨的是，这些相似的故事中，无论是宇航员面对天真少女一瞬间的不忍与反思，还是《三体》中争议颇大的角色程心留下的那个影响不明的生态球，一方面是对生存法令的破坏，一方面也是亦成为“人性”之真善美的象征与纪念物。通过个体的记忆，“人”的历史、价值与理想依然有传递下去的希望，尽管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却构成整个故事道德与价值判断的根基。

这也是刘慈欣对于开头那个问题的回答。对话公开后，刘慈欣选择吃人这个惊人的答案，导致许多读者对在作品中宣扬“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的刘慈欣不解甚至愤怒。然而，个体选择对于方程式的消解与人类集体对方程式的对抗不该放在同样的维度上去比较。理性铁笼困得住人类集体，却困不住在两难选择下迸发出文明光芒的个人。道德与生存的现代性悖论于集体而言，是暂时无解的，但是对于个人的选择而言，无论是牺牲自我式的道德维护还是毫不留情地走向生存，都背负着同样沉重的文明。

科幻生长的土壤，就是科学给人们带来的神奇感和对技术可能创造的迷人未来的向往，而随着科技发展不断挑战着想象边界，这种新奇感在不断地的消亡。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为中国科幻带来了今非昔比的关注，但中国科幻作品在当下的在国际舞台上仍是微弱的星火。纵观百年发展史，经历了几次重创的中国科幻时至今日，仍与西方的科幻世界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正如刘慈欣在克拉克奖颁奖礼上所说：“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套用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台词：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百年的中国科幻将走向何方，但从今天开始，中国科幻作家的勇气与坚毅，将永刻于星空之下。这一绝望与希望并存，已经持续了百年并将继续探索的漫长宇宙之旅，未来的人们将称之为——中国科幻流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