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热情欢迎外商直接投资(FDI)。尽管一系列新兴市场货币危机让一些国家仍然对资金流动保持警惕,但FDI通常被认为是有益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垂直型FDI通常被视为是一种双赢策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降低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成本。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量化FDI的多种好处。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的长期均衡收益上,主要包括提高生产率或商品供应。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史蛟教授日前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发表的论文则通过增加短期视角来填补先前研究的空白。文章题为Vertical FDI and exchange rate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openness to FDI(商业周期内垂直FDI和汇率的关系以及FDI的福利影响)。受长期因素推动而在稳态发生的FDI流入被称之为“长期FDI”,随商业周期因素波动而变化的FDI被定义为“短期FDI”。文章认为,短期FDI加剧了名义冲击环境中的福利损失。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保留长期FDI,但限制FDI的短期变动,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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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观察到净FDI流入和汇率在商业周期中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一国货币贬值时,该国家往往会获得更多的FDI。此前大多数涉及跨国公司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都未曾对这种规律作出解释。本文的模型揭示了为何FDI流入和汇率(无论是货币冲击下还是生产率冲击下的汇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文章对企业的生产地点决策的研究基于Devereux和Engel(2001)的两国模型。与以往的国际宏观理论研究相异的是,文章中的模型研究了生产率非对称的国家。企业在国外生产的相对盈利取决于其生产率,以及国内外工人实际工资的预期差距。各国的平均生产率决定了长期跨境FDI流动的方向和数量。具体而言,平均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生产率较低的国家成为FDI的目的地。

本文模型显示,在货币或生产率冲击下,汇率和FDI之间产生积极的联动。例如,国内货币扩张导致国内实际工资贬值。由于工资差距预计将持续到下一个时期,在进行生产时,更多的企业被吸引搬迁到工资贬值的国家。另一方面,积极的国内生产率冲击导致国内实际工资相对于外国工资增加。国外较低的实际工资以及更好的生产技术增加了企业向海外迁移的预期收益。因此,促使更多的公司在国外生产。

为了评估FDI如何影响福利,本文通过在二阶近似下数值模拟模型来计算预期的世界效用。将基准模型中的预期世界效用与另外两种场景中的效用(当所有公司在国内生产时,以及仅允许长期FDI发生时)进行比较,得到了三个关键发现。首先,稳态下的企业迁移是改善福利的。其次,在名义冲击下,短期FDI波动进一步恶化了名义摩擦造成的福利损失。而在实际冲击下,短期FDI波动由于几种反作用力而几乎没有福利效应。第三,当公司能平稳地停留在其转移到的生产地点时,而不进行短期的转移时,可以实现最佳结果。

最后,文章分析了模型中的稳健货币政策行为,讨论了政策制定者如何有效制定政策。文章指出,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掌握的信息可能不完整。在纵向FDI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信息缺失。首先,在现实世界中,很难说出影响经济的冲击的性质,但该模型暗示的政策处方严重依赖于影响经济的冲击类型。其次,虽然该模型表明应该欢迎长期跨国公司,但现实中,政策制定者很难评估公司的真实质量。本文首次尝试在货币政策背景下研究这种环境中的政策行为,其他政策,如资本控制,如何被用于处理短期FDI的福利成本,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作者史蛟教授2013年5月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史蛟教授长期专注FDI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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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杂志》2019年5月刊。该杂志是Elsevier出版公司出版的双月同行评审学术期刊,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杂志官网显示其5年影响因子为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