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文化在中期完成了自身的重新立足与发展，在晚期进入到影响与扩张阶段，先周文化的发展壮大成为历史主流，这种影响与扩张最终席卷整个关中西部地区。而以迁都沣邑为标志，先周晚期也可以分为早晚两段。晚期早段先周文化的扩张主要在于关中西部范围之内，到了晚期晚段则是完成了对关中西部的统合，进而在战略目标上升至跨地区级别。
这一时期的主要遗存有周原二期，壹家堡四期，郑家坡与岸底中期至晚期，碾子坡晚期墓葬，蔡家河三期，下孟村遗存，枣树沟脑三期，纸坊头４层，刘家墓葬第六期，高家村部分墓葬，斗鸡台墓葬，周公庙、孔头沟先周时期遗存，北吕墓地一期二期，西村墓地一期二期，于家湾、黄家河、贺家等处的先周墓葬等。先周晚期早段，周原遗址不仅发展壮大，其周边逐渐形成了周公庙、孔头沟等采邑群。
壹家堡遗址进入第四期；郑家坡、岸底遗址进入先周文化晚期；断泾遗存退出；蔡家河、枣树沟脑遗存进入第三期；刘家文化墓葬逐渐从偏洞室墓为主过渡到竖穴头龛墓为主的形制；北吕、西村墓地开始使用，并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先周晚期晚段，沣西遗址开始建设发展，周原及周边地区，漆水河中下游地区在前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发展，原碾子坡类型与孙家类型活动区域，甚至崇信于家湾等地的考古学文化在面貌上都注入了大量先周文化因素，刘家文化则相对保留了较多自身原有特征，但也吸收了大量先周文化因素，整个关中西部地区及部分周边地区在先周文化的统合下整合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变动发展是历史进程的体现，目前可探索的先周早期大体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上层时期，至周人迁岐从理论上推测大概持续二百余年；先周文化定居周原后，经古公亶父后期，王季、文王至武王，这期间大概不到百年，也就是说我的对于先周时期的分期单从时间轴上是不均等的，也不是一个钉死的框架，时期越晚，相对资料越多越清晰，并且随着新的发现还会调整甚至细化或补充分期。关于商末周初在关中西部地区，先周时期与西周早期连续相承，不像中原地区那般经历了改朝换代与政治突变，故较多遗址都展现出先周晚期到西周早期甚至西周中期的连续发展。
不仅有先周核心地区的周原、周公庙、孔沟头、北吕等遗存，黄家河、碾子坡、于家湾等周边地方性遗存也同样延续到西周时期。对于一些器型确实不易对其先周晚期或西周早期强行断代，反倒造成两个时段中似有缺环的假象。雷兴山先生所提出的根据殷墟文化因素来判断丰镐遗址内西周遗存的两条原则是我们分辨商周之际遗存的重要参考。但就先周文化因素本身而言，其在关中西部地区存在着考古学文化相对于政治兴亡的滞后性，也就是说，中原改朝换代的影响与周初殷遗民的迁入只是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因素构成造成了变化。本地原有的各文化因素可能尚在到西周早期文化质变节点的发展路线中。
故学者们多以商末周初这个时间段来形容关中地区的一些遗存，某些被认为是先周晚期的遗存可能己进入西周纪年，而一些被认为是西周早期的遗存也可能早到先周。因此，对关中地区先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不宜与西周早期文化割裂，先周晚期周人扩张与发展所带来的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变革是本文所侧重观察的，以期建立起先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与历史发展的框架。而以“商末周初”这个时间视角来看，前文所提到先周晚期周人的影响与扩张仅是关中西部地区格局面貌变迁的“上半场”，西周建立之初，武王与周公对京畿地区的赏赐分封与大量殷遗民的迁入使以周原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格局再次刷新。
张天恩先生对西周社会结构的总结是“畿内采邑，畿外诸侯，高下分级”。这点在商周之际的关中西部地区尤为体现，除之前提到的先周晚期周公庙、孔沟头等遗址，宝鸡竹园沟、茹家庄所发现的“弓鱼”国墓葬，石鼓山商周墓葬，泾阳高家堡戈国墓葬，灵台白草坡“濕伯”墓等都是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历史格局的重要体现。历史的发展模式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从商周之际关中地区各遗址所展现出的整体面貌上看，我认为西周早期的政治格局正是基于先周晚期周人对关中地区的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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