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任正非发表了《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章引发了企业界的热烈讨论和推崇。

但对华为来说,那却是一个有切身之痛的时期。

任何一个创业者、老板都想要牢牢掌控公司,你看某明星共享单车创始人哪怕是让公司频临死亡,也绝不让自己出局。

这种根深蒂固的执念,每个老板都深有体会。

一般来说,老板控制公司有两张牌常打,一个是利益牌,一个是感情牌。所谓恩威并施,就是既要谈利益,也要谈感情,既能够奖罚严明,也可以推心置腹。

毕竟,老板必须是通过用人去控制公司。

在一定时期之内,这两张牌都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公司的发展,这两张牌的作用就渐渐失效了。

根据我的观察,一个小公司在二三十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小山头”现象。

而在一些百人以上的公司,“小山头”几乎是必然的。

华为当然也是如此,我们看任正非是怎么说的: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

这个时期被任正非称之为“春秋战国”,当时华为内部的混乱和人事纠葛,可想而知。

任正非说自己愚钝,我们是不信的,一个愚钝的人怎么可能领导十几万人马,创下如此庞大的事业呢?

真正厉害的人也许都喜欢这么说自己,比如马云也认为自己的智商不高,但那些智商顶尖的精英都在给他打工。

有人说,在科技互联网行业,真正有组织体系能力的只有华为和阿里巴巴。

对,任正非和马云能把事业做大的关键就是企业组织力的建设。

老板到底靠什么掌控公司?

组织体系,组织机制。

阿里CEO张勇说,「企业领导者学会“用人做事”,而非“做事用人”。用人做事和做事用人,跟组织设计是两件事,但高度相关。做事用人的核心是排兵布阵,把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按照既定策略做。用人做事是找到一个人,能分缕析地安排好,来设计组织。」

他说这是马云给他传授的机宜,“‘做事用人’是事情已经想清楚了,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干。相信很多人还在这个阶段。越往后走,会接触到‘用人做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有五湖四海的人,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喜好和亲疏之别。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江湖,如何把各种各样的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还是要相信历史和人性的规律。

春秋初期,晋国实力雄厚,而秦国还不过区区一贫弱之国,但晋国有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卿,如六路诸侯,盘根错节,把持朝野。

公室君主已经事实上无力驾驭六卿,而六卿之间彼此攻伐内斗,晋国在这种内耗中元气大伤,后来不得不分裂成韩、赵、魏,又一一灭亡在强敌之手。

几千年风雨过去,人性还是一样的人性。

组织是一个利益同盟体,但“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对企业这种相对国家更松散的组织体来说,内耗的问题更显而易见。

越缺什么就越强调什么,现在做企业的人都在讲格局,但恰恰说明他们都没有格局。

老板是靠控制身边的几个人去间接控制其他人,而他身边的人身边也是同样的状况,每个人都天然的寻求利益同盟,这种同盟一旦形成、稳固下来,那么“小山头”的利益自然会凌驾于整个组织的利益之上。

东哥最近为什么又是“996”,又是末尾淘汰和轮岗,就是在进行组织改变,寻求打破“小山头”,不然各路诸侯就会走向分裂。

1996年1月,华为市场部集体辞职,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辞职事件,影响深远。

当时,华为市场部所有正职干部,从市场部总裁到各个区域办事处主任,所有办事处主任以上的干部都要提交两份报告,一份是述职报告,一份为辞职报告,采取竞聘方式进行答辩,公司根据其表现、发展潜力和企业发展需要,批准其中的一份报告。在竞聘考核中,大约30%的干部被替换下来。

任正非说,全公司一定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体系,统一的考评体系,才能使人员在内部流动和平衡成为可能。

他先是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

后来又是耗费重金请国际巨头IBM等公司对华为进行组织流程改造,洋顾问们一边看着手表按小时计费,一边让华为伤筋动骨,完成了“脱胎换骨”一样的改造。

这个改造的过程是非常凶险的,也是代价惨重的,任正非说,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必要的制度来支撑这个文化,这时,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在2003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但我乐观……。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的运行,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大量地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权力的“官”,不可能有产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质,左了改,右了又改过来,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这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

所以,才有了“成功的企业需要死三次”“烧不死的鸟是凤凰”的说法。

任正非曾高度评价市场部大辞职的影响: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是一场洗礼,他们留给我们所有人的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

从这点来看,东哥的组织改造更是风险重重,但他也没有什么退路是吧。

2007年10月,华为内部宣布所有工龄超过八年的员工办理辞职手续,辞职之后再竞岗重新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编制《华为基本法》的人大教授之一,《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曾问任正非,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任正非答:“华为员工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

“如果他们懈怠了怎么办?”

“淘汰出去。”

华为的组织淘汰机制不但解决了员工的懈怠问题,更是让组织形成了健康的流动机制。要注意,华为的机制改造是任正非主动选择的。

IBM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埃克斯(JohnAkers)曾说过,“想让一个组织保持最大的活性,就是让所有人都流动起来。”

相比华为,阿里巴巴的组织架构变化更是频繁,它们的管理层调整简直就像马云想法——天马行空。

他的接班人,阿里CEO逍遥子张勇,在阿里几年就历任过淘宝网首席财务官、淘宝网首席运营官兼淘宝商城总经理、天猫总裁、阿里巴巴集团首席运营官等多个职务。

马云曾表示过,优秀的人才就是你让他干一件事做成了,然后让他做另一件事也做成了。

组织最怕的就是稳定和均衡,凯文·凯利在《失控》里说,“均衡即死亡。也就是说,在高度完美、高度均衡之后,组织也就失去了活力。”

所以,企业必须是不断的进行组织升级改造,而老人做新事往往会有思维惯性,更有他的既得利益,而创新要么是新人做新事,要么是老人打破自己的舒适区。

众所周知,如今很多的创业公司寿命都不长,其中关键一点就是打破不了组织“小山头”演变的魔咒。

或者说,创始人对公司组织体系的掌控不强。

组织力不是靠喝大酒、搞团建就可以得到的,这需要老板自己在头脑当中转过弯来,然后有这个决心去打断自己的筋骨,该换人换人,该淘汰淘汰,以牺牲“小我”换得“大我”。

创业,就是有舍有得,有选择,有放弃。

不然的话,自身的病根不清除,机体又哪有什么真正的康复?

什么是组织,组织就是编制和控制,是让个体服从整体,是组织的目标和利益大于一切。

一个健康强壮的组织里没有自行其是的“小山头、小团伙”这类肿瘤,有组织力的公司才可以高效发挥出整体员工的能量,真正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

组织必须长期充满活力,这一点最难做到,组织没有活力就会走向死亡,这种企业不能长期为客户创造价值。

三年前,在对记者谈及华为成功之道的时候,任正非强调了一点:

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今天很多创业者觉得比较难做,他们总想着找些牛人来帮助自己。

实际上呢,你不是缺少牛人,当年的阿里“十八罗汉”也并不是比别人更优秀多少,关键还是你的思考、选择和你的组织协作力。

当你的思维不改变、组织体系不改变的时候,你找几个牛人、能人过来还不如用普通人,因为比较牛的人都比较傲气,谁也不服谁,如果你的组织力不行,那么他们就会争斗内耗,让你的公司耗散的更快。

一个公司有组织力的表现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作出合适的事情。

这当然很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任正非最近就不会说“再用二、三十年时间,建立起统一意志、清晰方向、有序组织、顽强奋斗的群体”了。

真正重要的事情从来都是缓慢的,需要足够时间磨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