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进：学术职业流动：中日对比研究——中国M大学与日本N大学的教师流动情况实证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9.04.09

摘 要

学术职业流动日益成为一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表征。中日两国地域临近、文化接近，但在学术职业流动理念、实践和未来趋势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引入简历分析法，对中日两所顶级高校学术职业流动规律进行分析，并从流动范围、流动强度、流动时段三个方面综合对比分析了两国学术职业流动特征与规律。研究发现，在流动强度上，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强于日本，工作流动弱于日本；在流动范围上，中国比日本更为广泛；在流动时期上，受国情和政策影响，两国不同历史阶段学术职业流动存在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未来趋势。中国与日本相比，近年来通过学术职业国际化逐步实现了向日本等国的追赶，学术职业流动从少到多、从数量到质量、从无序到有序，但也仍然存在学术职业工作流动偏低、近亲繁殖较为严重等问题，日本的部分学术职业流动规律对于中国学术职业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学术职业；教师流动；简历分析

我国正经历由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从世界学术外围向中心转移的关键历史时期，核心表征之一是学术职业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但已有学术职业国际化研究更多偏向于对中国本土相关静态指标的分析（如海外学者比例，国际期刊发文数量），既缺乏与发达高等教育体系的客观对比，也无法形成直观上对中外学术职业差异的判断，更无法深层次分析中国学术职业国际化运行规律、存在问题和改革路径。为此，本研究引入简历分析法，以日本为参照国，中日两所顶级高校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两国学术职业国际化状况展开深入分析。日本是中国学术职业研究的理想参照国，中日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相似度高、历史交流频繁，日本自“二战”后强化的“教育立国”和“人才强国”理念，使该国高等教育得到较好发展，跻身全球高等教育强国行列。尤其是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之后，高校教师招聘制度更为灵活，教师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与之相近，近年来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教师招聘也开始凸显国际化指标，对外籍教师招聘条件也逐年放宽。

学术职业国际化背后是学术职业流动问题。教师的国际化水平、流动层次和流动质量差异可以作为分析中日学术职业国际化差异的基本观测点。为此，本研究通过对中国M大学与日本N大学教师简历进行收集整理，尝试对上述有关问题做出解答。中国M大学是中国最顶级研究型大学之一，于2017年入选中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日本N大学于1877年建立，是全球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被称为“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两所大学在2019年QS大学排行中呈现相近的水平，分列全球的15~25名，亚洲地区的前5名。两所大学分别代表了两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对于研究两国学术职业流动状况具有参照作用。

一、中日大学教师学术职业流动对比研究的分析框架

根据学术职业特点，本研究将学术职业流动分为职前流动与职后流动，将之定义为“学术流动”与“工作流动”。“学术流动”主要指的是学术职业从业者因学术目的而进行的流动，一般包括升学，短期访学，学术雇佣等，具体来说指的是大学教师在入职教职前的跨境流动，即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获得的国际化情况。“工作流动”指的是大学教师进入工作岗位后发生的学术机构之间的流动，具体来说指的是大学教师入职后的工作机构变动。

在“学术流动”方面，中日大学教师存在一定差异，反映出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的不同。2016年数据显示，日本总流动学生31 702人，出境流动率为0.8%，总出境入学率为0.6%，入境流动率为3.7%；中国总流动学生869 387人，出境流动率为2.0%，总出境入学率为1.0%，入境流动率为0.4%，表明中国学生流动规模大且流动性强，高等教育国际吸引力总体偏弱，日本学生流动规模小且流动性弱，而高等教育吸引力总体较强。中日大学教师之间学术人才流动则总体表现出中国面向日本人才输出大于输入的顺差格局，2015年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国吸引了近9万名中国学生。虽然如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非常强劲，这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学者Yonezawa研究认为，日本的民族主义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这导致日本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受到阻碍。

在“工作流动”方面，多种因素影响大学教师工作流动，日本大学教师的工作流动性总体上强于中国。研究普遍认为，大学教师的适度流动不仅能有效促进学术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合理调剂高校人力资本存量，实现教师和高校的协同发展。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已经发现，中国教师受近亲繁殖等影响，流动意向偏于保守，流动行动总体比例偏低，日本虽然也属于高稳定性学术职业社会，但数据研究显示其学术职业总体流动性水平高于中国，一些日本学者（如有本章教授）认为日本应以美国为模板开展多文化间的交流。日本的北村友人与衫村美纪在《动荡的亚洲大学改革——以养成全球化人才为目的》一书中对日本的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国际化流动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的英语文化渗透性较强，国家鼓励高校师生与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这是日本教师工作流动性高的原因之一。该书认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处于变革时期，高校教师流动数量在增加，下一步应着力提高中国学术职业的流动质量。

从国际学术职业流动前期研究文献来看，有关亚洲国别之间流动规律对比研究的成果总体偏少，尤其对同为高等教育大国、地理与文化相近的中日之间学术职业流动的深入研究不足，已有少数研究集中在基于学术职业变革（CAP）国际调查数据的相关实证分析基础上，缺乏对中日学术职业流动的更深层次考察。为此，本研究收集了两国代表性大学——M大学和N大学的教师简历，从学历过程、最终学位、学位获得时间三个学术维度展开简历追踪，了解教师的学术历程，归纳中日学术职业流动范围、流动强度、流动发生时期等基本规律，设计流动模型，为研判教师国际化一般情况提供依据。（见图1）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M大学与日本N大学官网的教师简历信息。共收集中国M大学简历样本1 310个，根据本研究设计剔除无效样本，共保留有效样本为958个；共收集日本N大学简历样本780个，有效样本为479个；全文有效总样本数共1 437个。其中，M大学教授410人，副教授379人，讲师82人。N大学教授318人，准教授137人，讲师24人。所采集指标包括“性别”“职称”“本科就读学校信息”“硕士就读学校信息”“博士就读学校信息”“工作机构”等内容。变量描述与统计见表1。本研究设定通过研究大学教师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有无国际流动情况来研究学术流动，通过分析大学教师参与工作后工作机构变化情况来研究工作流动。

三、研究发现

（一）从学历过程分析

1. 中日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方向大致一致，中国大学教师流动范围更广。对中日大学教师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获得高校所在国家进行统计，绘制M大学与N大学教师的流动轨迹。（见图2）可以发现，中国M大学与日本N大学教师流动方向总体一致，主要流向北美和西欧——多集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中国M大学的教师流动范围更广，除北美、西欧外，还涉及以色列、俄罗斯、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且在西欧14个国家，美国13个州都有流动情况。而日本N大学教师流向区域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西欧的英、德、法三国，和美国的东南部区域。

2.中日大学有学术流动经历的教师工作流动差异较大。对两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经历与工作机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两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经历与工作流动情况显著相关。（见表2）其中，M大学教师整体工作流动率较低，但在各学位阶段拥有学术流动经历者其工作流动率明显偏高。本科学历阶段学术流动尤其具有区分度，拥有本科出国经历的大学教师其工作流动比例达到34.3%，高于无本科阶段国际化学术流动经历教师（13.2%），（见图3）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学术流动经历与工作流动经历的高相关性，其背后可能与学术流动经历所形成的国际化认知、认同与流动路径较为畅通有关。与M大学相比，日本N大学的教师工作流动性整体水平较高，平均流动率高达70%以上，这与上述北村友人和衫村美纪等日本学者研究相一致。但与中国不同，日本本科和硕士阶段无出国经历的大学教师反而工作流动性较高，而博士阶段有出国经历的教师工作流动性更高，流动率约为88.5%。已有文献未见有关中日大学学术流动与工作流动之间的上述规律差异，造成该种差异的具体原因仍待进一步研究。

（二）从所获学位分析

1. 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性强，日本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性弱。数据分析显示，随着最终学位层次的提升，M大学与N大学教师流动率都呈正向增长趋势，总体上中国M大学的教师流动率明显高于日本N大学。中国M大学与日本N大学最终学位为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工作流动率最高，整体呈现最终学位层次越高，大学教师流动率也越高，这与本课题组先前的发现一致。（见图4）

一些研究显示，与其他OECD国家相比，日本学术人才的国际学术流动率偏低。首先，日本老龄化严重，人才缺乏，政策更倾向于防止人才外流，吸引人才流入。同时，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提到，日本大学教师由于存在内向性而对出国派遣的兴趣不高。此外，日本较发达的教育也可以满足本国人才成长的需要。相比而言，中国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时期，留学政策较为开放，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吸引高质量学术人才赴海外深造，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学术职业机遇又吸引该部分人才学成归来。

2. 中国大学教师工作流动性在最终学位表现上呈两极化，日本大学教师则整体均衡。教师的最终学位与工作流动经历是评判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准。假设最终学位与工作流动经历相关，并通过二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进行检验。由检验的结果来看，中国M大学教师最终学位水平与工作流动存在显著相关，而日本N大学教师统计检验不显著。（见表3）

统计显示，中国M大学最终学位（或工作经历）为博士后的大学教师工作流动率达到14.4%，最终学位为硕士和博士的教师流动率分别只有4.5%和4.1%。具有工作流动经历的大学教师往往在第一份学术工作结束后选择从事博士后工作，其工作流动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博士后出站后寻找了新的学术职位。与中国M大学，日本N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工作流动性更强。

日本N大学拥有博士学位者工作流动性虽然较强但低于最高学位为硕士学位的教师，这也导致上述日本N大学教师工作流动经历与最终学位水平不显著相关。（见图5）

可以认为，中国M大学的教师学位获得过程相对完整，即从本科到博士后经历的过程是高度连贯的，中途退学或者工作后再次“回炉”深造的比例较低，该种较为稳定连贯的学位获得模式，可能降低中国教师的流动意愿和实际流动比例。相比而言，日本博士学位获得较为困难，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大多需要5~8年时间，日本N大学教师中途放弃升学参与工作后再继续攻读学位的情况较为普遍，由此教师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已拥有较为丰富的流动经历，这可能影响其正式获得教职后的流动行为模式。

（三）从学位获得时段分析

1. 21世纪前期毕业的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性更高，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率高于日本。本研究将所收集的大学教师学位获得年份按时期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国大学教师学位获得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后期（1950—2000年）和21世纪前期（2001—2050年）。研究显示，中日两校在20世纪后期毕业的大学教师其平均学术流动率为50.94%，21世纪前期毕业群体这一比例则上升至55.61%。其中，中国M大学20世纪后期毕业的大学教师各学位阶段平均学术流动率达到67.12%，21世纪前期平均为67.17%，较之日本N大学20世纪后期的34.76%与21世纪前期的44.04%，中国M大学在各学位时段的学术流动率均远高于日本N大学，显示出自20世纪后期（1967—2000年）“出国留学潮”大幅提升了中国本土学术职业的国际化水平，而日本上述比例虽有增长但慢于中国，与日本学者谈及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冲突存在显著关联。（见图6）

2. 20世纪后期毕业的大学教师工作流动性更高，日本大学教师工作流动率高于中国。研究显示，M大学教师在20世纪后期获得学位者进行工作流动的比例高于21世纪前期获得学位者，既显示出中国学术职业工作年限与工作流动之间的正向关系，即较早毕业进入学术职业者拥有更多的职业流动经历，也可能与20世纪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大量需求教师带来的流动热潮有关。日本N大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该校不同历史时期获得学位进入学术职业者其工作流动比例都比较高（基本维持在75%的水平），显示出该国大学教师工作流动进入常态化阶段。（见图7）

（四）中日两所大学学术流动模型

1. 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显著相关因素。对简历分析涉及的变量进行相关矩阵分析，结果显示，除“年龄”和“当前职称”外，其余变量均与大学教师的学术流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本科院校为就职院校”“硕士院校为就职院校”“博士院校为就职院校”“最终学位”及“性别”。（见表4）

进一步控制“最终学位”和“性别”因素，得到“学术流动”与“本科院校为就职院校”“硕士院校为就职院校”“博士院校为就职院校”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40，0.421和0.757，这说明本科院校和博士院校为就职院校（某种程度上的近亲繁殖）的学术人才往往不易流动。（见图8）该相关矩阵还表明，大学教师就职院校如果不是自己本科、硕士、博士的院校（无学缘关系），教师职称越高，或者最终学位水平越低，越可能没有发生过工作流动。

2. 大学教师学术流动的回归分析。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人口统计学变量、区位变量以及学位变量对两所大学教师学术流动的影响，逻辑回归模型自动剔除了“性别”“年龄”和“当前职称”三个变量，显示出只有“最终学位”“本科学校”“硕士学校”“博士学校”四个变量对学术流动影响因素模型具有实质性影响。（见表5）

数据显示，回归模型Nagelkerke R2为0.737，表明中日其他高校教师流动在73.7%的变化范围内可以通过用“本科学校为就职学校”“硕士学校为就职学校”“博士学校为就职学校”与“最终学位”的线性综合值进行同步评测。表6中流动模型“方程中的变数”显示，四个贝塔值（Beta）对于学术人才流动都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证实，较之单独运用教师“本科、硕士、博士为就职学校”和“最终学位”来推测两国其他高校的流动情况，用以上四个变量的线性综合值来推测两国其他高校流动情况的推测效果将更加准确。

本研究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法分析了中日教师学术流动、学缘变量（本科学校为就职学校，硕士学校为就职学校，博士学校为就职学校）和学位变量（最终学位），设计出中日教师学术流动影响的回归模型：

在公式中，B0，B1，B2，…，Bk是模型的参数；ε为误差项。

将上列所得系数代入得：

Exp(B)表示相应变量的OR值，对于本科学校为就职院校，硕士学校为就职院校，博士学校为就职院校和最终学位四个分类变量，OR值得含义为：相对于赋值较低的研究对象（本科学校赋值为“1”的本科学校为就职院校，硕士学校赋值为“1”的硕士学校为就职院校，博士学校赋值为“1”的博士学校为就职院校，最终学位赋值为“1”的最终学位为学士学位），赋值较高的研究对象（本科、硕士、博士学校不为就职院校，最终学位为博士学位）进行流动的概率是多少（67.993倍，2.85倍，10.163倍，2.33倍）。其中，方程（2）表明，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教师的最终学位每提升一个等级，（如硕士学位进修到博士学位），则表明该大学教师流动情况的y值可能会提高0.846。四个因素中，本科学校为就职学校对教师学术流动的可能性影响最大，其次是博士学校为就职院校，再次是硕士学校为就职学校，而最终学历对学术流动的可能性影响最小。

3. 教师工作流动的回归分析。（见表7）在分类表中预测值的正确百分比为8.2%，且“博士学校为就职学校”“最终学位”“当前职称”和“年龄”与工作流动都显著相关。（见表8）

由此设计出工作流动模型：

方程（3）中可得，四个因素中，博士学校是否为就职学校对教师的工作流动影响最大。其次是教师的“当前职称”和教师获得的“最终学位”，“年龄”变量对教师工作流动的影响最小。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中日两所顶尖大学的教师简历，对两国学术职业的学术流动与工作流动状况进行了有效分析。

1. 在流动范围上，中国大学教师流动范围更广，但两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方向基本一致，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主要由于传统留学目的国作为先发的高等教育强国，其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并具有成熟的国际学生招生体系。此外，为与新兴的留学目的国竞争国际生源，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步放宽留学生毕业就业政策，与日本高校相比，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范围不仅局限于北美和西欧，还涉及以色列、俄罗斯、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区拥有相对优异的高等教育，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在2019年QS排行榜分别位于第11名和第12名，莫斯科国立大学位于第90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较北美和西欧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如俄罗斯紧邻中国，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传统上两国已建立的一些稳定的社会联系会进一步加深，人才流动也会进一步加强。

2. 在流动强度上，中国大学教师的学术流动强度明显高于日本大学教师，而工作流动强度则低于日本大学教师。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流动强度高可归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海外留学人才回归中国学术职业系统。日本学术流动强度低一方面是由于该国竞争性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另一方面该国的民族主义文化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同时，日本在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过程中，其大量吸引高素质人才、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导向也阻碍了学术人才学术流动的进程。但在大学教师的工作流动方面两国则恰恰相反，工作流动根植于国家文化，中国教师更多受“安居乐业”思维的影响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工作和进行较低水平的学术流动，也因此出现了大量通过连贯性学术生涯的获得“近亲繁殖”留在本校的案例。此外，中国学术职业在历史上属于高封闭与高稳定性职业，虽然近年来“非升即走”理念逐渐引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人事制度、就业制度、国家的经济体制、人才流动制度等仍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人才的自由流动。而日本的学位制度设计往往导致不少学术人才先工作、再学术、再流动，客观上增加了学术人才的直接流动与间接流动经历，也营造出更为宽容工作流动的基本文化，形成了相比于中国更高水平的工作流动状况。

3. 动性普遍较高，日本的流动率高于中国；21世纪前期毕业的大学教师学术流动性较高，中国的流动率高于日本。这与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20世纪后期，两国学术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可供学术人才选择的学术岗位较多，之后日本逐渐取消了终身应聘制，促进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流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对教师资源的抢夺也形成了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热潮。21世纪前期，留学生比日益成为衡量大学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多数国家加大对国际人才的竞争力度，中国也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学生跨境流动日趋频繁。

4. 中日有学术流动经历的大学教师在工作流动情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大学教师的学术流动对其工作流动起积极促进作用，且学术流动时的学位对工作流动的影响逐级递减，即在本科阶段进行学术流动的大学教师工作流动的比例高于硕士、博士阶段的大学教师。而日本仅在博士阶段进行学术流动的大学教师呈现出工作流动暴增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学缘结构的近亲繁殖力度较强，因此大学教师在学术流动时的学位越低，学缘羁绊越弱，其工作流动性则越高，反之亦然。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形成普遍分段的学术生涯，大学教师倾向于在博士后出站后寻找新的学术职业，因此工作流动性较高。

5. 本科和博士毕业院校即为就职院校的人不易进行工作流动。这一方面反映了两所大学较强的人才培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近亲繁殖”的现象。

（二）建议

1. 流动方向上，中国在学术流动方面要警惕人才的单向流动，积极引导学生回流，同时鼓励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走进来”，甚至“留下来”。因此，国家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国际化水平，为出国留学提供便利，也应为学成人员归国创造条件，发挥留学归国人才人力资本的效用。一方面，目前已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人社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教育部“长江学者”、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等引才项目对高层次人才的引入提供了途径，应进一步推进此类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重视基础人才的“回流”，积极完善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园区的建设，为其提供相关就业咨询，鼓励留学人才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的发展富强统一起来，为中国建设吸纳和培养人才。

2. 流动强度上，应在保持大学教师学术流动强度的同时增强其工作流动性。一方面，较为宽松的留学政策是促进各类人才进行双向学术流动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受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等束缚，教师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产生了马太效应、金钱效应等弊端；且“近亲繁殖”“论资排辈”等现象严重阻碍大学教师的工作流动。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当代，可以借鉴日本所采取的高校任期制、兼职制等经验，并通过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与高引学者进行合作等方式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提升大学教师队伍质量，增强学术竞争优势。

3. 目前国内仍缺乏积极引导大学教师进行学术流动与工作流动的政策方针，加之部分大学教师国际化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国内大学教师流动的无序性、低频率、低质量以及人才配置不合理等问题。首先，应充分重视“人才强国”战略，一所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是优秀的教育人才，教育人才的学术流动与工作流动既可以促进高校间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也能够提高大学教师整体教学能力和水平，有助于中国高校整体学术能力的进步，增强其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其次，落实大学教师合同制、聘任制的用人制度，加强对大学教师水平和能力的考核，完善大学教师流动评价管理制度，助推大学教师队伍质量的提升。同时，重视培养大学教师的流动意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学教师多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工作，因此需要相关制度调适社会上大学教师职业稳定的心理，拓宽大学教师流动理念，调动大学教师参与流动的积极性与有效性，保障大学教师流动政策的科学实施。

4. 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落实中已跃居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并与“一带一路”地区间的大学教师流动已初具规模。传统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地域闭塞，经济落后，作为重要的人才来源地往往被忽略。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影响下，来华留学成为该地区学生越来越热门的选择。因此，做好留学生的承接工作，释放留学人才红利是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突出自身优势， 发挥好“和”文化塑造的中国安全开放，多元包容的国际形象。此外，中国与之相对临近的地理位置，历史上较频繁的文化交流，日益完善的留学机制均增强了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如将留学生学业与工作发展进行综合考虑，构建良好的就业环境，提供较高的工资待遇，以吸引留学生来华并引导人才留下。以日本为例，其在保障生源的同时吸引人才资本，促使优秀的国际学生“留下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日本毕业的外国留学生若满足基本年收入300万日元以上、在使用日语交流的工作单位就职的条件，将不限制其工作行业和领域，并给予在留资格，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才全方位自由的工作流动。此外，日本留学遣返政策的放宽也会吸引更多留学生，增进人才的学术流动，这些优秀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三）研究不足

本研究总结了中日两国大学教师流动范围、强度、时期三个维度的学术流动和工作流动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在样本量上，本研究只分析了部分研究型教师的流动，且由于数据收集工作面临简历不完整和语言不通等现实问题，数据采集量较少。第二，在样本代表性上，本研究以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院校估量整个国家的大学教师流动状况存在一定偏颇，只能起到参照作用。第三，研究内容上，大学教师的学术流动往往基于复杂综合的考虑，其影响因素不仅包括职业前景和薪水, 同时还要考虑配偶的职业前景、生活质量和子女教育等相关因素。本研究从客观数据进行追溯分析，由于篇幅影响，没有涉及大学教师流动的主观因素，因此该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作 者

刘　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感谢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闫晓敏、林松月和日本九州大学硕士研究生金正琳为本文做出的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第5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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