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当地百姓富足，民风淳朴，奉公守法，素来安定。只是县周四路险峻之处，突然出现强贼，经常藏身林莽之中，出劫财货，杀伤客旅，以致过路的人“戒为畏途”。百姓为防祸患延绵波及，多次上告官府，要求调兵剿除，免酿大患，等到衙门公文下达、公差捕役四路缉拿之时，城外山中盗贼竟又销声匿迹，茫无踪影。

捉拿山中强贼的事就此一再搁置，时任它县主簿的熊斌，廉能有才，年末述职之时，抚院委其暂代博罗知县一职，以期望他能黜奸革弊，做到井井有条。乡民中有声望的长辈聚在一起商议道：“本地各路强盗劫掠杀人，滋扰久成民病，以前的官员皆莫能奈何。一直听闻熊大人明察如神，如今出任本地知县，或能处理此事？”

于是大家一起联合再报县衙，控诉道：“本县僻壤，原本民淳。近有强徒，窝藏山坞，专于峻岭劫掠行旅，抄掳衣财，残杀人命，威甚狼虎，商难独行。恐小寇不除，终酿大祸。下梗道路，上坏国法。乞大振霆威，尽歼凶党。法行民安，感激佥呈。”

熊斌接报，再三思虑，奇怪道：“众位父老，盗贼既多，杀人后为何并无事主告发？”众人回道：“强贼所图谋的，均是远来客旅，亲故不知，所以无人来告。”熊知县更觉得奇怪：“山间路途，那些强贼又怎么分辨本地人和远客，然后图谋远客而不谋本地人？”

大家答道：“本地人和外地商客，容易分辨，只是盗贼们所图谋的皆是有财的客旅，无财的远客即便单独上路也会安然无恙，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熊知县闻此，反复推求，料知客人必是在城内店中歇脚，外露财物，以致被贼人瞧见惦记上了。做贼的，纵然不是店里的人，店里也必有盗贼的耳目，熊知县据此唤来随从，吩咐道：“你到外去寻八名把势（练过武艺的人）来，我自有用处。”

很快，叫得朱元、李武等八人，熊知县慎重嘱咐道：“本县各店，每逢见到客人露财，便在城外山岭偏僻处发生谋害之举。今令你八人分作四路，每二人中挑一身形魁梧高壮的扮为客主，一身材矮小的扮为客从。每人赏真碎银各一两，另赐槽假银各十两。只要到店，故意外现露财，次日早行，须于山僻处小心提防。倘有贼出，用心擒拿，本官随后自派公差前去协助。若有谁拿得真贼到的，各加重赏！”估计难得赚一回朝廷的银子，八人心中欣喜，领命而去。

熊知县随后调集精干官差十二人，也乔装打扮成远客商旅，分作四路，分别与朱元等八人隔一望之地尾行，若遇“把势与贼敌，即赴前助擒之”。八人中，朱元、黄泰往东路走，在店里故意展开银包，露出槽银二十锭，碎银一二两，多将买酒肉歌唱而饮，颇有些招摇过市。

有脚夫上前问朱元、黄泰是否要轿，朱元答说自己明晨早行，不要轿。次日黎明，两人出行，到城外东岭后，山高林密，果然有强贼挟路埋伏，迎面猝然一拳，朱元猛地避开，又有一贼从林中打出，黄泰上前敌住。打斗喊声正酣之时，三名公差已急急从后围上，毕竟人多势众，兼之身手强悍，不消片刻，两贼就被放倒绑住。李武、郑长往北路去，也拿住两贼。只洪运等四人往西、南二路，未曾遇到。

熊知县得报大喜，赏朱元、李武等四人八两银子，洪运等四人虽未拿贼，但之前已得银四两。贼犯被提至公堂，熊知县审问道：“你们怎知客人身怀银财而起心谋害？”盗贼巴提、牧济等交代道：“我辈都是傍店无藉无名之人，有时或做客人脚夫，有时或为客人代揽雇夫。但见客人露财，因此心生歹意，若不见其财，怎会无故谋他？此中内情只有各开店的老板知道，但他们不敢言说。如今已久积罪恶，被捉拿到此，万望大人超生救死，愿放我等改过自新。”

熊知县摇头道：“笑话，此案牵涉杀人劫财，事关重大，本官无权独决，须呈报上级，凭抚院裁定，我岂能救你？”言罢，喝令左右扒掉盗贼的裤子，各重赏三十大板，完事收监。随后草拟初审判决，认为巴提、牧济等人“欲深溪壑，贪甚豺狼。或欺人不敌，明夺一介行李；或袭人无备，公取万贯奚囊”，谋财害命，罪应斩决。

案子呈报州府两院，复审无误，盗贼四人拟处死罪。自此，博罗一县，盗贼屏息，商旅坦行，人皆感熊知县之恩。作者案末有言赞道：“前官缉捕盗寇，公差到店，贼人早已知避，自然敛藏数日，何处捉之？熊大人知店中有弊，先从店中瞒过，以把势扮客去捉，是以客人当公差，贼人安得不就执戮乎？故为官者，在知民情，而设为驾驭之术，则下无遁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