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坛，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文学大家，被称为“三苏”，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唐宋八大家”中，“三苏”父子占据了三个席位。清朝人张鹏翮为三苏祠撰写了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可见人们对“三苏”的推崇。“三苏”在文学上的造诣，既同出一源又各有千秋，被称为“凝炼老泉(苏洵)，豪放东坡(苏轼)，冲雅颍滨(苏辙)”。

苏洵的散文以议论文和书翰为主，多议论朝政的得失，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及抒写自己的心志。他的《六国论》提出六国的灭亡弊在赂秦，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犀利，逻辑严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同时借古讽今，针对宋王朝妥协苟安的屈辱外交政策发出告诫：“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否则就连被秦国吞并的六国都比不上了。在《管仲论》中，苏洵认为管仲临死前只是告诫齐桓公不要亲近易牙、竖刁、开方三人，而没有向齐桓公举荐能代替自己的人才，导致了齐桓公最后死不得葬、国家大乱的局面，管仲对后来齐国的长期内乱和国势衰微是负有责任的。此文发出前人所未发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使人耳目一新。

苏轼在“三苏”中文名最盛，并且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是雄视古今的大文豪、大艺术家。苏轼的散文汪洋恣肆、才气如海，古人有“韩(韩愈)潮苏海”之誉，他还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因其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因其词豪放洒脱，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因其书法丰腴跌宕、自创新意，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画作也颇可观。

苏轼的散文重视“以意为主”，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骈文和“怪癖而不可读”之文。他重视在“意”的统摄下追求自由挥洒的艺术风格，他曾评价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泪泪，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番话道出了他对洒脱自然、姿态横生、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艺术风格的追求。他的论说文往往立意新颖、出人意表，如《范增论》，不是泛泛地评价范增的功过得失，而是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角度进行发掘，阐明谋臣应怎样“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章或引证古语，或运用比喻，或抒发感叹，写得波澜横生。苏轼在被贬到黄州后所写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一扫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失意，在写景记游之中寄托了自己旷达洒脱的情怀，阐发了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和领悟，成为两篇脍炙人口的旷世明文。

他的《记承天寺夜游》，虽然篇幅短小，在写景抒情上却独擅胜场。作者在“解衣欲睡”之际，忽见“月色入户”，睡意全消，于是“欣然起行”，到承天寺寻张怀民，二人“步于中庭”，所见之景虽只用寥寥十八个字写出，然而那空明如积水的月色，如藻荇交横的竹柏之影，都描绘得生动感人。而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自我排遣失意情怀的旷达洒脱等复杂情感也深寄其中。

苏辙的散文善于引史为鉴，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淡雅。他的《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由亭景而生情，借亭名而发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委婉曲致，一波三折，充分体现了作者“汪洋澹泊”“一唱三叹”的文章风格。他的《孟德传》，借“孟德”这个人物赞颂了其身上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寄寓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具有寓言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