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玄宗统治时期由陇右节度引发的军事改革（二）

贞观元年（６２７），唐太宗对开国以来较为混乱的兵制作了整顿，将原先统属不一的军队改编至府兵系统中统一调配，府兵在武德年间是职业兵，太宗将其转变为亦兵亦农的预备兵。改革后的府兵平时耕作，战时自备武器充军，免除自身徭役。在府兵制下，军士以军府统领，全国军府的数目时有变化，最多的时候有六百三十多个，而关中地区的军府就有二百六十一府，占全国军府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虽说唐初的兵制主要是府兵制，在具体作战的时候除了府兵，还会有兵募、防丁等兵种作补充。

其中的兵募很早就出现了，在府兵制最为鼎盛的太宗朝，唐政府对外发动战争时就是靠征召兵募补充兵源的。唐朝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还未彻底结束，在其西北边疆又出现了新的威胁。吐蕃于龙朔三年（６６３）吞并吐谷浑，咸亨元年（６７０）又向西域进军，迫使唐朝罢四镇。吐蕃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迫使高宗将对外战争的重点转向西北边地，他迅速结束了辽东的战事，重新招募兵众以应对吐蕃。仪凤二年（６７７）十二月，高宗下诏广求猛士，这些征召来的猛士也是兵募，他们被组织成征讨吐蕃的主要力量。仪凤三年，唐军远征吐蕃的行动失败。此后，唐朝开始在西北边地置军镇守，对吐蕃转以防御为主。

这些镇军中的镇兵，大都来自兵募，当然也有先前的府兵留镇。后来因为军事需要，镇兵在边地镇守的时间常常超过一年，随之政府开始为府兵发放资粮，将这些府兵也逐渐募兵化了。到了玄宗统治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不仅频繁，发生的地点也更接近唐朝边境。随着战争的需要，兵募逐渐增多，成为唐朝边防军中的绝对主力。早在开元二年吐蕃寇洮河流域时，玄宗即下诏大募勇士赴西北备边，这些勇士就是兵募。玄宗时期的兵募已经是以征发为主了。开元二十五年停止征发兵募，改由招募的长征健儿充任边地的职业兵，这一改革减轻了百姓的征发之苦，也为唐政府增加了赋税收入。

因为长征健儿常驻边地，以作战为业，这也提高了唐军的战斗力。但改革也有不利的影响，常驻边地的职业兵越来越多，他们与将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唐朝设置节度使是为了应付边境日益增多的战事，要认识该制度的发展变化，应该结合唐朝当时的战争环境来考察。唐代的节度使虽然最早由睿宗创设，但节度使制度的发展与确立则发生在玄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唐朝对外的战事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东北的外患主要是奚与契丹，它们虽然对东北边地造成了不小威胁，但二蕃距离唐朝的统治核心区较远，即便发生战事也不会太紧急；而西北的吐蕃军事实力很强，它与唐朝间的战事频率很高，战争发生地距离唐朝的关中地区也很近，潜在威胁相当大，是玄宗对外战争的重点。

开天年间唐朝在边境共置有十个节度，其中四个都在西北边境。到天宝元年，唐朝正式确定了各节度的军额及防御目标，在此主要列举西北地区四个节度的情况：安西节度管兵二万四千人，主要负责西域事务；北庭节度管兵二万人，防御的对象是突骑施和坚昆；河西节度使统军七万三千人，负责隔断吐蕃与突厥；晚右节度统兵七万五千人，职责完全是备御吐蕃。在西北的四个节度中，晚右节度的军队规模最大，河西次之。

开元二十九年，吐蕃分别于六月和十二月向唐朝西境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入侵。吐蕃在第二次军事行动中攻占了石堡城。石堡城在日月山以东，唐朝曾在此置振武军，属于晚右节度管辖。玄宗对石堡城相当重视，失去该城后不断敦促晚右等地的将领尽快将其夺回。后来哥舒翰进攻石堡城时，玄宗让其兼统晚右、河西两节度的兵力，还增派了以善战著称的突厥阿布思兵及朔方、河东之兵，可以看出玄宗夺取石堡城的决心。

天宝初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围绕石堡城展开的，具体的战事如此，制度上的新规定不会与此无关。天宝元年是唐朝失去石堡城的第二年，玄宗在这时候明确各节度的防御任务，吐蕃在其中肯定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