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强大的保家卫国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能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苏轼十分重视这一点。他没有带过兵，但他在研究了古代战争和宋代征战的实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策别训兵旅》和《策别安万民》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提出了“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教战守”的强军和全民皆兵等治军的主张。

要强军，苏轼认为首先要有杰出的将帅人才。苏轼在《策别训兵旅一》首先指出，目前宋王朝的军事状况是“兵弱而不振”，但造成这种不良状况的原因既非“士卒寡少而不足使”“器械钝弊而不足用”，也非“城郭不足守”“糜食不足给”，而是“无材用也”，即无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将帅在一支军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在《孙武论下》中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俗语也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支没有杰出能干的将帅统领的军队，就是一盘无用的散沙，怎么不会“兵弱而不振”呢？为了说明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的作用，苏轼打了个比方：“夫国之有才，譬如山泽之有猛兽，江河之有蛟龙，伏乎其中而威见乎其外，惊然有所不可押者。”一个国家有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如山林之中有猛兽，江河之中有蛟龙，尽管是潜伏在山林、江河之中，可它们的威势是随时可以显现出来的，这威势令人害怕而不敢轻视。

苏轼还以宋王朝因“兵弱而不振”而受到外敌之辱的状况，从反面说明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的重要：“天下之大，不可谓无人。朝廷之尊，不可谓无才。然以区区二虏，举数州无众，以临中国，抗天子之威，犯天子之怒，而其气未尝少衰，其词未尝少挫，则是其心无所畏也。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无优，而大臣恬然未尝有拒绝之议，非不欲绝也，而未有以待之。则是朝廷无所恃也。缘边之民，西顾而战栗。牧马之士，不敢弯弓而北向。吏是未战而先期于败，则是民轻其上也。外之蛮夷无所谓，内之朝廷无所恃，而民之自轻其上，此犹足以有人乎！”如此大的天下，如此尊贵的朝廷，不可能没有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

但西夏、契丹仅用少量的人马，就能人侵中原，蔑视天子朝廷，并且盛气凌人，一点也不害怕宋王朝。朝中的大臣们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实在是无力量抵抗。而边境的军民一看见外敌人侵就害怕，还未战就认定会败，军民们也看不起朝廷如此无能.以上情况充分表明了一点，那就是国内现在还无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国家积蓄有用的将帅之才，苏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如此大的天下是有人才的，只是朝廷求才的方法不对，所以至今无才。怎样才能求得人才呢？苏轼指出要学习“古之圣人，以无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实，以可见之实，而较天下之虚名。二者相为用而不废”的求才之道。古之圣人选拔人才，先是设一些尊荣而无实在意义的虚名来招揽天下的人才，人才初选出来后便通过考察来检验他们是否有真本事。这种求才的方式会让普天之下觉得自己有本事的人都来参与，通过考察检验，那些有真本事的人就会被选拔出来，而那些自认为有本事、实际没本事的人最终也无法蒙混过关。这种先名后实的求才之道是会选拔出很多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的。如果不先设虚名，只是“惟实之求”，那就“来者寡”，人来得少，朝廷选择人才的余地也就很小。

而有“一旦之急”，就会不加选择地用人，这是“不先名之过也”，苏轼说，读孙、吴兵法的，不一定是能作战的；喜欢谈论军事的，不一定能在实践中有作用；设武举之名，再用骑射之术考察，不一定能让天下的奇才到来。但是要选出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则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果认为这种先名而后实的方式选拔不到真正的人才而放弃不用，那真正的人才是“终不可得而见也”。苏轼最后指出“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功”，唯一的办法是“见之于战”。但实战是不可能在事前试的，所以只能“见之于治兵”。子玉在篇治兵时，一日下来，鞭打七人，穿三人的耳。蕊贾看了，认为子玉“刚而无礼，知其必败”。而孙武治兵，用一队妇女来训练，其训练的结果让吴王阖闾相信孙武是有真本事的将帅之才。

苏轼说：“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他建议朝廷：“今夫新募之兵，骄豪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先用“武举”“方略”之类的虚名招来天下之士，再将这些“骄豪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的新募之兵交给他们训练，从而考察检验他们是否有真本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所以说，“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差不多是可以选拔出杰出能干的将帅之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