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民国剧作家洪深，就不得不提他的家族——武进（今江苏常州）洪氏。这个家族可以说是自古至今才人辈出，堪比无锡钱氏。洪深的九世祖洪亮吉是乾嘉大儒，乾隆五十五年榜眼，翰林院编修，嘉庆年间入直上书房。洪深的父亲洪述祖曾在袁世凯手下担任内务部秘书，后因参与刺杀宋教仁被北洋政府处以绞刑。据说行刑之际，因为其人过于肥胖，脖颈无法支撑，遂为绞索扯断，鲜血喷溅。说到洪述祖的“胖”，却也是隔代遗传，直接传到了他的曾孙子洪金宝身上。没错，就是那个功夫巨星洪金宝。洪金宝的爷爷洪济（艺名洪仲豪）是洪深的弟弟，但与洪深的文艺风格不同，洪济在30年代就应邵氏公司之邀来到香港，拍起了粤语黑白武侠片，比如著名的《荒江女侠》系列，商业上颇为成功。

有显赫的家族支持，洪深的起点便很高。洪深也是90后，生于1894年，于1912年考入清华实科，并于三年后升入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化工系。奈何洪深一直有颗文学青年的心，遂于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George Pierce Baker创办的戏剧训练班，从此走上剧作家之路。从20年代开始，洪深的剧作事业进入了一个巅峰期。1925年到1937年，洪深在明星电影公司任编剧期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剧本《申屠氏》，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剧本也出自洪深之手。

1934年，洪深接替梁实秋担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于是举家从上海搬来了青岛。青岛今天仍保有洪深故居，只是不对外开放。洪深在青岛的文化活动颇为丰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次年便与老舍等人共同创立《避暑录话》，并于同年以青岛为背景创作了《劫后桃花》的剧本。《劫后桃花》采用《歌女红牡丹》原班人马，由张石川担任导演，胡蝶担任女主角。

影片以满清遗老祝有为、祝太太及女儿瑞芬一家的生活为主线，以青岛先后被德国日本殖民为背景，以祝家的坚守与无奈，写自己的坚守与无奈。遗老祝有为在青岛拥有一座大别墅，本有避世之心，不料青岛被德国统治，为了保住房产，祝有为只得与之周旋，通过汪翻译宴请德国总督。汪翻译看上了祝有为的女儿瑞芬，瑞芬对汪颇感厌恶，但为了家庭利益也只好敷衍。瑞芬这时正与家里的刘花匠暧昧，刘花匠也算是瑞芬的初恋了。作为一个具有左翼血统的作家，洪深把刘花匠塑造为一个绝对正义的角色，并带有自我的投射。刘花匠公开批评汪翻译卖国，于是被抄没了自家房屋，被迫背井离乡。不久，青岛又落入了日本人手中，汪翻译立刻投日，反咬祝老先生亲德，致使祝有为因政治嫌疑罪被逮捕，自家别墅也被日军没收，祝太太与瑞芬只得逃到乡下避难。祝老先生的侄子余家骧此时在日本军部混得颇为得意，他也看上了瑞芬——毕竟瑞芬是胡蝶演的。他向祝夫人提出，若把女儿嫁给自己，便可归还旧宅，祝夫人与瑞芬自然是拒绝的。影片最后，青岛归还中国，刘花匠也得以返乡，却发现当年的祝宅成了督办公署宿舍，而瑞芬也嫁给了当年接济她的旧日家庭教师李先生，一家人住在青岛郊区，过着平静的生活。除了别墅门前的桃花，一切皆已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话是说给刘花匠听的，也是说给作者自己听的。爱情在乱世并不重要，亲情也可以被轻易剥夺，能感受几分人性的温暖已经属幸运，因此乱世佳人可以委身嫁给自己的恩人。拿今天的眼光看，刘花匠与主人家女儿的爱并不能算作成熟的爱情，不至于让他时隔多年后从黑龙江返回青岛，只为兀自对着桃花空惆怅——这也不像一个花匠的行为。但如果把这份怅惘看作是作者的自我投射，或许便好理解多了。

较之尖锐批判社会的《歌女红牡丹》，《劫后桃花》则更偏重于乱世佳人式的无奈，与沉默而深厚的悲哀。深宅大院与时局动荡的题材对洪深来说也比底层生活把控起来更加自如——虽然洪深此前曾在左联写过不少农民题材的剧本，但他毕竟出身高门大族，又留学西洋，写起工人农民的生活未免有层“厚障壁”，但对望族兴衰，对国仇家恨，对人逢乱世的无力感，洪深的体会是要远远深刻于绝大多数人的。影片中祝家在青岛海滨的大别墅，原型就是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在青岛崂山的别墅“观川台”。据说“观川台”位于南九水村，离将军石不远，风景秀美，洪述祖在此颇为自得，自名“观川居士”。然而1914年日本接手青岛后，日方看上了洪家的“观川台”，便将洪述祖一家赶出，将别墅改造成了一座日本饭店。后来饭店经营不善，日方又联系洪述祖，表示如果他愿出六千大洋的“经营补贴”，便可将洪宅赎回来。自家宅邸被强占不说，居然还要付巨款给强占方赎回，洪述祖听罢拂袖而去。自此，洪家日渐拮据，而那座“观川台”也渐被荒废，据说被当地土匪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而留有洪述祖题诗的石壁，也被附近的采石匠损毁殆尽。

对自家在青岛的故宅，洪深始终有些耿耿于怀。在写《劫后桃花》之前，他还写过一篇《我的“失地”》，详述了“观川台”被日本人强占的来龙去脉。再往前，在日本人占据别墅之时，他还曾偷偷跑去看过自家旧宅，发现屋内格局皆改为日式，很是难过。或许，洪深对“观川台”的怀念，实则寄托了他对父亲那份复杂而不可言说的怀念。

洪述祖其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高。在担任袁世凯内务部秘书之时，洪述祖在赵秉钧的授意下，找来旧友也是青帮成员的应桂馨，雇了个兵痞武士英，与1913年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应桂馨与武士英很快落网并供出了洪述祖，为了防止被以牙还牙，洪述祖这才躲入了青岛的德国租界，住进了“观川台”。却不料后来青岛为日本所占，自家宅邸也被抄没，经济日渐拮据，不得不出来做生意，却不料在上海卷入经济纠纷，于法庭上被宋教仁之子及其秘书认出，当场扭送北京，很快便被判处绞刑处死。其实，在“观川台”被强占不久之后，也就是1915年，洪深便赴美国留学。在洪述祖被处死之际，洪深的仍在美国，在家人的授意下，他没有回国奔丧。在哈佛拿到硕士学位回国后，洪深马上登报表示与父亲洪述祖脱离父子关系。热心左翼文艺的洪深和父亲的政治立场显然是不同的，但如此决绝地脱离父子关系，也难免是迫于社会压力。因为父亲之死（甚至可以说是惨死），洪深对官场和上层社会深感失望，这也成为他立志成为剧作家的契机，他力图以戏剧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但“罪人”之子的名号，也成为洪深一生背负的原罪，成为他永远悲凉的底色：“我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我父亲下狱之后，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父亲走运时常来亲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面目。一个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我，时时要被他们用作讥讽或诟骂的对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怀疑你，鄙视你，隐隐地把你不齿人类；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间的空气，也是你应当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却从此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个人处在不幸的环境中的痛苦。”（出自洪深《印象的自传》）

在30年代短暂的高产期之后，40年代的洪深过得颇为苦闷，甚至有过自戕的行为。他的左翼立场明确，但因为对官场失望，不肯参与政治，因此时常陷于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并且在40年代因为立场问题遭受了国民政府不少迫害，身体渐渐垮了，做起事来也愈加胆战心惊。1949年建国后，洪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仍然备受批评，事事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已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1955年，洪深因肺癌在北京离世。

对于洪深来说，青少年时期和成年之后在青岛的两段日子，或许是他悲凉底色上为数不多的一点欢愉的记忆，也是他作为剧作家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中短暂的高光时刻。但青岛也是他所不能承受之重的发源地，用“命运”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沉痛早起埋下伏笔，在1914年“观川台”被强占之时，一切已经悄然改变。对于戏剧，对于父亲，对于生活，青岛的一切过往在洪深看来或许都是些欲语还休之事，只有将一腔怅惘托付他人故事。除了青岛乱世佳人《劫后桃花》，洪深晚年还曾专门写过一篇散文《留得青山在》，描摹青岛寻常景致：“北地的十月梢，树上的叶子，应当都是黄落了，然而青岛还没有落；青岛的树上依然是青的。有人说，青岛的好处，就好在青上，如果没有这些树，青岛便和别的城市一样，不见得有什么出色了。......满山满谷，凡是没有房屋的地方，就生长着几十万株德国槐树。” 世事零落不堪提，“当时只道是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