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晚宋中期君臣对蒙古军事情报的策略是什么？有何意义？

一、秋防与坚壁清野策略

蒙军每当秋高马肥之际，便开始集结准备南下抄掠。而防守薄弱的地区，宋朝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断绝蒙军“因粮于敌”的后路。宋朝对蒙古有秋防的意识可追溯至赵珙前往蒙军驻汉地木华黎营帐，并对蒙军生活习性观察后所作《蒙鞑备录》的记载：凡征伐，谋议先定，于三、四月间行于诸国，又于重午燕会，共议今秋所向，各归其国避暑牧养。至八月，咸集于燕都而后启行。

出外征伐，于春季齐聚向相商秋季之后的事情，议定以后“各归其国避暑牧养”，于八月相聚再行启程。这一过程也就是蒙军对外征伐的时间安排。蒙军而系统认识秋防并上奏宋廷的是吴昌裔在宋理宗初年上的《论三边秋防状》：国家当海东崛起之虏，立中国自治之规，每于秋时，常若寇至。靖康有防秋诏，建炎有秋防议，谓夏已及半，去秋不远，非早图之，则虏又奔突者，李刚之疏也。谓时已中夏，去秋无几，惟博谋群议，则尚可捍虏者，刘珏之策也。谓秋防之期才一两月，而控扼守御，盖非一途者，张守之言也。谓秋防事迫，仅有两月，而防托战守，尚无定谋者，叶梦得之请也。君臣之间，日夜凛凛，惟恐一事蹉跎，此岂故为是过计哉！

回顾了“靖康有防秋诏，建炎有秋防议”，在距秋不远的时间里，对君臣不甚重视秋防甚为忧心。其后具体论述蒙军何以秋天而来，及应从哪些方面重视：今计秋风不十日矣，鞑之剽悍过于残金，师之出没飘若风雨。但闻其以草青为放牧之候，枣红为出哨之期，则避暑而遁，逐凉而来，乃狼子之常也。不知上之所以忧边思职，下之所以料敌御戎者，亦有如中兴之深略乎！分上下流，守浅隘口，修战舰、阅水军，此防江上之秋也。敛淮东戍、厚淮屯，募土豪、训义甲，此防淮堧之秋也。招水军，葺海鳅、结固民舠，选择墺长，此防海道之秋也。援忠勇，集流移，缮修城壁，开浚海柜，此防京湖之秋也。固三关天险，闸诸道支径，补兵籍，峙军粮，此防蜀口之秋也。备风寒者，不下数处，为防秋者非止一条。......臣谓今日之事，当置和战不议，而专议秋防。三省进呈之际，尽屏细务，非备御不谋。枢密本兵之地，略去彝章，非兵食不讲,侍从不拘早晚，许以边事请对,台谏不限月课，时以边警奏闻。

当时吴泳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劄子》中论及关隘方面，注意秋防的问题。而在实际的战争中，宋朝君臣及面对蒙军侵扰的四川方面守臣并未重视，导致战守防备不及，川蜀为蒙军残破。乃有吴昌裔上《论本朝仁政及边事疏》说道：臣蜀人也，向在台时，屡言蜀事。谓赵彦呐年老智穷，所当储代。又于秋防一疏论蜀必危，而朝堂廷臣之言曾不留意。今闻虏骑径破阆中......此得于著作郎李心传十月十七日成都书报如此，吁蜀亡矣。

吴昌裔之前的提醒虽没有收到宋君臣的重视，宋军因而受挫，但宋军似从前面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在嘉熙年间的战事中，宋朝君臣对此已形成共识。时嘉熙三年六月：秋防将近，边燧日闻，朕既命宰臣以督师，正藉诸阃之叶济。所宜一乃心力，同应事机。正是上下共识于将近之时防御蒙军侵袭。

二、山城防御策略下对蒙军骑兵作战的情报认知

宋朝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其认知就是基于四川的地形及蒙军之优势，即“敌之长技，惟在于马”。时端平二年，蒙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宋蒙开始长期持续的战争的对抗。四川地区因蒙军在宝庆、绍定年间的侵袭，大部分州县残破不堪。以致理宗在与大臣相商时说道：“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一日不议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淳祐二年（1242）十二月，宋理宗授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上任即招贤纳士，再三礼贤于冉琎、冉璞，冉氏兄弟给出建议，要迁徙合州城。并言：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冉氏兄弟所提迁徙州城的建议恰好符合四川当前残破的局势。四川自宝庆年间派兵袭扰，绍定年间假道之役，州城防御设施已是残破不堪，不能作为抵御御蒙军骑兵进攻。如吴昌裔分析说：盖以敌骑我步，敌众我寡，平原旷野，易于冲突，高山峻谷，难于仰攻。顿兵于万全之地，则胜；致敌于坦平之处，则败。

也正是从当时四川地理状况，及正确分析蒙军骑兵相比宋军步兵优势的情势下，开始计划选择依山筑城。即有李鸣复上疏：臣独以为州既有城，而山遂无寨，则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众。是一城之外皆无驻足之地耳。万一有警，不死于兵戈，则毙于道路矣。有城以御寇，又有寨以保民，则军民两利而人心自安。“城以御寇”乃是吴昌裔所言“蜀之所恃，专在天险”，而城池修筑本身即有“恃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修筑较便”的特点。正是在对蒙军如吴泳论其在长淮平旷之地，“敌之长技惟在于马，长淮边面率多平旷，敌马易于驰骤”，对军队作战情势的了解，方能取得其后四川守城的优势，并于钓鱼山致蒙哥阵亡，蒙古退兵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