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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连贵

王永盛银饼

上海自清初起就已经使用银元，但在很长时期内流通的都是舶来品，绝大多数是在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本洋。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开征厘捐（亦称厘金），主要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六年，苏松太道修补知府吴煦奉令办理厘捐，名目繁多，捐数一再增加，上海竟成清政府的饷源重地。这一年，上海铸造了著名的号商银饼。

号商银饼亦称上海银两币或咸丰银饼，以申漕平一两为单位，成色九八，两面均铸文字而无图形，有号商名称、铸造年份、重量、监倾人和银匠姓名等内容。号商有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银匠为万全、丰年、平正和王寿四人，监倾人均是朱源裕。例如，王永盛银饼正面文字为“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足纹银饼”，背面文字为“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万全造”。郁森盛、经正记银饼的形制与王永盛完全相同，但分一两与五钱两种，郁森盛一两币的银匠为丰年和平正，五钱币为王寿，经正记一两币银匠是丰年，五钱币是万全。

上海港口沙船林立

上海铸造银饼与咸丰六年办理厘捐有直接的关系，并由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号商承铸。过去一些学者把号商说成是钱庄、银商或银号，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王永盛等三家都是沙船商。这里需要明确号商的概念。号商即沙船商，在银饼上沙船商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都称上海县号商。沙船是一种底部较平结构较强的帆船，在沙滩上搁浅时不易损害或颠覆，适宜于沿海运输。“至劝谕绅商捐输钱炮，查上海富户多在商不在民，而号商皆有号货，号货又尽在沙船。所有从前助饷及现时捕盗经费，出自沙船，即出自号商”，“此次照案亦分五等，自二百千起，以次递减至四十千至（止）。系奉饬号商郭万丰、郁森盛、李久大、经正记、萧星记、沈生义、王永盛、王公和经收”。咸丰六年八月《上海县筹办厘捐章程》规定，办理厘捐，非董莫任，在城内邑庙设立总局，推选总董二人主持，帮董八人分任其事。各业择其殷实公正之人为领袖，稽查同业各行铺，解收钱文剔净搀杂，各项捐钱一律以制钱足串呈缴，以便批解，当十大钱照章搭收。实际上在征收时是收钱解钱，收洋解洋。但上海市面的西班牙本洋等外国银元有光洋与花洋之分，价值不同。光洋一般指未加戳记的新银元，作价比花洋高。花洋指加盖过较多戳记的银元，因钱商常用硬印在币面上打戳记以检验真假，每经一次手便加一印戳，表示保证质量，这是商界的一种习惯。由于墨西哥独立后停铸本洋，改铸鹰洋，本洋的来源逐渐断绝，上海市面的光洋不断消减，价格上涨，同时光洋经屡次加戳，在流通中自然磨损，久而久之，花洋充斥，价格不断下跌，“而刻下市廛收换洋钱，挑剔更甚，经董收洋解省，必须折耗，故收捐时不得不稍加挑剔”。为了便于厘捐收解，上海在货币方面采取了新的措施。1856年11月29日《北华捷报》曾作如下报道：“约在同一时期，上海道采取一弓两弦的政策，决定以纯银铸成一两重银饼来普遍流通。他成立一个组织，就他所有的粗糙机器来说，他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可赞赏的银饼……其大小形状似银元，有花边，实重一两。我们相信，人民之间会收受的，但对商业则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因为每月只能生产三千枚而已。”

咸丰六年的银饼不仅铸造量少，而且制作简单，币面只有文字并无图案，容易伪造，发行后不久市面出现赝品，信用失坠，遂停止使用。《吴煦禀请花洋公估加盖官戳与光洋一律通用》（1857年2月24日）说：“窃照洋钱与自外夷，通行东南各省。上年秋冬，花洋、光洋过于区别，甚至花洋较光洋减为七八折，以致光洋愈少而价日昂，花洋愈多而价晶贱。夫光花洋钱，同一银质，不过行用日久，戳记较多，即以花洋目之，初非分两轻短、夹铜夹铅比也。始由市侩播弄，故意低昂其值，于中射利，继则各处相习成风，几似狂澜莫挽，商贾百工，莫不受累，甚至花洋无处易钱，其有急不能待者，不得不格外减价。去冬各业买卖，因此蚀耗者甚多，因此亏歇者正复不少。卑府因奉委办理上海厘捐，据各商贾纷纷相告，佥云如不实力整顿，将见生理萧条，于捐厘亦多窒碍，是以去冬屡为设法调剂，或设店专用鹰洋，或按两另倾银饼，欲除洋钱之币而均市价之平，卒之未见成效，光、花菜形轩轾，必得再为筹划，期于挽此恶习。”从文中“按两另倾银饼”来看，铸造银饼是上海道均平洋钱市价的一项措施，但因铸造数量的限制，并未产生效果。

郁森盛银饼（左上），经正记银饼（右下）

上海县号商银饼是用所谓“粗糙机器”铸造的。据当年上海的英国医生、仁济医院创始人雒魏林描述：首先是把熔化之银制成银板，经称量后锉平表面，使之光滑平整，接着送去压印。压印的铜模有正背两部分，在钢模上雕刻钱文和银饼图形。背面的钢模与下面钢模接合在一起成四方箱形，里面夹放着银板，用一大块花岗石作为压印的工具，石头约有200磅重，放在10英尺的高度垂直向下，银板被压成银饼。最后银饼还要铸出花边，“银币之齿边是用很简单交叉的花纹制作的。这种交叉的花纹用雕刻在8英寸长的狭窄的钢板上，然后放在同样长的铁槽中。这样可以使银币沿着轧槽上的钢板溜过，将银币的边放在轧槽沟中的交叉花纹钢板上，用大拇指和二指拿着银币，然后用木槌在银币的边缘上轻轻的捶打。这样齿边的花纹就压印出来了，于是铸银币的过程全部完成，就交商号去使用”。从上面铸币的过程来看，使用的“机器”是原始的，基本上属于打造工艺，这与后来广东引进的新式机器开铸龙洋不同。号商银饼的铸造数量本来就不多，遗留下来的枚数更少，其中以平正造郁森盛一两币最为罕见。

上海县号商银饼是上海最早铸造的银元，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两为单位的银币，在形制上明显地保存了银两制度的痕迹。它还是中国早期的仿铸银元之一，反映了当时已初步意识到改善货币流通的重要性，从而使它较早地登上自铸银元的舞台。

上海一两银币

同治年间在香港铸造的上海一两银币和中外通宝银币与上海有关。香港在1866年设立造币厂，铸造香港银元。当时香港的经济形势颇为严峻，而该厂的开销费用很大，相对它的生产规模来说，铸币任务严重不足。普遍的意见都觉得不必要的职员太多了，薪给也过高，这是造币厂亏损的重要原因。为了开展造币业务，香港曾替上海铸造银币，并代为设计几种图形，上海一两是其中的一种。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英国殖民者于1854年成立工部局，为租界的最高统治机构。钱币界一般认为，工部局企图攫取货币发行权，于1866年委托香港造币厂铸造上海一两银币，准备在上海租界行用，所以将这种银币又称为“工部局银币”。

上海一两银币（有光芒纹）

上海一两银币正面是蟠龙图案与“上海壹两”字样，背面是英国国徽与英文大写“ONE TAEL SHANGHAI”（上海一两），下铸“1867”纪年与英文大写“HONG KONG”（香港）。成色982‰，重量566格令。上海一两币又分两种，一种是蟠龙四周有光芒纹，另一种蟠龙四周无光芒纹。辅币的图案比主币简单，正面是放射光芒的太阳与“上海贰钱”字样，背面是皇冠图案与英文大写“TWO MACEHANGHAI”（上海二钱）及“1867”纪年。上海一两钱币在形制上不中不西，特别是币面铸有英国国徽使清政府难以接受，故香港在1867年试铸后未获批准发行。

1867年香港造币厂在铸造上海一两银币未被清廷采纳后，由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威妥玛向香港造币厂厂长建议，设计其他能为中国政府接受的图案，一是用于海关贸易的银两面值，二是其他小面额的银两币。威妥玛尽量使出迎合中国政府的手段，在原始设计图稿上，银币的一面是中文“同治年铸”，中间图案为两条小龙；一面是中文“中华通宝”，中间为“壹两”。

中外通宝

皇家造币厂对他的设计稿作了修改，把所有的中文放在同一面，即上缘为“中华通宝”，下缘为“同治年铸”，并在“壹两”前面加一“银”字，成为“银壹两”，另一面是把小龙放大置于两旁，中间改为太极八卦图。这就是所谓的“中华通宝”。此后的币模又有变动，正面将“中华通宝”换成“中外通宝”，中间在“银壹两”前加上“关平”，删去了“同治年铸”，背面双龙、八卦太极图不改。结果，该银币正面是“中外通宝”币名与“关平银壹两”字样，背面是双龙与太极八卦图，另有五钱、二钱、一钱、五分等辅币。

香港造币厂

原来计划银币被中国政府采纳后，将作为上海江海关等中国海关收税时出纳银两之用。当1868年币模偕同样币运抵香港时，香港造币厂已经倒闭，中外通宝银币未投产铸造，仅有极少数样币存世。彭信威曾说：“同治六年香港政府因自铸银元失败，想替中国铸造一两和小额的新式银币，并代为设计图型几种，如上海壹两和中华通宝。但没有被清廷接受。”实际上，彭信威所说香港代为设计的“中华通宝”就是“中外通宝”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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