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一书中提出了“君子不党”的理论。“党”在古文学中是一个贬义更多的词汇，“无偏无党”，《书》中对于朋党攻击更加尖锐，认为这是一个互相包庇的利益体。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有如下的说法：“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为何一代儒宗违背孔圣教诲，尽力辩解朋党之说呢？

君子有朋，小人无朋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朋党论》中，欧阳修解释到：品德不高尚的小人，是以贪财图利汇聚一起的，他们没有共同的信念。有利可图就一团和气，无利可图就一拍两散。这种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真正的朋党，他们不是志同道合的人。

而志趣高尚的君子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操守气节，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而展开合作的。为了国富民强的“天下大同”，他们愿意夙兴夜寐，奋斗终生。君子的友谊深远而绵长，举动于国家百益而无一害。

欧阳修巧妙地避开了“朋党”的普遍概念，开一家之先言，巧辩才气展露无疑。以君子、小人聚集在一起，目的根本性的不同，驳斥小人不朋，唯利是图。劝谏宋仁宗，明辨奸贤，整治朝纲。要更深刻地解读《朋党论》，还需要联系欧阳修书写时的现实背景。

庆历新政，名臣遭贬

宋仁宗年间，沿袭的府兵制，在册军士高达140万，给5000万人口的北宋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富庶著称的宋王朝，每年一半以上的赋税变成了军费。而且宋廷内部，有品级的官吏数量达到两万多人，比起宋真宗时期，整整翻了一番。再加上西夏建国、辽国虎视眈眈，宋王朝财政一度入不敷出。

“时势造英雄”，内忧外患的宋王朝，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名臣。庆历三年，宋仁宗重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素等人，推行了声势浩大的“庆历新政”。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

从内容就可以看出，庆历新政主张精简机构，缓解内部压力，整军经武，是一场救亡图存的变革尝试。但其中“抑侥幸”、“明黜陟”、“精贡举”、“择官长”等举措，直接打击了众多顽固派的利益。“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虽然于平民有利，但打击了广大地主阶级利益。

因此，“亲历新政”推行之初，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众多豪族公卿子弟，特权大幅缩减，也要通过考核才能出任朝廷命官。守旧派吕夷简、夏竦等人，同范仲淹、韩琦、欧阳修为首的“新派”，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旧派”弹劾“新派”的文书，是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起草的。由于庆历新政触动的利益集团过于庞大，新派“结党营私”的言论传播极快。三人成虎，宋仁宗虽然相信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人的操守气节，但还是难免对新政怀迟疑态度。《朋党论》就是欧阳修为了驳斥“结党营私”而作，采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承认朋党的同时，创造性论证“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观点。其中虽有偏颇之嫌，也足为一家之言。

朋党之论，覆灭新政

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之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欧阳修在极力证明一个观点：君子们组成的朋党，于治国安民是有益的。周王朝就是贤者一心而兴盛的，试图以此打消宋仁宗对“庆历新政”迟疑的态度。

并且欧阳修在文中先后列举典故：殷商无道，周自代之；汉献帝（实为汉灵帝，欧阳修笔误）党锢之祸，引发黄巾起义；唐末昭宗时残害名士，唐不久灭亡。以此来强调“君子结朋党”，是国家振兴的祥兆，反驳旧派攻击新派“结党乱政”的言论。

《朋党论》作为欧阳修的墨宝，称得上文采斐然，有理有据。但由于“朋党”的现实影响，欧阳修一直在回避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何辨别什么是“君子结党”，什么是“小人结党”？

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朋党论》说服力始终有限，一种无法解读的论断怎么会有说服力呢？纵观全文，欧阳修对此解释很单薄、很无力。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欧阳修把这个难题推到了君主身上，认为贤明的君主可以辨别“君子”、“小人”。如此论调，问题有二：其一，宋仁宗当然是贤君，那后世之君都很贤明吗？如果纵容朝臣结为“朋党”，君主又不能明辨奸贤，于国于民都是大害。其二，“君子”、“小人”没有明确的标准，就像旧派的吕夷简，兢兢业业数十年。只是出于保守，才反对“庆历新政”的，不是他不想富国强兵，而是觉得政令难以推行，这种人我们可以称之“小人”吗？

《朋党论》虽然不失为千古经典，但由于写作初衷是为了维护新派，保护“庆历新政”，其论点“朋党”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合理之处。纵使欧阳文忠公文采斐然，引经据典，也难掩“朋党”论点之瑕疵。

宋仁宗在御览《朋党论》之后，对范仲淹、韩琦、欧阳修为首的新派，由迟疑态度转为排斥。次年，随着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相继外调，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可以说欧阳修出于好意的《朋党论》，激化了朋党与皇权的对立问题，成为了庆历新政破灭的导火索。

参考资料：

《朋党论》、《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文正公年谱》、《欧阳修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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