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之年

一项历史性任务摆到了当代青年面前。

1985：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之年

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序幕，1985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之年。

邓小平在1985 年7月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谈到，改革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世纪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邓小平对改革的这个定调，让1985年成为承前启后的又一个时间节点。

这一年，《中国青年》观察和记录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1985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宏观·总体·趋势——关于改革的青老对话》，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总干事童大林与本刊记者的对话。童大林表示：“经济体制改革犹如出海的航船。不起航，当然没有风险，一旦起航，必然会遇风浪。既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这条大船，已经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就不能抛锚，或是向后退，只能前进。不管是高速、快速或减速，无论如何要勇往直前。”

同期发表的文章《到2000年我46岁》，讲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系研究生华生对“价格改革”和“双轨制”的研究，文章提到“汹涌大潮的每一滴水都受着万有引力的牵引”。

《现在闯世界去》记录了深圳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麦应权出任深圳大学洗衣厂厂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人家评价是：深圳大学的学生，胆大脸皮厚，这可是闯世界的性格”，文章说道：“新一代人的幸福观正在改变，生活的挑战性越高，他们的满足感也越大。”

这一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合中国青年杂志社，发布调查问卷，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次调查收回七万多份答卷，《中国青年》连续刊登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在这变革的时代，青年在想什么？

1985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开篇即指出：“社会大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而这种改革总是伴以文化和观念的改革，观念更新——一项历史性的任务摆到了正为理想而奋斗的当代青年面前。”

同期刊登文章《一个研究生的茫然》—— 一个毕业留校工作的研究生，在而立之年感受到了恐惧感和迷茫，他怕干不了多久，就以一事无成的结局败下阵来。因为有些人说，起用一代新人不适用于高等学府，他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和采纳，他焦急地希望着，老一辈知识分子能理解他们晚辈，为了我们的事业，放手让年轻人去干。

这一时期，全社会更加重视青年知识分子，在青年的成长中，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教育同等重要。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动员和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在“七五”期间建功立业、做四有新人的决议》。《中国青年》将目光投向了“新的绿叶”——“那些普通的青年，普通的事件，普通的现象，普通的剖面……我们将透过这些‘普通人’和‘寻常事’，细察其中的精微，寻觅其中的闪光，探究其中的内核，展示其中的价值。”

1985年第8期战地报告文学《记住南疆 记住南疆》记录了青春之火在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中燃烧。1985年第11期文章《单骑上高原》讲述了汪青春从北京骑行到西藏的故事，作者认为“本文是为那些正在走向独立生活的青年朋友写的，这不仅仅是一次战胜大自然的行程，它所体现的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冒险和开拓精神，应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青年们的财富。”

1985年，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青年》而言十分富有意义的事。第1期杂志上，《中国青年》发表了《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一文，报道了31岁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其时，习近平同志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文章《知之深，爱之切》，并写信给《中国青年》编辑张世明，其谦虚谨慎、诚恳待人的作风渗透在回信的字里行间。这段往事，成为国家领导人与这本红色刊物之间的一段佳话。（文-朱玉芳）

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七五”计划。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七五”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经济发展过热，改革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现象，搅动着当时青年的心。比如“外国资本家借钱给我们，外国资本家到中国合资或独资办企业是不是剥削了中国人？如果这种情况算剥削，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倒退？”“个体商贩赚钱多是否合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1986年第4期《中国青年》收集青年关于改革的问题，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解答，于是有了文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中国今天进行的改革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86年第11期《中国青年》刊登文章《开放的文明与文明的开放——于光远就精神文明建设答青年记者问》《关于借鉴西方文明的讨论》。1986年第12期《中国青年》刊登文章《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演进——价值观念中“自我”的突起》，文章指出“导致青年价值观念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只不过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

改革年代，许多问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会有疑惑，有讨论。对此，文章《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是可悲的》指出：“人们的认识不可能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变革时期。议论纷纷，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对于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积极地参与，负责地讨论，是现代化对于人民的要求。”

1985年7月24日，第一位漂流长江的尧茂书触礁身亡。尧茂书的行为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了1986年的“首漂长江热”。1986年第2期《中国青年》刊登文章《梦断长江》，记者追寻尧茂书的足迹，来到通天河畔。题记引用了惠特曼的诗——“我为死者擂鼓，我以我的号角为他们吹出，最嘹亮而快乐的源泉。”

1986年6月至11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中美联合长江上游漂流探险队都先后漂流长江，人类首次全程漂完6300余公里的长江。在这次世界探险史上“最后的伟大征服”中，加上尧茂书，共有11位勇士长眠于长江。

30年后，一篇新闻特稿《1986，生死漂流》将这段几近被人遗忘的历史拉回到人们的视野，文中采访了当时中美长江漂流队的褚斯鸣，他说：“曾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在人们心里有爱。人们因为爱而欲罢不能，于是被高山大河、深海太空所吸引，孤注一掷地去舍身探索，很像人在为情所困的极端处迸发出的不顾一切。”

那一年的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钟后爆炸，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这两件事看似并无关联，然而历史钩沉，我们如今回头再看，那些轰轰烈烈的探险背后是全世界突飞猛进的变革之年。

当世界经历了长期的动荡，终于走到和平年代，人们开始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主题是“捍卫和平和保障人类的未来”。当年的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纪念演唱会上，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唱响了整个体育场。中国摇滚乐应声而起。这首歌让在社会剧烈转型中的痛苦、失落、迷惘的青年们沸腾了，成为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符号记忆之一。（文-朱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