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电视剧界出了一部神作《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从真实的无差别杀人大案出发，探讨了废除死刑、精神病人自主权与卫生立法等社会议题。

它讨论的核心是，在一个充满冲突、失败与风险的社会，人们应该如何相互对待？是用更多的藩篱来隔离风险，还是营造更加包容和相互接纳的社会？

每一个人在自己位置上的选择，都不断地重塑着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当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用个人策略取代结构思考的讨论。

电视剧每一集片头有一个特别的设置，会把网络言论碎片式呈现，也就是集结网民在讨论公共事件时的情绪态度。仿佛是在说，你不经意的一个随手动作，可能已经埋下了伏笔，拨动着你与恶的距离。

因为发声即是立场，声音亦可杀人。在积极援救和加害他人之间的距离微乎其微，被舆论牵引很容易忽视背后带来的破坏力。

没有人是局外人，我们与恶的距离很近。

这部剧有些沉重，也很压抑，却不得不说拍的有深度，有批判。

李大芝一家因为哥哥李晓明犯下的变态杀人案饱受社会关注，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每日戴着口罩活动。还会有不计其数的媒体和被害人家属上门，骚扰他们、报复他们。

两年过去，枪击事件的创伤如影随形。作为加害者的李家和作为被害者的刘家，像是镜面，对照彼此的伤口。

宋乔平一家因为儿子被杀，母亲一直无法走出阴影，整日以酒精和工作麻痹自己。疏于和丈夫、女儿的沟通，在家庭中一直剑拔弩张，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家庭矛盾越来越严重。

应思悦一家因为弟弟受刺激得了思觉失调症，父亲突发心脏病，所有重担都压在了姐姐身上。当他男朋友忍受不了她的家庭，与她退婚。她男朋友露出真面目，嫌弃她看不起她，告诉她有多少女人愿意贴他的时候，她忍住难过，告诉他，“我这么好的条件，可以找到比你高几百万倍的人”。

其实思悦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生命里高于几百万的存在。

剧中最让我触动的一段，是李晓明好不容易接受律师的建议去做心里检查、也肯和自己的家人见面的时候，被突然宣告死刑第二天执行。

一个随机杀人犯被定了死刑，但是在他前面还有几十个死刑犯尚未执行，执法机构没有通知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和家人，却告知了媒体，就对这个杀人犯进行了处决。

这个杀人犯处以死刑是应该的，但此刻这个结果仿佛是为了讨好大众，这不是法治该有的公平正义。

“被判死刑没有关系，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他死了以后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一个民主法制国家才可以抚慰人心，保证我们的安全，太荒谬了。”

不是说坏人就没有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权。坏人的家人也有权利最先知道自己儿子、哥哥的生死，而不是通过突然蜂拥而至的媒体。

罪犯确实该千刀万剐，但是他杀人剥夺别人的人权不代表法律可以效仿一个杀人犯做一样的事。法治不能只是用来安抚人心的，它是用来解决和预防问题的，为了安抚人心杀死刑犯远没有为了解决问题杀死刑犯有意义。

李大芝对着她曾经的新闻部的同事说：“你们杀的人不比我哥杀的少。”

文以载道，文以杀人。

如果我们都仅凭着在新闻中所看到的只言片语就去下结论，去控诉，去随意指责。那我们无形之中也在逼迫着，也是加害者。

这部剧也揭示了心理患者在这个社会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疗养院想要在一个社区建立，就遭受该社区的居民们进行抗议，上书等等。他们害怕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打乱，他们戴着有色眼镜与对待生病的人，去排挤他们。这难道不是加害者吗？

剧中一个小男孩因为心理有一点小问题，在学校受同学的欺负和排挤。老师知道情况却不作为，反而让小男孩的母亲带着孩子去看医生。

小男孩因为多年压抑，终于爆发，在路上持刀袭击路人。她的妈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袒露心声却被媒体恶意剪辑。

不负责任的媒体只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收视率，不看事情的前因后果，断章取义。媒体最后逼死了这对母子。

这部剧也深刻在，导演把这个故事里不同参与者的立场、态度、想法和与别人的矛盾展现得清清楚楚。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他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彼此却水火不容。

这个剧的思辨范围涉及了法制与舆论、人权与民意、媒体与真相、精神疾病与大众认知、家庭教育、婚姻甚至是职场，每一个都拆解的真诚透彻，真实的让人能看到自己生活里的影子。

所以其实众生皆有罪。

我们既然无法自救，那我们就不要去让别人更加痛苦。

我们对世界的不满并不会改变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思想是根植在人生存环境当中。

你是行恶的人，我在无意中种下了恶的果，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中间差的不只是五百步，因为我还有人性的挣扎。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是宣判了谁的罪，就像法律它并不能审判所有人的罪，它只是说了一个重复的话：无论是谁，犯了错都有坦诚错误的权利。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有什么？有你，我，他还有它，一个人不仅有人性还有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