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制度性皇权助阵的“三不足说”

无论如何，出于现实的需求，官僚系统在宋代开始变得日益复杂。官僚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行为规则的常例性，这对作为个人的皇帝之任性专权可以构成一种制度性制约；但是，官僚系统原则上来说又是作为制度的皇权的一个有力工具，一种制度性专权因此也成为可能。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官僚系统约制个人人性的皇帝的一面；王安石变法时，豪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皇权的范围因新法而大为扩张，又是制度性专权获得清晰呈现的一面。

这样一种争论又将正义的基础之争带了回来。文彦博所说的士大夫，有着从尧舜禹周公孔孟以降的道统在握，所以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还包含着士大夫以（经过理学重新表达的）传统来制约皇帝的意涵在内，正义的根基是属神（属传统）的；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无疑是将正义的基础奠立于皇权的意志之上，是属人的。

宋代的“荀孟之争”在王安石变法的政争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看来，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无疑是迂腐不切实事之辈；在司马光一派的旧党看来，王安石一派的新党则多有心术不正投机钻营之徒。

然而，新旧两党又共享着理性的勃发这样一个时代精神，区别只在于，理性是用在事功道术层面，着重于治理技术的设计，即工具理性；抑或用在义理人心层面，着重于理学对心性的开发，即价值理性。

2.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一塌糊涂的落地执行

诚然，王荆公并非不讲义理人心，其尝作一文《读孟尝君传》，言道：“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可见荆公对于政治伦理有着很高的标准。

这种伦理标准使得变法也必须有复古的外观，故而荆公继王莽与宇文泰之后，在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尝试复周礼，其新法多可通过周礼获得阐发。

然而其努力于此注定无法成功。因为宇文泰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少可比附于周代的军事贵族与门阀豪族所主导的社会，周礼可作为精神资源帮助其整合胡汉。王荆公所面临的则是一个平民社会，诸如保甲法等模仿周礼的对人的齐整管理，无法再呈现出其在宗法制下的伦理面相，只表现为制度性专权；诸如青苗法、市易法这种以金融手段来治理经济的新法，则因一系列必需的法权基础、制度基础的欠缺，而导致“与民争利”的后果，并未导向荆公所期待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这样一种结果，自为真正的士君子所不齿，最终，荆公的“伦理-官僚世界”当中的“伦理”，转化为制度性的专权；当中的“官僚”，则转为投机钻营的小人的晋身之途。故在荆公去职后，诸新法多转为奸佞之徒的聚敛之道，新党的理性从为公的事功堕落为谋私的心计。

3.王安石VS司马光，一个时代的错置

王荆公变法，初衷在于富国强兵，以应边患。但其结果难免法统对道统的侵蚀，以及官僚团体对于法统的再侵蚀，长此以往，事情必不可收拾。故而司马温公力护祖宗之法，以此来对君主及作为君主意志延伸的官僚形成制约。

在君主奉天承运的时代，倘社会中再无诸侯或豪族，则传统所代表的天意是制约君主的唯一力量；传统通过士绅阶层世代传承，他们成为理学的政治-伦理实践的担纲者，维护着自生秩序的民间基础。

可以说，王安石提供了对国家的抽象治理基础，但是当时的治理技术还跟不上。好的治理技术需要有庞大的财政支撑，这又以发达的民间社会力量为前提。

司马光对于传统的卫护，保护着自生秩序，提供了发达的民间社会的可能性，却与王安石的治理技术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平民社会在实践层面有着对于政治世俗化的需求，但帝国在精神层面的伦理和政治并未分离，这就形成了结构性矛盾。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的错置。在现代社会，需要有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并存，但这是以现代经济为前提，现代经济则以一整套的现代法权秩序作为其制度前提；而在现代经济能力与现代法权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司马光最终必定能够胜过王安石，因为钻营之辈的政策难以贯彻始终，最终稳健的力量会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普遍选择。

4.恶性循环的新旧党争，昏招迭出的北宋外交

但是在这个选择稳定下来之前，新党旧党之间的政争已经超脱了单纯的政见之争。王荆公、司马温公之政争犹不失君子之风，但其后续者之争则堕入个人意气乃至单纯的争权夺利，政治的水准遂急剧败坏。

以致在北境即将出现鼎革巨变之时，中原帝国却既无法理解这个新的格局，反而与新兴的强大蛮族女真合作来打倒业已高度接受中原文化、与己和平共处已历百年的大辽；又无政治担当来履行与女真的海上之盟，每每机会主义行径试图占小便宜，被女真揭露后旋即又百般遮掩，各种反复无常背信弃义,图小利而蹈大祸。

比如，宋金双方约定了不许从对方占领的土地上招降纳叛，大金占领了大辽的土地之后，大宋却偷偷鼓动那些土地上一些原本是大辽将领的汉人来投降自己；真的有将领来投降了，大宋这显然是违约了，金国来找大宋算账，大宋却矢口否认；待到大金拿出证据，大宋就从军营中找个与前来投降的将领长得相似的人杀掉，把头颅给大金送过去；但大金识破了这是个假的，大宋又不得不把那个真的降将再杀了送过去。

这种做法，让大金不肯再相信大宋的承诺，也让此前早就投奔大宋的辽国汉人将领极为寒心，待到宋金再起冲突，他们很容易就被大金给招降了。在北宋末年，类似的昏招数不胜数。

5.北宋为何会陷于进退两难的二元困境？

这样一种低劣的政治能力，终致靖康之变，北宋末代帝室于此近乎咎由自取。

南宋朱子言及此段历史，亦是抑制不住地愤慨：“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着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夷狄犹能守信义，而吾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于夷狄之类如此！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

但倘非荆、温二公后继者低劣，是否大宋之变法事有可为呢？

朱子对此并不看好。朱子“言定靖康之祸，曰：’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

这背后道出一个事实，即单纯从中原帝国本位的角度出发，其富国强兵之途，是进亦败退亦败。进则荆公后继必为蔡京之辈，事情必败；退则传统固然可存，但武功废弛，难以抵御边患。这个二元困境，在只统治中原的特殊帝国之架构下是无解的，它使得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普遍帝国成为历史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