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的题材并不新鲜，寻找的故事在影史上比比皆是。但贾樟柯聪明的是，选择了 三峡拆迁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讲故事。如果影片不在三峡拍摄，比如换成在贾的故乡，变成汾阳好人，也行得通， 但信息量会少很多。不可否认，三峡工程不仅在表现巨变中的中国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而且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所提供的丰富视觉与社会信息，也令影片事半功倍。贾氏电影特有的动人细节、状态描绘，镶嵌于三峡搬迁的社会变动图景中，虚构与真实纪录的融会，令电影的震撼力倍增。
好些人提到贾樟柯的电影意义时，常说他发现了县城。把这作为他的一种创举。而我觉着贾樟柯影像更大的价值，在于他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于社会边缘，城市边缘的人们。在中国，对底层、边缘人物的书写并不是从贾樟柯这开始的，但没有谁用了他这么集中的目光。我们的电影里对底层人物的书写，也往往要提炼，要升华其英雄性。如果他们有幸成为一部影片的主人公，是断然不会以普通人的面目得以呈现的。而更多时候他们仅仅以配角的面目出现，在镜头前一晃而过，带着统一的、程式化的表情，像是城市的一道配景。对他们的世界，我们全无了解，尽管那个世界就在都市繁华脚下，在盛世华章的背面，但许多人选择了看不见，而看见的人，将接受来自内心的疼痛。捏着火炭，一言不发。谁也不说，说出来的人，我们不能不向他致敬。于是，我们看到，像小武般的小偷，在贾樟柯的镜头里也获得了尊严。像尹瑞娟、崔明亮这些最普通不过的，甚至称得上失败的年轻人的爱恨都得以在银幕上呈现。
不仅于此，贾樟柯是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着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状态。这种诗意并非不真实的方式，而是指他发现了底层的、边缘的人们那种被遗漏的打动人的细节。底层人物的生活被审美化了。在《三峡好人》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一群赤裸着上身的砸墙工人讨论着人民币上的景色，以最朴素的语言，述说着我们日常毫不注意的美。钱的诗意化，或许只有在穷人那才有可能，而在富人那里，钱不过是资本。再比如韩三明与他的前妻分吃一颗大白兔奶糖的镜头，贾樟柯浓墨重彩地书写着这种物质匮乏状态下的浪漫，令那些对着大鱼大肉食之无味，闲着没事干就整天吵架闹离婚的所谓主流之人汗颜。贾樟柯镜头里的底层人、边缘人，再不是那种脸谱化、程式化的呈现。他还原了他们本身的丰富性，狡黠、幽默、温情、暴戾、坚忍、怯弱对这样的边缘人群，贾樟柯给予了诗意的关怀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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