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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纪录片历史脉络的讨论往往集中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十七年间（1949-1966）的纪录电影，在“去政治化”语境下，给予否定性评判似乎成为一种学术时髦。事实果真如此吗？

十七年间的纪录电影以其朴实的镜头语言和积极饱满的情绪，讲述中国革命经验和新国家的重建，并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中多维度地建构了一个充满活力、友善包容的中国国家形象，这无疑是十七年纪录电影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原文 ：《“十七年”纪录电影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作者 |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罗锋

图片 | 网络

关于中国纪录片历史脉络的讨论往往集中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十七年间的纪录电影，在“去政治化”语境下，给予否定性评判似乎成为一种学术时髦。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将纪实影像视为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重要路径，“十七年”间纪录电影究竟建构怎样的国家形象？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重返“十七年”历史现场。

纪录电影的中心位置与新中国的重建

作为时间概念的“十七年”最初与文艺无关，而是指向生产劳动，后来才从“新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概念中演变而来，专门用于概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的文学创作，并逐渐扩展到包括影像在内的整个文艺领域。因其超强的概括性和有效的历史分期功能，“十七年”最终成为重要的学术话语符号。具体到电影领域，在很多人眼里，故事片构成十七年电影的主体，这其实是一个误读。纪录电影实际上是十七年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纪录电影构成了十七年电影的主体。在数量上，纪录电影产量将近故事片的两倍。例如从1949年至1964年，包括美术片在内的故事片为5567本，但包括科教片在内的各类纪录片高达9558本。另就国际影响力而言，纪录电影的输出量最大。陈荒煤就曾指出，我们历年输出最多的是新闻纪录片，从1949年到1957年，总共输出421部。于是，一个新生的中国国家形象在这些纪录电影中开始浮现。

随着新中国诞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像《鞍钢在建设中》、《第一辆汽车》、《改造黄河第一步》、《长江大桥》、《万象更新》一批记录电影从各个角度分别讲述原本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进程。《第一辆汽车》最能体现新中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令人惊叹的工业发展速度。影像主要讲述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第一辆解放牌重型卡车下线的整个过程。《战胜怒江天险》和《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均是用镜头记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在康藏高原、青藏高原架设桥梁、修建公路的壮举。某种意义上，由石梅担任编导创作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和讲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影片《黄河巨变》，代表了十七年纪实影像创作的题材把握能力和艺术水准。高维进女士更是给予《黄河巨变》极高的评价，影片虽只表现三门峡的建设者，但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一个缩影，它概括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友善的外交立场与亲和的外交形象

纪实影像往往对现代外交产生直接影响，纪录片史可以说是一部由活动影像构建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十七年间，政治外交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纪录影片《和平万岁》，记录的是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召集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场景。这部影像在其他国家放映时好评如潮，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的放映更是给现场观众留下难忘印象。这既是中国纪录电影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更是中国电影工作者首次向世界展现新中国热爱和平、和善友爱的国家形象。1953年，《和平万岁》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这也是中国纪录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的首个一等奖。

和平万岁(1952)

彩色纪录电影《祝贺》记录了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纪念盛况。《亚非会议》讲述的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共有亚、非29个国家参加、旨在反对殖民主义、追求民族独立为意旨的万隆会议。需要提及的一部影像是《塞古·杜尔总统访问中国》。该片在称赞非洲民族解放战争同时，着重记录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华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的情景，这与其此前访美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在塞古总统回国前，这部影片已在几内亚上映，并受到当地民众的极大欢迎。这是纪实影像藉由外交路径传播国家形象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战争军事题材上，《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光辉的历程》和《星火燎原》等多部作品多角度回顾革命历史传统，新中国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在光影中呈现出来。《人道的宽待》和《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两部影片主要讲述日本战犯及伪满洲国战犯的改造、审判与释放、遣返的经过，体现中共对待战犯的方针政策、改造的力量与人道主义态度。《交换伤病战俘》则用对比手法真实记录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对待战俘迥然不同的态度，中方的人道主义与美方的虐待对比鲜明。

国外导演镜头下的日常生活图卷

在十七年间的影像谱系中，由外国导演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独特类型。因国外导演难以获准进入中国自由拍摄，故此类作品数量有限，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观自身的窗口。

1956年，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和“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来华拍摄了一部20分钟的纪录短片《北京的星期天》。该片主要展现了新中国初期老北京的城市面貌和一个星期天里首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导演的镜头始终充满着对一个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极大的好奇，较为中肯地为我们留存了一幅珍贵的建国初期北京城的生活图卷。

北京的星期天 Dimanche à Pekin(1956)

1957年，美国记者兼导演科恩与另外41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作为期6周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中美之间规模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民间外交事件。科恩此行受当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委托，以特派记者身份随身携带16毫米摄影机和10卷胶片，客观记录了代表团走访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长春、大连和杭州8座中国城市的生活场景，其中部分影像传至美国在NBC新闻节目中实时播出。最终剪辑而成的50分钟纪录片《红色中国内幕》随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00多所大学、图书馆和社区进行巡展。

新中国成立后，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拍摄首部作品《早春》，由“冬”、“早春”和“春节”三个短片剪辑而成。该片记录1957年冬到1958年春北方的内蒙和南方的南京、无锡江南水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劳作的场景。受中国画影响，该片注重选取富有情趣的画面，画面的构图、色彩、意境、民乐使用使得整部作品画面、解说、音乐浑然天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使该片在十七年纪实影像中独树一帜。同样是在1958年，一部由美国中情局拍摄的纪录电影《1958年的中国》着重描述的是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文化变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及郊区农村的大跃进运动。尽管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但该片的叙述立场却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这也使得该片成为一部难得的透视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历史文献影像。

1958年的中国 China Leaps Forward, 1958(1958)

1963 年8月，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费利克斯·格林访华时拍摄了他首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中国！》。借用此次难得的出镜机会，周恩来向全世界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通过电视媒介向世界发表政见。该片最终在美国的艺术剧院和电影协会放映。在十四周时间内，每天七场的放映座无虚席，“美国人民因此看到了被美国政府禁止观看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可以说，《中国！》在那个相互猜忌的年代向西方递去一个“坦诚”的镜头。

总体而言，十七年间的纪录电影以其朴实的镜头语言和积极饱满的情绪讲述中国革命经验和新国家的重建，并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中多维度地建构了一个充满活力、友善包容的中国国家形象，这无疑是十七年纪录电影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由于缺乏明确的对外传播的观念和具体手段，十七年间纪录电影未能有效地建立对外传播体系。因此，纪录电影对外传播在无力借助于媒介自身的影响力达成的情况下，转而借助于外交途径向外拓展。十七年间纪录电影走向世界各类电影节，很大程度上也要搭乘外交这艘船出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被称作“铁盒里的大使”。这一传播上的窘境直到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传媒自身影响力的增强才逐渐得以缓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纪实影像与国家形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4BXW051）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