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惠帝年间（二九○～三○六年），道教中出现了一位名叫王浮的道士。他对佛教的发展势头极为不满，便挺身而出，与佛教僧侣帛远进行论辩，以明佛道二教的邪正。帛远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僧侣，俗姓方，河南武陟人氏。年少出家，取号法祖，在长安建造寺院，以讲席为业，听众常达千人。河间王司马颙对之崇敬有加，帛远因而声闻关陇。帛远才思敏捷，辩才无碍，孙绰作《道贤论》，曾把他比作玄学名士嵇康。

王浮为了道教的事业挺身出面，勇气虽然可嘉，辩才却与帛远相去甚远。多次辩论，王浮皆大败而回，讨不到一丝半点好处。眼见辩论无法取胜，王浮便采用迂回策略，静下心来翻阅佛典道经，作出了一部《老子化胡经》。

《化胡经》的真伪成为佛道之争

其文本一卷，后人增为十一卷，声称老子西出函谷关，来到了天竺的迦毗罗卫国，此国王后名曰净妙，老子乘其白日午睡之机，化为日精自口而入，居胎十月，于第二年的四月八日夜半时分自左腋而生，堕地即行七步，此人便是佛教祖师佛陀，佛教由此而兴。

此书一出，对当时的影响极大，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认可。

虽然佛教盛传于世，也为许多知识分子所信仰，但佛教毕竟来自异国他乡，是夷人的教化，汉人信奉佛教，在心理上确实有些隔阂。《老子化胡经》一出，这种隔阂便随之消失，因为这样一来，佛教便成了中华文化的产物，算不上胡夷之教了。

所以，后世许多文人便先后采用此说：南朝宋范晔作《后汉书》，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语；齐朝顾欢作论，亦以老子至天竺化为佛陀。

从王浮开始，老子化胡便成了道教攻击和贬低佛教的主要依据，《化胡经》的真伪也成为佛道二家争论的关键问题。

历代帝王对《化胡经》的处理方式

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五二○～五二五年），曾命沙门、道士对讲宫中。道士姜斌说：“依《开天经》所说，老子于周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岁时西入化胡，以佛陀为侍者。”

沙门昙谟最反驳说：“佛陀生于昭王二六年，入灭于穆王五二年。自入灭之后至于定王三年，已有三四五年之久。姜斌不详史实，而胡说什么老子化胡，不是荒谬绝伦吗？”孝明帝令群臣详定此事真伪，太尉萧综等人说：“《开天经》是道教伪造，欺世惑众，当流放姜斌，废止开天伪经。”孝明帝于是采纳其建议，流放姜斌于马邑。

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六六八年），诏百官僧道会于百福殿，议《老子化胡经》的真伪。沙门法明排众而出说：“此经既无翻译朝代，不是伪经是什么！”道士愕然，无人能应。高宗遂令搜集伪经，尽数焚毁。然而，《化胡经》早已广传民间，实难一举烧尽。

武则天登位后，沙门慧澄上书，请求依照高宗之例，焚毁《老子化胡经》。武则天令刘如睿等八位学士集体讨论，皆言《化胡经》于汉隋诸书有载，不应削除。慧澄的建议未被采纳。

自《老子化胡经》一出，道教以此事攻击佛教，凡有道观，必画老子化胡成佛之相，佛教亦于诸寺画老子之形，予以丑化。唐中宗神龙元年（西元七○五年），下诏说：“如闻道观皆画化胡成佛之相，诸寺亦画老君之形。两教尊容互有毁辱，深为不然，自今并须毁除。其化胡经屡朝禁断，今后有留此伪经，及诸记录有言化胡者，并与消除，违者准敕科罪。”此令一下，《老子化胡经》连逐渐绝迹，化胡之争才日见消停下来。那时，佛教已与中国文化结成一体，除了道士之外，很少有人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了。

“老子化胡”是中国佛教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虽然最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废除了，但在佛教发展史上，《老子化胡经》确实给佛教带来极大危害，有多次佛教法难皆与此事的争论有关。


第二次佛道大辩论

就在鲁不鲁乞大辩论发生的第二年，蒙哥大汗的宫廷内又发生了第二场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已经换成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成吉思汗时期，曾经从内地招过去一个老道士丘处机，成吉思汗向他询问长生不老的方法。丘处机属于道教的一个新的支派——全真教。全真教在金朝时由王喆（王重阳）在陕西创建，后来他到山东招了七个徒弟，其中之一是丘处机。丘处机善写炼丹和延长寿命的顺口溜，让人误以为他会长生不老之术[3]。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到了成吉思汗耳中，成吉思汗就派人把他找去。

丘处机从山东经过蒙古，一直到了中亚才见到了成吉思汗，在蒙古大汗面前，他只好说实话：“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听后，觉得他没用，就把他送回了山东。[4]

这次见蒙古大汗却给全真教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个教派借着“注意力经济”迅速火了起来，成了中原道教的霸主，甚至逐渐开始侵袭佛教的地盘。

在和佛教的斗争中，这个教派拆佛寺、改佛像，将佛教逐渐排挤，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除了武力打击之外，全真教再次祭起了心理战术的大旗，又找到了《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宣称老子创立了佛教，甚至老子（或者他的徒弟尹喜）就是佛陀。

当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之后，佛教徒想到了当时的中原霸主蒙古人，向蒙古人申冤寻求公道。

与蒙古人联系的僧人是少林寺长老福裕，他托人找到了蒙哥的弟弟阿里不哥，向阿里不哥叙述全真教欺负佛教的情况。阿里不哥汇报给了蒙哥，将全真教掌门人李志常、长老福裕等人带到了首都哈拉和林，在万安阁举行了一次辩论。参加的人除了佛道两派，还有丞相钵刺海、翻译合剌合孙、学士安藏，以及其他的亲王贵戚。[5]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处：第一，福裕整理了道教打砸抢占的500余处佛教地点，请求蒙古人做主，要求道教归还；第二，要求证伪《老子化胡经》。

福裕提出，《老子化胡经》说老子生于五运之前，也就是天地之先，可是根据《史记》，老子和孔子都出生在周代衰落之后。甚至他举出了一首唐诗，这首诗也说老子生于战国时期[6]。最后他反问：如果老子是大贤，应该辅佐国君安定百姓，可为什么他放弃中原的混乱不管，反而跑到西方去了呢？

蒙古人最后支持了福裕的提法，要求道教徒归还部分寺院，弥补损失，同时烧毁《老子化胡经》。

这一次辩论是对全真教发展的一次重大打击，掌门人李志常从此信心全无，第二年就去世了。

但佛道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一次辩论地点在蒙哥汗的宫廷哈拉和林，由于路途遥远，去的人不多，且辩论没有充分展开，影响力有限。而归还寺庙、烧毁经版的做法更是引起了普遍的敌视，最终，蒙古人认定，必须让佛道两派再来一次更加正规的辩论，从理论上解决《老子化胡经》的问题，才能够解开佛道矛盾。

三年后，矛盾激化了，蒙哥大汗要求弟弟忽必烈在后来成为元上都的开平府，再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辩论会。

被剃头的道士

根据记载，双方都派出了精锐部队参与辩论。参与的外国人有：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这些人都来自蒙古人的疆域，但已经属于汉地之外的区域。汉地僧人则有三百余名参与。

而道士方面则有道士张真人、蛮子（元代的第四等人南人）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

中立方，作为证人和裁判的也有两百余人，有蒙古人的丞相、达鲁花赤等高官，也有忽必烈的谋臣、汉儒代表姚枢、窦默等。

这一次辩论最大的看点，是佛道双方的一次对赌活动。对赌的起因是这样的。忽必烈问双方，如果输了有什么惩罚？道教一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不敢明着回答，僧人一方倒是干脆，说按照西方的惯例，输掉的砍头谢罪。忽必烈最后定规矩：不需要砍头，如果佛教输掉，就让僧人蓄发戴帽；如果道士输掉，就剃头当和尚。参加这次对赌的各有十七名代表，这份代表的名单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表10　佛道对赌名单[7]

辩论开始后，佛教选择进攻，问道：《化胡经》真的是老子说的？

道士回答：是老子说的。

和尚们开始设疑：如果是老子说的，那么和尚剃发受戒的规矩也应该是老子定的，你也应该知道这些步骤，不妨说一说。

道士回答：剃发是你们的屁事，老子不管。

和尚反驳说：受戒这种小事你都不知道，《老子化胡经》明显就是假的。

接着双方又争论佛是什么。道士回答佛是好人，后来又说佛就是觉悟，觉天觉地觉阴觉阳觉仁觉义觉知觉信，无所不觉，这就是佛的真义。

和尚立刻反驳：你的这种对佛的定义，无非是拿对孔子的定义来套佛，可你们为什么不把孔子当作佛呢？

说到这里，圆福寺长老还和儒士姚枢开起了玩笑，问他道士对佛的定义是不是和儒教差不多，姚枢说是。圆福寺长老说看来道士不光偷佛经，还偷你们儒教，你们要小心看好不要让道士当面偷了。

接下来到了呈现证据的时候，道士们把《老子化胡经》和《史记》一起呈给了忽必烈，作为老子是佛陀的证据。[8]

忽必烈对于《史记》印象深刻，问道士这是什么。道士回答，这是汉地有名的皇帝的书，集成起来作为古今凭证。

这句话惹恼了忽必烈，忽必烈随即问除了汉地之外，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皇帝？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继续问：其他地方皇帝的话是不是也管用？道士只好回答管用。忽必烈反问：为什么其他地方的皇帝都没有记载老子的事情呢？

就在道士们沉默之时，那摩国师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般驴马之人百事不晓！

那摩国师过后，到了吐蕃人八思巴国师出场，他问：老子留下的根本经叫什么？回答是：《道德经》。

八思巴继续提问：《道德经》上有说化胡的事情吗？

回答是：没有。

那么什么上有说？

回答：汉地的《史记》上有说。

八思巴立即举出“西天的《史记》”，频婆娑罗王的记载，说佛是天上天下、十方世界都没有第二个，又怎么能是老子化的呢？

道士对于频婆娑罗的来头不知道，不能反驳，吃了大亏。最终皇帝发现道士们已经无力辩驳，作为裁判的姚枢也乘机宣布佛教获胜。

从辩论的过程来看，道教的失败是注定的。此时的蒙古人从见识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固守中原的道士们。蒙古人去过中亚、俄罗斯和欧洲的边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要大得多，中国的汉地只是世界的一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接触到的学问也是世界性的，知道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伟大的皇帝和国王，也知道中国人的学问是有限的，在工程、数学、财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并不把中国文化过分看重。

但对于中国的道士来说，汉地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学问，只是古代的经验而已，却并不知道蒙古铁蹄下的世界已经骤然扩大，而蒙古人宫廷之中，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学者。当把汉地，特别是道教的那点小学问放在世界学者们的聚光镜下时，那点知识就显得可怜而微不足道了。

不管是八思巴还是那摩国师，他们显然了解蒙古人的看法，所以，更容易用世界性的知识来驳斥道士，他们的辩论完全是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辩论，道士们在防守时，都无法判断对方会从何处攻击。

佛道辩论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一直缺乏成熟的辩论技巧，而佛教专门为辩论准备的因明学却异常发达。道士们开个道场，制个符箓是可以的，但如果上升到思辨层次，则变得极其幼稚，没有章法，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道教失败后，蒙古人下令：第一，归还道教霸占的佛寺数百所。第二，烧毁以《老子化胡经》为首的道经经版。由于经文的雕刻都是雕版的，一旦雕版被毁，很难重新制作。第三，十七位道士被迫剃度，当了和尚。

为了防止这十七位新和尚重新变成道士，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分别安插到寺庙之中，并记入佛籍，时时刻刻看守他们防止开溜。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一批僧人。

蒙古人时期的这三次辩论，虽然表面上看只是蒙古人选择信仰时的争执，实际上却给所谓的中国本土思想敲了警钟。

不管是参与争论的道教，还是没有参与争论的儒教，这些中国本土思想大都是以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即只允许你相信，不许不信，更不许质疑。它们的存在基础是制定教条让人遵守，而无法通过有效的论证和逻辑进行证明。

到了蒙古人时期，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有非本土化的佛教体系，都已经逐渐从信仰时期过渡到了思辨时期，一条理论之所以被相信，是要经过逻辑检验的。这是为什么道教的理论在佛教的攻击下变得体无完肤。

另外，中国思想缺乏抽象的能力，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的脚步，去理解更加思辨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宋儒理学被认为是中国思辨的高峰之一，但理学中的概念如果放在西方经院哲学体系之中，却早已经被讨论了千百遍。

缺乏思辨能力和怀疑精神，只是一味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对人进行束缚，这种方法使得中国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繁荣，却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三教并存的时期，它在政府组织上尽量遵循儒教，那是为了便于管理汉人。但元代的统治者却选择了更加思辨的藏传佛教体系，他们甚至没有选择汉传佛教，实际上，汉传佛教经过唐代的发展已经逐渐放弃了思辨和逻辑，变得和儒教、道教一样更讲究束缚了。

蒙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和他们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有关，在接触这三种宗教之后，很难说中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多少吸引人之处，蒙古人上层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蒙古人之后，明代作为汉传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成了最保守最落后的思想代表。清代虽然统治者采纳了藏传佛教，但和元代一样，为了便于管理，仍然使用儒教原则来治理社会。明清的选择，也注定了中国思想无法走出束缚的怪圈，进入另一个思辨的体系之中。

中国原创思想的落后性从元代开始已经有所表现，并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只是，当时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在意……

[1]鲁不鲁乞的观察参见他的回忆录《鲁不鲁乞东行记》。

[2]《鲁不鲁乞东行记》：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腾格里），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并不遵守它们。另一方面，他赐给我们占卜者（萨满），我们按照他们告诉我们的行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3]现从《丘处机集》中摘两首：（其一）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二）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

[4]见《长春真人西游记》。

[5]以下叙述内容参见《大元至元辩伪录·卷三》。

[6]唐代胡曾《咏史诗·流沙》：“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将徐甲去流沙。”

[7]本表采自《大元至元辩伪录·卷四》。

[8]《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内容，被当作了老子西去化胡的证据：“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