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至30年代，全球民族主义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广阔范围内向普遍化方向迅猛扩展，向多元化层次分化演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由东西方两个部分共同组成。

在西方欧洲，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到20世纪初，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已先后获得独立，但斯拉夫民族西方支系和南方支系的大部分仍未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该地区是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统治殖民和相互角逐的地盘，民族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加上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插手干预，使巴尔干地区成了“欧洲的火药桶，”1912年和1913年因领土争端接连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使欧洲列强之间处于剑拔弯张和势不两立的态势。

1914年8月，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青年刺杀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为导火索，一战爆发。大战使帝国主义列强遭到了两败俱伤的惩罚。四大帝国垮台，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在帝国的废墟出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一系列独立或重建的民族国家。至此，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基本上取得了全面胜利。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19—1939)，欧洲的民族主义由于国情和利益的差异，产生了严重分化和重新组合。英、法等战胜国除了竭力维护和固守原有的民族利益和殖民利益以外，还要紧紧抓住作为战胜国获得的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利益不放。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法西斯，则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而东欧和东南欧众多中小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于国力的薄弱、内部纷争和少数民族问题，是英法与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弱肉强食、角逐争夺的对象，其民族主义深受压抑，为争生存、保独立而苦苦挣扎，成为绥靖与出卖的对象，无法主宰其民族命运。

20世纪初至30年代，亚非拉美的民族主义走过了与欧洲民族主义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以1900年爆发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为发端，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率先发难，奋起反抗，力图挽救民族危亡。伊朗、印度、中国先后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

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无暇他顾，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控制和压制，使后者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有了扩大。

一战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西亚的土耳其，北非的埃及，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墨西哥；有的甚至采取了革命战争的激烈形式，如中国的北伐战争、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埃及的三月起义、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抗美游击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民族主义走过了一条与亚非拉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于沙俄与法国、德国联手干涉，迫使其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而耿耿于怀，认为是“奇耻大辱”。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作为亚洲新兴小国的日本，打败了欧洲陆军强国俄国，作为黄种人竟然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人，当时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激励了亚洲的民族主义。但日本人却得意志形，进而把日本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大和魂”，竭力渲染“大和民族”的殖民精神，大肆对外扩张，还扬言要把亚洲人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东亚新秩序”，妄图独霸亚洲。此后，日本民族主义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挑起了对外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