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许多名臣能将，他们或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或显迹战场于颓靡之势，扭转乾坤；他们崇高的人格、伟大的精神、杰出的贡献、动人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犹如璀璨的明星，熠熠生辉，让无数人铭记。

然而，有一个人，他忍受着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潜心著书，将这些王侯将相的故事，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史记》，是否更应该值得我们铭记？

著《史记》一书，并不是司马迁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毕生的理想，他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及这个理想：“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有这么崇高的理想，和他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

司马迁是西汉龙门人，在汉武帝时期为官，他的父亲司马谈便是西汉时的太史令，才多识广，知天文、晓地理，通古博今，平生以修撰《春秋》之后的历史为志向，司马谈的才气和志气，逐渐的渗透到了司马迁的心中，生根发芽。

司马迁少时便向西汉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等人学习经书，十年乃大成，而后游历天下，考察民俗史料，为写史书做准备。然古之成大事者，必先历经险阻磨难，司马迁似乎也逃不过这个规律，一次正义之举，使他遭遇了难以忍受的耻辱。

在汉武帝时期，曾多次和匈奴发生战争，在一次征讨匈奴的过程中，有一位叫做李陵将领，带着不满5000千的步卒，深入匈奴地区，并且遭遇了匈奴的主力部队。李陵率领军队和匈奴交战十几天，虽然斩首了几千匈奴，但自身的队伍也是油尽灯枯，弹尽粮绝，而援军又迟迟不到。

最后的结果，是李陵投降了匈奴，或许是因为手下千余将士的性命，或者是因为被匈奴俘虏身不由己，无论如何，这个结果都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在之前李陵打胜仗的时候，朝堂文武百官对他皆是一片赞誉之声，但当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传来时，百官则落井下石，极尽诋毁之言。

在汉朝，匈奴人和汉人之间的来往并不因为战争而决裂，双方贸易、通婚者比比皆是，而互相投降也十分常见，匈奴的王子金日磾后来还成为了汉武帝的顾命大臣，因此，只要认清李陵兵败的事实原因，这件事态或许可以大事化小，然而朝堂小人的诋毁，可能会连累李陵的一家老小。

因此，司马迁果断的站了出来，但是司马太史公站出来的时机，和说话的方式并不恰当。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腹地，杀敌过当，扬我国威，可见他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他投降，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这番话在震怒的汉武帝看来，司马迁是在为李陵辩护，并且指责他昏庸，于是汉武帝将李陵全家处死，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宫刑，一件十分耻辱的刑罚，可并不是死罪，且是因言获罪，司马迁完全有活动的空间，因为在汉朝，是可以通过交钱减免罪行的，也就是“赎刑”，这个词在封建时代经常出现，也就说，只要司马迁能够交些钱，就可减免罪责，即使只减免一等，也可避免宫刑。

在中国古代当官，最不缺的可能就是钱了，但是司马迁不一样，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没有钱，虽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也没有钱赎罪，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到：“家贫，财产不足以自赎，亲朋好友也没伸出援手……”从他的语气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对此事的遗憾之意，但是司马迁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并没放弃自己的志向。

在当时社会看来，宫刑是最下等，最耻辱的一种刑罚，司马迁也曾想过一想了之，但是古来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数，《史记》未能表于后世，司马迁更觉遗憾，他暗暗说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他发愤著书，忍辱负重，网罗天下旧闻，考察四海行事，总结历代王朝兴衰规律，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完成了“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司马太史公，不得不让人敬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