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来就盛行佛道二教，信徒中也不乏皇帝们的身影。他们为虔信的宗教写诗写文，这种事本不值得惊讶，然而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听说过，康熙这位赫赫有名的皇帝，还曾为基督教写过诗，甚至一度有信教的想法，基督教差点还成为中国的国教？

事实上，基督教早在唐朝就被传入中国，被称作“景教”。元朝时，逆着蒙古人的步伐，那位著名的马可波罗，便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游历东方的。明朝时，崇祯曾为了生病的儿子，一度还皈依过基督教，很多大臣，如徐光启，都是教徒。在南明面临满清的威胁时，皇帝还曾托澳门的西方商人传话，希望罗马教廷能发起十字军支援自己，只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作罢。

清朝虽然持续了前朝的海禁，但官方层面上还是与洋人们有接触。中华文化以“和”为贵，从顺治时代开始，清朝也放宽了对“洋教”的限制，采取宽容的策略。作为回报，当时的罗马教宗也特意允许中国的教徒们可以祭拜自己的祖先和孔子。而作为文化交流的纽带，利玛窦这个人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正是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解，这才使得教宗同意了这个特殊要求。他还将西方的“天父”翻译成中国传统中本来就有的“上帝”，既让传统知识分子能够接受，也侧面为皇权提供合法支持。

起初，推行并不顺利。康熙的少年时代，朝政完全掌握在鳌拜这个大权臣手中，而他和亲信们全是守旧派。鳌拜驱逐、处死了很多传教士，其中就包括为清朝修订历法的德国神学家汤若望。直到康熙夺回权力，才重新召回了这批人，继续委以重任。

康熙厉行改革，他并不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他也意识到当时西方科技的优越之处。要知道，明朝的神机营和戚家军以擅长使用火器而出名，而早期火器很多是来自缴获倭寇，以及从澳门商人那里购买而来，比如“佛朗机炮”。而这些新武器的起源，当然是欧洲。康熙希望能从他们手中获得新技术，因此不仅主动了解西方文化，甚至一度动念，想要皈依基督教。

传教士们最想看到的就是这样，不仅异教徒的君主信了教，还能让这片土地的所有居民也一起信教。然而，康熙临终前却突然改了主意，不仅打消了想法，还更加严厉地下达了封禁的诏书。难道是康熙突然反悔了？事实上，这是罗马教宗反悔在先。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有很多派系，即便是东正教，以及东方教会都分裂出去了，天主教内部依然有很多派别，传教思想也不一样。利玛窦确实是温和而富有善意，但不代表他的“同伴”们也一样守规矩。他们作为北京和罗马之间沟通的桥梁，促使了新一任的教宗改变主意。

康熙43年，新教宗——克雷芒11世推翻了之前的约定，要求中国不允许祭拜祖先和孔子，还越过世俗皇帝，直接派遣使者来“宣读教谕”，这当然会引起康熙的强烈不满。他先是派人去罗马沟通，结果非但没有作用，这位历史上以无能出名的教宗，蛮横地拒绝了东方皇帝的使节，不仅再次重申禁令，还将对华传教团队从温和派的“耶稣会”，换成了更激进的“多明我会”。

康熙仍然没有放弃，他不顾朝中越发激烈的夺嫡党争，先后6次召见来华的嘉乐主教，希望能挽回关系。然而，诚意换来的越发的骄横。面对嘉乐的强硬态度，康熙也发了脾气，干脆在全国范围内禁教，免得“多事”。虽然罗马后来妥协了，康熙再也没有理会。等到雍正上台后，这位以无情出名的皇帝再次下达禁绝诏书。

东西方文化上，很多时候是不能互相理解的。对中国人来说，你可以拜佛，也可以找个道士算命，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很多神像在佛道两家的寺院都能找到，比如观音和文殊。但对于基督教这个一神教派来说，只有他们的“上帝”才是唯一的神明，别的都是异端和魔鬼，排他性很强。

此外，皇权和神权的关系，东西方更是有天壤之别。在东方，除了极个别“丢人”皇帝，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敢凌驾于朝廷之上，而西方的至尊则是罗马教宗，任何一个国王加冕，都需要主教授予，不然就是不合法，这在东方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皇帝换了几轮，但康熙晚年这份诏书却持续了3代皇帝。直到道光时列强敲开了中国门户，这才无奈撤销了这次长达100年的“基督教禁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