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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是伴随着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人类使用时间最为久远的器物。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阿克苏地区就发掘出了不同时期的陶器，这些陶器反映了古代龟兹地区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更体现了这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域，并在中央集权制的领导下，开启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发展进程。

近日，我们走进新疆阿克苏博物馆，目睹着这些不同时期的陶器，思想穿越千年之外，踏着历史的足迹，探寻古代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印痕……

（单耳墨书“王”字罐）

1、青铜时代的陶器

20世纪90年代，在拜城县多岗墓地、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了同一文化类型的陶器，与和静县察吾乎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相似，主要分为彩陶和黑陶两大类型。这两处墓地出土的陶器均为圜底，底部有烟炙痕迹，器身有赭红色彩绘，图案多为菱格纹、田字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口部有高而上翘的流口，便于倾倒液体。

从考古发掘报告中了解到，我们从这两个墓地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类已属定居状态，否则不会出现上百座墓葬，并且陶器是稳定之后人类才使用的器物，如果是游牧时期，牧民不会随身携带易碎的陶器，这说明人类已有游牧转为定居，然后成为群居的部落，最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个的国家。

听拜城县一些上百岁老人讲，以前周围的山上都生长着松树，山顶覆盖着白雪；最早的时候，拜城这一带湖泊、河流众多，森林密布，土著居民已经学会了捕鱼。墓葬曾出土过类似渔网上面悬挂的坠子，开始考古专家们曾有争议，后来通过验证才证明是远古时期人类捕鱼的器具。

1999年，拜城县多岗墓地出土了单耳带流大彩陶罐、单耳带流胡须纹陶罐、单耳十字纹彩陶钵、单耳菱格纹彩陶罐等陶器，特别是菱形格的图案是龟兹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发现最多，壁画中的佛教故事都绘在彩色菱格内。

关于克孜尔水库墓地的绝对年代，墓葬出土文物以陶器较多，铜、石、骨器较少，存在羊骨等牲畜随葬，说明远古时期牧业的存在；考古专家曾采集了一些墓葬中的朽木标本做了年代测定，初步测出五座墓葬的五个数据，其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类似于多岗和克孜尔墓地的文化遗物，在20世纪50年代的库车县哈拉墩就已经有发现了，而且是非常少见的遗址。1958年，黄文弼先生曾在这里考古发掘，他对该遗址共开十七个探方，分西、北两区。西区距哈拉墩西面20米，开三个探方；北区距哈拉墩北面约30米，开十四个探方。经过勘测，他认为：“北区文化堆积可分为两期：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北区第三、四层堆积；二为唐文化层，即北区一、二层堆积。如果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简称为哈拉墩前期文化，那么唐文化层就简称为哈拉墩晚期文化。”所谓哈拉墩前期文化的彩陶遗存与拜城多岗墓地、克孜尔水库墓地相同。

“每件出土的陶器都带有时代的特征，早期的陶器制品，说明人类已是半牧半农，也已开始有固定的居所，随后部落和国家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陶器作为实物，足够充分反映多种文化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进步。”面对这些馆藏陶器，阿克苏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们。

（单耳十字纹彩陶钵）

2、汉唐时期的陶器

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让龟兹逐渐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阿克苏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陶器多以黑陶为主，这类陶器主要发现于温宿县博孜墩古墓群。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龟兹地区的制陶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陶器以经过淘洗的泥质红陶为主。

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原则上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张骞出使西域就证明这一点，毕竟这是一种官方行为，其实比汉代还早的时期就有内地的商旅及探险家到西域了，那时他们已对西域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只是在汉代逐步奠定了中央对西域的统治，唐代达到高峰，如今这些陶器就能佐证一切。

温宿县博孜墩出土的单耳带流黑陶罐、小黑陶钵等，均属于汉代的陶器，比起拜城多岗、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陶器更加精致、圆润，色彩也更加融合、鲜艳。如单耳带流黑陶罐，夹砂灰褐陶，高13、口径17.3、壁厚0.4厘米，敞口，束颈，单耳带流。这一时期的陶器流口已经变得尖而平直，不同于早期。

在阿克苏博物馆的诸多陶质文物中，最独特的要数新和县通古孜巴西古城出土的唐代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了，虽然对于陶范的定名专家们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器物外壁高浮雕龙马纹图案在全国可是唯一的一件。龙与马的结合再加上鹰的翅膀，可谓将最勇猛的动物特征融为一体，描绘的正是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又有解释，祖先们认为，龙马就是仁马，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它是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

“这件陶器属于夹砂粗灰褐陶，高8、口径20、底径9厘米；敞口，假圈足；器内壁呈黑色，器外壁由上而下，上沿装饰藤草纹，主体纹饰为有翼马首龙身图案，器底为卷草纹；器内壁浅浮雕一人背影，双手高举过头顶，伸着通身长袍，脚蹬尖足靴。它完全是中原文化和华夏民族的象征，说明中央自古以来对西域的统治，不仅有文字上的记载，也有出土的文物来佐证……”讲解员指着这件陶器向我们详细地介绍。

3、历史和爱国教育的生动教材

如今，阿克苏博物馆作为阿克苏地区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历史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地，不仅发挥着育人功能，并在展示阿克苏形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先进文化、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建设精神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是成为宣传阿克苏地区“龟兹”、“多浪”两大历史文化的摇篮。

陶器，作为阿克苏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类型之一，是西域文明的象征，更是人类文明的飞跃，其作用、意义及纹饰艺术对研究新疆本土文化和东西文化的融合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想象，远古时期的人类在使用着陶器生活用具时，是否知道他们的制造和发明对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历史的发展和延续又到何种程度？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佐证，陶器对于新疆的发展和中国的统一都赋予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陶器浓缩着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物，就是用历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在我们现代人中牢固树立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思想，增强爱国主义精神……”说起陶器的价值和意义，阿克苏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唐霞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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