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的中产阶级：重装步兵阶层是如何产生的？|163

古希腊重装步兵这一概念从广义上来说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军事层面来说，重装步兵体制指的是以装备头盔、胸甲、大盾等全套防具，使用长矛、佩剑等近距离格斗兵器，并以符合其装备特色的军事战术进行作战的徒步士兵为核心构建的军事作战体制；从政治经济层面来说，重装步兵阶层是古希腊城邦时代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作为古希腊城邦的中产阶级，在城邦内部有着较大的政治发言权，同时也自出经费购置重装步兵装备以保卫城邦。

这两个层面的内涵相互依存：重装步兵体制作为保卫城邦的主要军事力量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重装步兵阶层在城邦内部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这一阶层的经济实力又为其军事耗费提供了经济支持。重装步兵军事体制于公元前7世纪，也就是古希腊的古风时代，最终形成。

克里特岛上很早就出现了重装步兵所使用的甲胄，而最早形成重装步兵军事体制的希腊城邦很可能是老牌强国阿尔戈斯，而第一次重装步兵体制军队之间的战争则为公元前669年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胡西亚之战。根据出土文物绘画的描绘，公元前650年左右，重装步兵的装备和战术方式已经相当完善。

一、东方因素对古希腊重装步兵体制形成的影响

古希腊文明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之中，受到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区的极大影响。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出现的两大文明，在古希腊文明萌芽时便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通过小亚细亚地区这一桥梁，凭借殖民、贸易、旅行甚至劫掠、战争的形式，古希腊以东地区的早期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产生、发展施以了巨大影响，古希腊的文字、艺术、宗教、神话以及自然科学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东方文明的因素。

学者奥斯温默里在《早期希腊》一书中认为“与近东的接触，给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那一个世纪的希腊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变化。”他将其称之为“东方化时代”。鉴于东部地区文明使古希腊社会产生的巨大变化，不少学者和历史学家认为在古希腊重装步兵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也受到了东部文明的影响。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这个问题上曾明确表示，古希腊人从卡里亚人那里学会了三件事情“把羽冠套到头盗上面”，“把纹章加到盾牌上面”，“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这三件事情明显与重装步兵的军事装备密切相关。在战术层面，一块苏美尔人纪念碑碎片的描绘上面，可以看到装备着矛、弓、皮盗以及可以遮盖全身的正方形防盾的士兵组成的纵深6人的方阵。

从时间上来看，默里提出的“东方化时代”位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之间，也正好与重装步兵体制最终形成的公元前7世纪左右重合。尽管如此，在取得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对近东、两河文明因素对古希腊重装步兵体制的影响做过高的估计。

希罗多德所提到的“羽冠”和“纹章”主要是装备的装饰品，在实战中不起直接作用，也不具备重装步兵装备的特色；而苏美尔纪念碑残片描述的方阵也与重装步兵方阵有着本质的不同，苏美尔士兵装备有作为投射兵器的弓，其作战形式必然与以格斗兵器为主的古希腊重装步兵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所谓的“方阵”可能仅仅是在表现士兵的行军阵型或者阅兵队列，即使是一种作战阵型，装备投射兵器的苏美尔士兵也不可能采取重装步兵“方阵冲击”的作战方式。至于“东方化时代”与重装步兵体制形成时间的重合，也不能证明二者的必然联系，因为这一时段本身就是古希腊社会迅速发展的时间。

此外，埃及王朝曾“大量雇佣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将希腊重装步兵为主力的雇佣军作为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斯人也长期雇佣希腊人作为重装步兵军队参与其军事体制，发动叛乱的小居鲁士就雇佣了一万一千人的希腊重装步兵。

埃及和波斯雇佣重装步兵的例子从侧面证明了，在近东和两河地区，并没有出现像古希腊那样成熟的重装步兵体制。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可能从未大规模的采用向古希腊重装步兵那样的金属甲冑。

因此，可以肯定近东乃至两河地区的文明对古希腊重装步兵体制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不能认定这种影响是重装步兵体制的形成的决定性的因素，也不能说，古希腊人构建重装步兵体制的构想来源于东方。

二、荷马时代军事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重装步兵体制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古风时代，作为一种军事制度，要考察其来源，必先追溯古风时代之前的军事制度。

公元前1200年爱琴文明结束后，古希腊历史发展暂时进入了无文字时代，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希腊受到外族入侵，文明倒退，故将这一时期称为“黑暗时代”。近来学者研究认为，“黑暗时代”的说法“不能得到充分的历史证据支撑”，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希腊文明整体仍在稳步发展，因而提倡采用“英雄时代”的说法，由于这一时期产生了古希腊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口述史诗《荷马史诗》，故也可将其称之为荷马时代。

《荷马史诗》是一部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吟游诗人在长期的传唱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其中不可避免的带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最典型的即是不同时代的事物被糅合到了一个时空中去。但通过对其创作年代的考证，以及其中反复出现的事物、词语的分析，仍然可以对荷马时代军事形制作出一个基本的分析。

《荷马史诗》中大量出现了英雄与英雄之间决斗的场面。从史诗中可以得出，当时的英雄主要的军事装备基本包括头盗、胸甲、腔甲、盾牌、佩剑以及一支用于投掷的长矛和一支用于格斗的长矛。从其军事装备来看，已经与古风时代形成的重装步兵的军事装备相差无几。

英雄之间的决斗方式一般是先投射长矛，如果长矛不能解决对手，再进行近距离的格斗；这种决斗的重要性肯定被诗人进行了文学的美化，普通士兵之间的战斗同样重要。荷马时代的普通士兵，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装备全套的防具和武器，其作战方式也基本使用比较宽松的阵型，这才可能产生《荷马史诗》中英雄在战阵之间自如穿梭的场景。同时，也不能排除方阵雏形己经出现的可能性，老将涅斯托尔曾“把他的战车部队摆在前排，步兵放在战车之后，将不那么勇敢的士兵夹在他们中间，组成了类似古典时代方阵那样的阵型。”《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战斗应该是“英雄式战士们固定的独立决斗和密集队形的群体战斗的合成。”

虽然不能就此判定，荷马时代重装步兵体制已经形成，但是可以发现，重装步兵体制中的很多因素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虽然由于经济因素而无法普及，但作为重装步兵的标志性装备的全套防具已经成型；方阵的雏形有可能已经出现。

如果“黑暗时代”不存在、古希腊文明基本呈现延续发展的论断成立的话，就可以认定：荷马时代的军事传统必然延续到了古风时代。

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荷马时代与古风时代的军事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

其一，在物质装备方面，即使到了公元前世纪，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战术已经成型的时候，士兵们似乎仍有携带两支长矛的习惯，其中一支用于投掷。投掷用的长矛显然不适合于方阵作战，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理解成荷马时代军事装备习惯的延续。此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荷马时代的甲胄与之后的希腊甲胄存在相当程度的传承关系。

其二，《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英雄们的勇敢气质和追求荣誉的精神在重装步兵体制中仍然占据中重要地位，是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

荷马时代创作的《荷马史诗》在古风时代甚至古典时代都能够感染希腊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其中描写的场景和精神能够与古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产生共鸣，这在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荷马时代的军事传统对于古风时代重装步兵体制的最终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三、古希腊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全套的重装步兵装备包括头蓝、胸甲、腔甲、大盾等防具以及长矛、佩剑等武器，需要耗费大量金属；此外，装备的锻造加工也必然会产生相当的附加值，因此，重装步兵的全套装备价值昂贵。

在荷马时代，类似重装步兵的全套装备只有贵族能够负担的起，普通士兵根本不可能承担如此的耗费，但随着古希腊社会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使城邦中的部分公民也能承担重装步兵的装备费用。

“首先推动爱琴海之外更广大地区活动的肯定是贵族”，其动因除了对奢侈品的追求外，也是为了金属，“特别是用于制造日益复杂的武器和盗甲的原铁。”这也是荷马时代贵族能够装备起类似重装步兵的全套防具的原因。

但随着腓尼基人等精通海洋贸易的民族的介入，希腊的物质和财富流通必然增加和增快，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人航海和贸易技术的进步。随着贸易和殖民运动的发展，希腊人建立了方便与东方接触的永久性贸易据点，这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世界与东方的物质文化交流。

贸易和殖民运动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流入希腊世界金属量的大幅度增加，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引起的结果自然是金属制品的降价。其二，与东方民族的交流，也会带来包括冶铁、锻造技术的进步，使金属制品的制作成本降低。其三，贸易的发展和财富的流通，必然会使一部分城邦公民富裕起来。

综合而言，一方面金属盗甲的费用降低，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民的财富增加，这就使得原本只有贵族能够装备得起的全套防具转变为相当一部分普通公民也能负担得起。

公元前900年以后的古希腊武士的墓穴中，陪葬的铁制矛头已经增长到两到三支，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了铁质武器的普及和数量的扩大。最终，贵族的英雄式的装备逐渐转变成了公民的重装步兵装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层面的变革必然导致政治层面的变动。能够负担得起重装步兵装备公民一般拥有5—10英亩的土地，具备一定的财富，其越来越强的军事力量促使其渴望得到更多的政治权益，这部分人形成重装步兵阶层，约占城邦人口的30%—40%，并与传统的贵族势力产生对立。

古希腊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产生的一个后果便是普通城邦公民整体实力的增加，从而有更多的公民站在重装步兵阶层的阵营里反对贵族阶层。这一时期的希腊城邦中两种政治现象反复出现：僭主政治和政治改革，而这两种政治现象的结果都是打击了传统贵族实力。

“僭主政治通常都是作为贵族政治的对立面出现的。”一方面依靠平民力量，在其成功政变后进而打击贵族，并提高平民地位和生活水平。托名于来库古的斯巴达改革，其核心便是建立并固定一个职业化的重装步兵阶层并通过其力量来壮大斯巴达；梭伦进行的政治改革将雅典公民按财富收入划分为四个等级，便是从制度的层面确保了包括重装步兵阶层在内的平民的政治权利，从事实上提高其政治地位。

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一方面打击了贵族，另一方面提升了平民的地位，而作为富裕公民的重装步兵阶层在这些运动中显然是受益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