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君为姬姓韩氏，是晋国大夫韩武子（晋武公叔父）的后代。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在晋阳之战中灭掉知伯荀瑶，其后三家瓜分晋地。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诸侯，韩国建立，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迁都新郑（今河南郑州）。

虽然韩国兼并了郑国的大部分地盘，但由于地处黄河中游地区，东部和北部都被强大的魏国包围，西有秦国的虎视眈眈，南有楚国的摩拳擦掌，地盘很小的东周（洛阳）又是一块鸡肋，因此它只有极少的发展空间，加上本国的国土面积又是战国七雄里面最小的，故其屡遭周边大国的欺负。

虽说韩国的战略形势比较糟糕，但求生也是任何一个政权组织的本能，在韩国的历史上，其一直都擅长运用纵横捭阖之术来左右腾挪，故而每当有周边的大国要欺负它的时候，它也总能找到另一个大哥来罩着自己。

纵其战国之世，韩国国势最强的时候要数韩昭侯在位之时。韩昭侯，亦称韩釐侯、韩昭釐侯等，姬姓，韩氏，名武，是韩懿侯（一作韩共侯、韩庄侯）之子。韩懿侯十二年（公元前363年），韩懿侯去世，韩武即位，是为韩昭侯。

韩昭侯即位之初，小日子一点都不好过，其时韩国的政治生态比较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

韩昭侯元年（公元前362年），秦军在西山打败韩军。

韩昭侯二年（公元前361年），宋国攻占韩国的黄池。由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了战国第一代的霸主，而此时的魏惠王已经改变了魏文侯制定的三晋合体的基本战略，意图一统三晋，这本来对魏国来说是一个很弱智的决策，但体质更弱的韩国却是这个弱智决策的最大的受害者。同年，魏国攻占了韩国的朱邑。

韩昭侯六年（公元前357年），屡遭周边大国欺负韩昭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派兵以下犯上地攻打了东周，并占领了东周的陵观、邢丘。

韩昭侯九年（公元前354年），已经对韩国看不顺眼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在大兵压境的严重局面侠，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一位小官申不害不失时机地跳出来献计。这位小官叫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公元前375年（韩哀侯二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由于他的故国郑国乃法家的故乡之一，子产、邓析都出于郑国，申不害后来成为了比他们更有名的法家人物。

申不害当时就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解释说：“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

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那个喜欢自高自大的魏惠王，并向他表示敬畏之意。肤浅的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他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因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了韩昭侯的重要谋臣。

公元前353年，爱动刀兵的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拿主意。由于这是一件涉及到国家外交战略问题的重大决策，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的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装作凝重地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

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忽悠国内最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其各自对是否出兵救赵问题的意见，自己则在旁边观察揣摩韩昭侯对这些意见的态度，从而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申不害经过一番的盘算后，再进谏说应当如何如何。韩昭侯对此建议果然十分欣赏，便依计行事。

经过这次重大决策的过程，韩昭侯对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才能及其独到的见解十分欣赏，认为这位“郑之贱臣”是个难得的治国人才，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著名的韩非子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千古名言，估计就是有感于申不害的际遇而发的。

事实上，韩昭侯并没有看错人，这申不害身上确实是有几把刷子的。日后到了三国时代，诸葛亮曾为蜀汉太子刘禅亲笔抄写了四部书籍供他学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申子》，申子就是申不害。这部书后来在刘备留给刘禅的遗嘱中再次被提及。《三国志》在评价曹操时也说他“揽申、商之法术”，这里的“申”指的也是申不害。不过，申不害所著的《申子》一书现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其他的相关史书当中钩沉出一鳞半爪来。

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君主操纵臣下的策略与技巧，以及那些声色不露而能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能切中肯綮的神机妙算。其二重“法”，以秦国的商鞅为宗，主张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赵人慎到为宗，主张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君主手里，以便营造出一种能够全面压制臣下威势。

虽说各有侧重，但其实申不害的学术思想与慎到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了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们都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而他们的这些哲学观点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观点。

以下就是对申不害的政治思想的一些概括和归纳：

首先，谈一下申不害对“势”的理解和认识。

俗语说：“狐假虎威”。如果说韩昭侯是一只老虎，那么申不害就是老虎身边的那只狐狸。所谓的“势”，指的就是老虎的威风，说得更专业一点，就是指国君这个政治超然者所能够把持的一系列权势，包括至高无上的权位、势力与统制力。申不害认为，国君的“势”是实行术治的基本条件，唯有国君处“势”，才能“操契以责其名”，依法用使用刑名之术，让术治发挥其作用，并让国君收到术治的最高政治实效。

正如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申不害特别重视国君政权的正当性，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顾名思义，就是要名实相符。在群雄争霸、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面前，孔子希望重建周王朝之社会秩序，因而提出了“正名”的概念，意思是要正其位，谋其事，明其身份，知其责任。若是大家都不顾名分、越俎代庖，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瓦解；倘若正了国君之名，也就确保国君的政权有了正当性，国君的“势”必然有了正当性。

申不害似乎是默认以儒家的那种圣王作为政权正当性的准绳的，在这种以君主为神的言论下，只要是臣，不论有何特殊本领，都得对君主俯首帖耳地为他卖命。

申不害在吸收了孔子的“正名”主张的基础上，还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还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各级的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再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认为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权势的体现。

虽然申不害刻意想办法提高君主的权威，但是又不敢提出任何能够制约君主的方法，只是提醒君主在发号施令的时候要慎之又慎的。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与荀子和墨子一样，在先天上就存在着比较致命的负面因素。

其次，谈一下申不害对“法”的概括和运用。

“法”是法家思想的基本要素之一，正如其他的法家人物，就算是以“术”治著称的申不害，也不得不把“法”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太平御览》卷六三八：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这说明他认为“法”的作用是让群臣心意合一，而“法”只有做到犹如权衡称重那样的客观和公平，才能起到这个作用。

对于作为客观标准和公平原则的“法”，申不害认为其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尊君的工具；二是利用法的赏罚功能，以行刑名之术，确保术治所得到的政治效益归属于国君。

申不害认为，君主之所以尊，全在于法令。在法令之外，君主便无尊可言，只有国君能够掌握法令，才能让法令得到切实的执行，而要达到尊君的效果以及刑名之术的效用，又全在于在法令上所赋予的赏罚二项权柄。只要人君能够操纵赏罚二柄，事合于其名就打赏给他，事不合于其名就惩罚于他，则一切统御群臣的君术也能够实行了。

申不害认为，在“法”的面前应尊卑平等，有功则给予奖赏，有才能则授予官职，丝毫不应徇私情。“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申不害还认为“法”应该公布于众且不能经常变更。法令如仅限于一小撮人知道，不能遍布于境内百姓，而且经常变更，则人民必然不知何所适从，而不能安乐其法。

尽管申不害重法，但他主持的情非得已的双轨制变法存在着很多可以酌情的漏洞，没能像商鞅变法那样建立起全面而深刻的法治体系，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以致韩非批评：“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

最后，谈一下申不害对“术”的发展与创新。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使用的，并非刻意找法律的漏洞。申不害既然出身于低贱的小吏，必然对实际操作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操作伎俩了然于胸，因此对于“术”的运作尤有心得，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擅长“术”而偏废“势”与“法”的意思。韩非自称兼容并蓄，集法家之大成，他为了推销自己的思想，难免要打击一下同行以抬高自己。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君臣互猜、君臣互忌甚至臣下弑君现象，这是由于当时异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当时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身边的大臣。申不害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申子·大体》）

申不害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要相信所有的大臣。要“操杀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而具体工作则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躬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使用“术治”

《韩非子·定法》对术治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即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他相应的官职，要让他名实相符。用自己手中的生杀大权，考察臣子的才能，申不害认为君主要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

申不害的“术”大致可分成两类：

（一）能够摆在台面上使用的技术性的“阳术”

所谓“阳术”，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

申不害认为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恭亲而劳役身心。《申子·大体》曰：“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事之主。君守其道也，官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事也。”为此，就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管治群臣，这就是申不害赖以成名的刑名之术。刘向把申子的刑名解释为“以名责实”

申不害的“刑名之术”就是一套以“法”作为基础，由君主向臣下赋予法定的责任和职权，使之有规可循地遵从君主的规范，从而使君主可以从具体的事务当中解放出来的一种管治手段。

申不害认为君主应“因能而授官”，就是必须根据官吏的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够胜任该项职务的实际能力（实），管司法的就要懂司法，管军事的就要擅长用兵打仗，管经济的就要懂经济和有经营才能，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只有如此授官，受任之人才能称职，而亦无冗官庸官的出现。申不害的这种观点是对世卿世禄制的直接否定。

申不害认为，对一个官吏的任用，要先考查他是不是名副其实地为百姓办实事，以及他是不是称职，言行是不是一致，对君主是不是忠诚。经过认真考查后，再根据了解的实际情况决定任免。如此，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员遴选和考评机制，对官员的任用、监督和考核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控。

申不害主张“分职任官”，也就是“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每个官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越权。这样，君主就可以凭藉其与身固有的“势”及有赏罚作用的“法”，督察群臣各为其分内之职务，最终全归於君主所统摄，如众辐之归聚于毂，如此则君不为臣所专擅而明蔽听塞。

申不害还强调：“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即各级官吏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凡不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出来。这种规定虽然对防止臣下篡权有一定作用，但势必令国君不能全面地了解下面的意见，负面的作用也很大。

不过，聪明如申不害者也并非不知道其中的不妥，他之所以如此说，实是逼于韩国当时特殊的政治因素：这是一个“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新旧政治交替的过渡时期，加以人臣皆挟自利之心，最容易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法令以专擅君主；而君主处在这种混乱时期也最容易为臣下所专擅，其严重后果是“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命，有其民而取其国”。

申不害因此要各人严守自己的职责，杜绝臣下在自己职分之外，为自利而眩惑君主，从而达到专擅君主的目的。在韩国长大的韩非子并非不知道申不害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但仍对他的做法做出种种的批评，也不排除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总的来说，申不害所主张的君主的“阳术”就是“课群臣之能”，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君主遇事要“示弱”，就是不轻易表态拿主意，顶多问一句：“为之奈何？”但当决断的时候，必须独断专行，牢牢掌握权力；君主甚至不表现自己的好恶爱憎，但必须“操杀生之柄”，掌握生杀大权，要防止臣下篡权夺位，要令臣下绝对服从。

（二）高度艺术性的“阴术”

申不害认为，作为君王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的加持。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轮流做，今日到我家。”君主要集权，某些权臣、重臣也会想揽权、篡权。因此，防止某些权臣专权、揽权，甚至篡权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这就要求国君善于驾驭臣下，及时感知臣下的问题和阴谋，却不能让臣下能够轻易地猜测到自己的心意。

不过，申不害所首倡的那种“阴术”显得非常的玄妙而高深，远非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更不用说是掌握了。

申不害是以“无为”、“因”和“无事”，作为其“阴术”的根本。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仔细地体会其中的奥义，只能不厌其详地全部翻译《吕氏春秋·任数篇》所引用的《申子》的内容：

“耳朵、眼睛、智力、心机，原本就不可以用来依赖，只有掌握好规律、按照其原理办事才可以行得通。韩昭釐侯去看自己用来祭祀宗庙的畜牲，其中有只猪很细小瘦弱，韩昭釐侯就命令官吏去换一只回来，那个官吏拿了那只猪转了个圈就走回来了，韩昭釐侯问：“这只猪不就是刚才的那只猪吗？”官吏没有说话。韩昭釐侯就命令人治他的罪。随从的人问：‘君王根据什么知道这一点的呢？’韩昭釐侯回答说：‘我凭那头猪的耳朵知道的。’

申不害听说了这件事，就大发感慨：“为什么会知道他是聋的呢？是看他的耳朵这么的聪敏！为什么会知道他是盲的呢？是凭他眼睛这么的明亮！为什么会知道他有发狂的症状？是因为他说的话很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听不见，耳朵就聪敏；去掉视觉，什么都看不到，眼睛就明亮；排除想法，什么都不知道，心中就公允。去掉耳朵、眼睛和心这三样东西都不使用，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三样东西都用上了，反而就会使国家大乱。

这说明耳朵、眼睛、心智都不可以用来依赖。耳朵、眼睛、心智所能知道的知识很狭隘，所能听到的看法很肤浅。凭着浅薄狭隘的知识在天下闯荡、安定特别的风俗、治理百万的黎民，这样的说法本来就行不通。十里的距离，耳朵就听不见了；在围墙之外的地方，眼睛就看不见了；在三亩地那么大的宫室里的那么多的人，就难以知道互相的心意……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可以不明白这番道理。太平盛世或昏喑乱世，安定或危殆，生存还是灭亡，办法和途径本来就只有一个。所以要达到睿智就要抛弃聪明，要达到仁德就要舍弃仁德，不说话不思考，平静地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就马上和应，心里空闲着的人就会胜利。凡应变的方法是要清净、公允、简单，从开始到结束都应这样。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没有倡导，反而有人和应；没有领先，反而有人追随。

古代的帝王，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少，他们所倚仗的却很多。倚仗，是君主治国的方法；执行，是下臣做事的义务。有些事做起来就很令人困扰，让别人去干就可以使自己获得冷静。藉着冬天就能得到寒冷，藉着夏天就能得到暑热，君王需要做什么呢？所以说，做君王的方法是什么都不用去知道，什么都不用去干，这要比去了解和埋头苦干要贤明得多，那么，就能够有所得了。”

按照我们凡人的生活经验，不看、不听、不去思想却能得到真知的话，这脑洞就开得太大了！是不是要通过“开天眼”而进入量子纠缠的状态？或者是通过进入超验冥想的状态而进入更高维度的世界？不得而知。至于主攻黄老之学的申不害是否另有蹊径去修炼这门独家绝活，也因为《申子》的失传而成为了疑问。

申不害也说过君主要“独视”、“独听”、“独断”。《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所谓“独视”，是于人所不见处视，“独听”是于人所不听处听，“独断”即是在不受臣下左右、影响，以人主自己冷静之头脑判断事情。这都是些高妙的智虑应用，与之相比，马基雅弗利的那些君主术就弱爆了。

申不害之所以主张君主不要表现出耳、目、心智等活动，也有一种可能是他认为那些高智商的大臣们为了窥探君主的心意而无所不用其极，人主若不顾人的耳、目和心智功能的有限，而把这些智虑活动表现出来，那么其臣下就会有各种办法和手段防备之、隐避之、迷惑之、和应之，君主稍微不慎，即为臣下所欺骗、利用，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

申不害认为君主建立—种高深莫测的氛围，不管君主怎样想，也绝对不能为臣下所窥知。而为了掩饰这个不可告人的用意，所以申不害故意用令人难以理解的“去听”、“去视”、“去智”去表述。《申子·大体》所说的“善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设於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示天下无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若单就君主来说，由于本身无知无为，而一切治务又均由臣下所任，所以能保有冷静之头脑，这即是《申子·大体》所说的“静”。当人君有了冷静的头脑后，臣下也因为君主的无知无为而无从伪饰，君主处于权位之上，遂能细察臣下各种情实，“静以待时、时至而应”。若有任何变故，君主因知悉情实，即能应付裕如。

不管这种神乎其神的直觉和特异功能有没有人能够真正训练出来，至少这种“阴术”存在着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这种神技就算是能够应验在个别君王的身上，也无法推而广之以及世代相传，而且还要有一个非常称职的宰相的与之配合。明朝的嘉靖皇帝就很有这种超能力，但还是不得不用奸臣严嵩来替他理政，这也说明了这种“阴术”在使用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以之作为治国的法宝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情。

总而言之，虽然申不害的“阴术”太过神秘而难以让人窥测和探究，但是他的“阳术”非常具有现实意思。冯仑曾经说过，老板要做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就是“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而申不害的“阳术”让冯仑的这个设想成为了可能，但是他自己却找不到申不害这样的总经理，所以，他才要“学习万科好榜样”。

若不是韩昭侯，无论申不害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想法都是白费蜡的，但幸运的是，韩昭侯对他的支持也不下于秦孝公对商鞅的支持。当时韩国有段氏、公厘氏、侠氏等三大强族，他们挟封地以自重，给韩国造成了尾大不掉之势。申不害担任相国后首先拿他们开刀，他派人推毁其城堡，取消了他们的一些特权，将其府库财富充盈到国库中，这不但消除了国家的政治隐患，也稳固了韩国政府的经济实力。

当这件事完成后，申不害按照“刑名”的思想大力整顿官吏队伍，重点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奖惩和监督，使国家的行政效率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的私家亲兵收编进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幅提升。

脑洞爆裂：

1、要是韩昭侯早于申不害去世，那么申不害会象吴起和商鞅那样不得善终吗？

2、为什么曾经得到过诸葛亮极力推荐的《申子》最终失传了，而被历代儒家痛批不已的《商君书》却能神奇地流传后世？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脑洞大开五千年（75）